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
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后记
父亲逝世后，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我，要求我讲讲有关父亲的故事。
我却迟迟没有动笔。我一岁多离开父亲，十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又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国防科技战线工作。几十年中，与父亲聚少离多。
我担心自己对父亲了解不够、理解不够，有负同志们的期望和重托。
父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我总觉得父亲并没有离去，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当我来到国防科研试验基地，当我来到科研院所，当我来到晋察冀革命老区，当我来到故乡重庆江津，从科技战线老一辈领导者、科学家的回忆中，从广大指战员的怀念中，从老区乡亲们的讲述中，从故乡父老的思念中，总能听到父亲那么多的事迹，总能听到人们那么亲切地说起“聂帅”、“聂总”……记得父亲逝世前对我说：“你的童年受了许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三年后的1995年，母亲也逝世了。
在绵绵不断的缅怀和思念中，我终于下定决心，讲讲父亲的故事。
这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责任。
作为女儿，他是我亲爱的爸爸；作为军人，他是我敬爱的元帅；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是我尊敬的领导者。父亲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属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属于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属于我们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部队官兵。
于是，从2002年寻访晋察冀老区开始，我着手对父亲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全面收集和整理。
是回忆，是怀念，是寻找，是发现，在一次次的采访、座谈中，在一次次的阅读、思考中，父亲的足迹越来越清晰，父亲的形象越来越亲切。
我想说，父亲是一座山，无论从哪个角度走近，都能发现美好的风景；我想说，父亲是一本书，无论从哪一页阅读，都能受到启迪和激励；我想说，父亲是一双明澈的眼睛，无论走多远的路，他都在深情地注视着你、祝福着你；我更想说，父亲就是父亲。他是一个厚道的人、高尚的人……如果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传达给读者朋友们，那将是我极大的欣慰。
谨以此书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献给我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母亲诞辰100周年。
父亲的一生波澜壮阔、丰富多彩，我在这本书中讲的只是自己经历和后来了解的故事。限于篇幅，还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前辈、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李继耐、陈炳德和迟万春同志对于我写作本书的热情鼓励；感谢总装备部政治部和北京军区政治部的领导同志给予的积极支持；感谢我的爱人丁衡高同志，他对本书的写作一直热情支持，全力帮助；感谢原聂帅办公室、聂帅传记组工作人员周均伦、陈克勤、王红云同志，他们帮助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感谢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同志和聂勋材、周继强等同志，他们认真审稿，核实史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感谢总装备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和常红同志，他们积极协调、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感谢作家彭继超、陶纯同志，为资料和文字的整理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协助我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感谢所有为本书的写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
本书简介：
本书是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为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此外本书还展现了聂帅作为一个体贴爱人的丈夫、牵挂女儿的慈父、疼爱孙女的祖父的普通人的情感侧面，充分展示了他开国元勋、科技主帅、厚道长者的形象。
聂帅的许多故事，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许多新鲜的内容，譬如他早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岁月；与林彪的数度合作；以及建国前后担任北京市市长；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主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谈判；在决策与领导“两弹一星”中的重大贡献；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以及他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密切交往等等，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披露，丰富了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聂帅、认识聂帅，而这也是本书的亮点。
本书求真尚实，经过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广泛的搜集资料，大量采访事件的当事人，还原了历史及人物的真实性。鲜活感人的细节、震撼人心的场面，层出不穷，为本书增添了极大感染力。
本书还收入聂帅及家人照片九十多幅，其中不少系首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聂力，汉族，重庆江津市人，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参加工作，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原人大常委、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将。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程组组长；1965年任七机部十三所仪器室主任；1
目录：
告慰父亲
第一章赤子情怀
第二章勇立潮头
第三章烈火真情
第四章星火与铁流
第五章威扫敌倭青史留
第六章模范晋察冀
第七章决战华北
第八章最繁忙的日子
第九章强国宏图
第十章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第十一章黄金时代
第十二章炸响原子弹
第十三章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
第十四章风暴中的“核聚变”告慰父亲
第一章赤子情怀
第二章勇立潮头
第三章烈火真情
第四章星火与铁流
第五章威扫敌倭青史留
第六章模范晋察冀
第七章决战华北
第八章最繁忙的日子
第九章强国宏图
第十章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第十一章黄金时代
第十二章炸响原子弹
第十三章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
第十四章风暴中的“核聚变”
第十五章蓝天上的中国星
第十六章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第十七章坎坷岁月不了情
第十八章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第十九章奋起攻关新长征
第二十章晚韦别样红
第二十一章最后的关怀
第二十二章不尽的思念
后记前言告慰父亲我常常想起父亲，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6月14日上午9时，父亲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用信赖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也许他们都明白，两人肩负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
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
父亲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这是父亲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此行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随父亲去核试验基地的周均伦秘书说：“我们是上午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飞了5个半小时，那时在飞机上看，一片黄土高原。我们坐的专机，专机上有一张床，聂帅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帅还发着烧，前几天温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还37度多，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试验很重要，他亲自去了。”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
父亲到了马兰飞机场，张蕴钰、李觉、郑汉涛、张震寰他们都到机场去接，当地的时间跟北京的时差相差了两个小时，到了那里，正好吃中午饭。周均伦回忆：“吃完中午饭，聂帅第一个就要看降落伞。在氢弹空投以前，进行冷弹试验。氢弹有多重，用水泥模拟弹的重量，从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时候，投一次还不行，要投几次。有一次投的时候，降落伞的一根吊带断了。这样，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偏离方向。在北京的时候，就报告了这个情况。聂帅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刘长明（聂帅办公室主任）、陈兆保（警卫参谋），还有我跟着他一起去检查。把原来坏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好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马兰礼堂）。聂帅问得很仔细。技术人员告诉聂帅，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听了汇报以后，聂帅认为都比较可靠了，这才放心。”
晚上，父亲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刘长明主任回忆：“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父亲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亲又两次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汇报。16日下午，父亲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父亲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父亲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周均伦秘书回忆：“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当天晚上，父亲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很好，一片晴朗，仅在靶场上空飘浮着一片卷云，确是试验的难得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周均伦秘书回忆说：“指挥部设在一个帐篷里，附近还有一个堑壕，那是掩蔽壕，因为核试验有三大杀伤威力。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光辐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沾染。我们在掩蔽壕里面主要防止冲击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帅也下去了。”
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周均伦秘书说：“氢弹一爆炸，我们都高兴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护士欧阳等年轻的同志先跳出来。我们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氢弹一爆炸，一股热浪就是冲击波冲过来，要把我们吹倒。离我们大概100米左右，指挥部的帐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父亲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军事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次试验的几张历史性照片，其中也有这张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得多的伞状烟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欢呼声中，父亲让刘长明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父亲对身边的张蕴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他的意思是，氢弹的当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威力，在作战实用时完全够了。
这时，父亲已经来到指挥部，帐篷是临时扯起来，还没有弄好。到那里父亲赶紧要通北京的电话。先给周总理报告，讲这氢弹试验成功了，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是300万吨左右。周总理说：代表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党中央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父亲又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讲，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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