李村编*的《政学先生》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的“文人政治”视野，这部随笔集评述民国时期的政学名人，虽内容分散，涉及人物众多，但有一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探究政学关系。书中谈及的诸多往事一度尘封，作者广征博引，以缜密的判断和功力深厚的笔触，抽丝剥茧，层层梳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让那些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见。
本书简介：
李村编*的《政学先生》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的“文人政治”视野，颇具敏锐之问题意识。这部随笔集中的二十五篇文章有些谈“政先生”，有些谈“学先生”，*多是谈“政学先生”，在丰富、细致的史料支撑的基础之上，强调了知识人在社会流变中的独立性，书中也不乏对试图参与政治的知识人两难困境的分析、讽喻、批评和一定的同情理解。其中谈胡适的文章依然不少，但主要聚焦于他离开大陆后的经历，也是作者对胡适问题的总结。
作者简介：
李村，本名辛晓征，文学评论家。1982年起，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万字，*有《光荣与颓唐》、《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第二卷)、《前人后事》、《世风士像——民国学人从政记》。
目录：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再谈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王世杰与北大派
王世杰的自白
胡适的“双重身份”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晚年的困境：胡适与雷震
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奇人龚德柏
学人王梵生
左舜生的另一面
一世书生常乃惠
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
背信弃义的张君劢
失望的罗隆基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再谈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王世杰与北大派
王世杰的自白
胡适的“双重身份”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晚年的困境：胡适与雷震
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奇人龚德柏
学人王梵生
左舜生的另一面
一世书生常乃惠
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
背信弃义的张君劢
失望的罗隆基
钱端升的转变
蔡元培的“治术”
胡适与傅斯年
顾颉刚与童书业
夏承焘与任铭善
龚德柏与王梵生
从中央政校看“党化教育”的失败
《中苏友好条约》与金圆券
谁愚弄了蒋介石
再说早期留美学生之“兄弟会”
后记王世杰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留学英、法，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翌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3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4月经胡适(另说为顾孟余)举荐，出任汪精卫政府教育部长。不料抗战爆发后，他刚刚结束各大学的内迁工作，开始对战时教育实施规划与调整，1937年12月行政院改组，他竟遭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被解除了教育部长职务。
他这次被解除职务，显然是从政道路上的严重挫折。然而挫折也带来了机遇。次年5月，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又接替朱家骅的职位，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从此很快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上的核心幕僚。不久，又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干事长，在政学系中举足轻重。
军委会参事室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熊式辉规划设立的，下设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四个小组，其中以外交为首要。名义上是“最高幕僚组织”，号称“智囊团”，实际上只是一个清议机构，地位尊而不要。参事的工作只是“沟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平时连按时办公都不用。他以一介书生，凭借一职清要的地位，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主要是靠心思细密，了解国际形势，熟悉欧洲的政治与政情。以张忠绂的说法，王世杰“虽非素习国际外交者”，但是自执掌参事室后，经常“不耻下问”，“就他所知的情报”与下属商量讨论，不久便进入角色，对国际形势有了深入了解，可以就时局变化随时向蒋介石提供意见，纠正蒋介石在对外发言上的不当。1942年10月，顾维钧在回国述职时，拜访了所有中枢政要，发现王世杰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胜过其他政府首脑”。1940年以后，蒋介石对外发言的文稿，大部分都是由王世杰起草的。
从《王世杰日记》中看，他早在任教育部长时，便关心政府的外交事务，对外交部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外交部头脑僵化，不知进取，“对于一切问题，均缺乏准备，其行动均缺乏自动精神”。，因循守旧于北洋政府时代，经常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发生争执。据王宠惠说，他做外交部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来自“最高当局”，而是“来自于王世杰”。在每周的外交例会上，他每次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一定要遭到王世杰的评论与批评”。后来甚至发展到“外交部处理的任何一项问题”，王世杰都看不顺眼，“都要向委员长提出建议”。因此当王世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介入政府的外交事务后，政府的外交路线也发生变化，逐渐脱离了“职业外交”的轨道，出现“学者外交”的倾向。
这种所谓“学者化”的外交，首先表现在用人上。
王世杰认为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外交上之所以屡屡失败，割地赔款，受尽了屈辱，主要是外交人才严重落后，从事外交事务者，不是“媚外”便是“昧外”；这种状况延续下来，使外交部现任官员和驻外使节中，除了郭泰祺和顾维钧之外，“思想细密者甚少”，很难积极进取，使外交局面有所改观。这也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长期缺乏了解，以至于在西安事变之前，美国一直认为蒋介石只是一般的军阀，中美关系也始终较为疏远。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便一再介入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推荐人才。当时他最看重的外交人才，有胡适、郭泰祺、周鲠生、钱端升、罗家伦、杭立武等人。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杭立武担任对英外交联络人，他都起了关键作用。
依照钱昌照的说法，蒋介石派胡适去英、美“做国际宣传”，主要是为了保全胡适的名誉，免遭孙科、居正等人的挞伐，但是1938年7月，王正廷因为在对美借款上遭人欺诈，“耗费巨款，毫无成效”，遭到了国内各方的指责，王世杰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周鲠生，在“向蒋介石提供外交方略时”“力言关于对美外交，应调整使节”，建议由胡适接任驻美大使。理由是，今天的外交官已经与以往不同，不再需要那种擅于辞令、虚与委蛇的宫廷式人物，经过民主政治的洗礼，20世纪的外交家应当平易近人、受当地人民爱戴，所以最好由知名学者担任，而胡适“正是这种理想人物”。为了让胡适顺利接任驻美大使，他还几次请陈布雷出面，要蒋介石催促孔祥熙，将王正廷“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将“胡适使美一事在一星期内发表”。同时草拟了一份节略，“规划对美外交工作”，准备请蒋介石阅后，“交由外交部电达新任美使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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