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三联书店集合了现当代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界和文化界影响深远，从战争烽火时期到和平建设时期，老一辈三联人为中国的革命出版事业无私奋斗、默默奉献，做出了巨大贡献。仲江、吉晓蓉编*的《爱书的前辈们(老三联后人回忆录)》是老三联的后人们回忆前辈们的纪念文集，它展现了一批前辈出版人的风采和革命精神，其中既包括书店的缔造者邹韬奋等，也有李公朴、杜重远、朱枫等为民族独立解放和进步文化事业牺牲生命的烈士，他们倡导的三联精神和三联文化，一直引领着社会文化思潮，树立了文化风向标。这本纪念文集，从不同侧面讲述了这群老三联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不少晚辈视角的生动记录，是首次公之于世。
目录：
序：三联的文化烙印／仲秋元
序／吴志良
邹韬奋在追寻中沉浸／厚仁
茅盾父亲写回忆录／韦韬
胡愈之沁入成长足迹的亲情／胡序威
杜重远重撑火炬．勇往前行／杜毅杜颖
李公朴留长胡须的民主斗士／张国男
柳浞是什么给了我塑造邹韬奋的力量／柳健
张仲实四年相知一生结缘／张复
何步云老三联的印刷匠／何其康
徐伯昕出版家没有出版的一本“书”／徐虹
高士其奔腾不息的生命激流／高志其
朱枫“新知”红枫／朱晓枫
郑易里三山半落青天外／郑珑
邵荃麟“团结就是力量!”／邵济安序：三联的文化烙印／仲秋元
序／吴志良
邹韬奋 在追寻中沉浸／厚仁
茅 盾 父亲写回忆录／韦韬
胡愈之 沁入成长足迹的亲情／胡序威
杜重远 重撑火炬．勇往前行／杜毅杜颖
李公朴 留长胡须的民主斗士／张国男
柳 浞 是什么给了我塑造邹韬奋的力量／柳健
张仲实 四年相知一生结缘／张复
何步云 老三联的印刷匠／何其康
徐伯昕 出版家没有出版的一本“书”／徐虹
高士其 奔腾不息的生命激流／高志其
朱 枫 “新知”红枫／朱晓枫
郑易里 三山半落青天外／郑珑
邵荃麟 “团结就是力量!”／邵济安
金仲华 镜头定格在抗战／金立勤
郑效洵 北大旁听生的一段难忘编译生涯／郑明
孙冶方 无法忘却的日子／李昭
黄洛峰“黄老板”的双肩／黄燕生
艾思奇 听奶奶讲爷爷的故事／李洌
徐雪寒 对一位“逐火者”的追忆／徐淮
戈宝权 翻译家爸爸的家庭剪影／戈小丽
袁信之 书缘·情缘·店缘／袁仄
徐律斯 人已故去钱江潮正涌／徐光
沈静芷 难忘纯真岁月／沈建林
汤季宏 心中那盏不灭的“神灯”／汤小辛
周巍峙 “上起刺刀来”／周七月
王仿子 父亲晚年的痴迷／王石丰
曹辛之 一本相册折射的历史印迹／曹吉冈
胡 绳 与老三联后人谈胡绳／胡伊朗
陈 原 寄往天国的信／陈淮
倪子明 默默耕耘的总编辑／倪小钢
吉少甫 人生谢幕之前／吉晓蓉吉重安
陈敏之 读家书，忆老父／陈小嫣
曹健飞 理想·创意·亲情·执着／曹蕾
仲秋元 父母就是典型的三联人／仲江
刘大明 走南闯北的三联人／李筠
王仰晨 爸爸是扇门／王小平
濮光达 田间送书十八年／濮春燕
马仲扬 我与父辈没有代沟／马小冈
戴文葆 与父亲的三次离别／杨进
范 用 出版工作之外的父亲／范又
蓝 真 踏遍青山人未老／蓝列格
附 录 生活、读书、新知与三联书店烈士及牺牲、殉职人员名单
（部分）（1936-1952）
编后记父亲萌发写回忆录的念头，是在“文革”前期；而动笔时，“文革”临近结束，已届84岁。说起来，提笔与搁笔都和史无前例的这场“革”文化“命”的浩劫不无关系。
“文革”中，父亲不写捧场文章，却写着另一种“文章”——外调材料，而且十分认真地写。自1967年7月到1969年7月的两年，父亲共接待了130多批外调人员，调查对象主要是二三十年代父亲的熟人。由于上海把三联书店打成了“反革命黑店”，所以涉及了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一批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因为这些调查关系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长期以来谨言慎行的父亲更加谨慎，他不放心外调人员的记录，总是提出自己来写书面证明材料。他字斟句酌地写，有的材料甚至写了两三天。
他的日记中对“文革”不着一笔。我想，也许这就是父亲对“文革”的态度：我怀疑，我不理解，我需要观察，所以我沉默。然而，他却在日记中记了每次来外调的详情：外调人员的姓名、性别，持哪个单位的介绍信，调查的问题，谈话的时间……一一记录在案。他是防备万一有人篡改他写的证明材料而加害被调查的对象时，他能有据可查。在日记中父亲有时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调查的内容，这多半是对一些年代久远的历史片段的回忆。有时，外调的是父亲关心的事，他就分外地热心，如有一次从外调人员那儿得知，杀害杜重远的凶手已在东北被抓获，父亲就特别兴奋。那天听说是来调查杜重远被害经过的，父亲虽前一天煤气中毒，头晕腿软，仍坚持下楼接待来访者。
显然，这些历史往事的调查，打开了父亲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自从父亲于1973年秋重新在报纸上“亮相”之后，就有老编辑动员他写回忆录。1974年父亲准备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我们便提出，是否先写回忆录，被父亲否定了。他认为，写回忆录单凭记忆是不够的，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来印证、补充或纠正自己的回忆。“文革”尚在进行中，做这些事情现在根本不可能办到。1974年11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写，因迁居交道口新居而停顿了。不久，又有人向我们建议动员父亲写回忆录，父亲仍未同意。他认为在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将会越来越好，完全可以等到图书馆彻底开放，能查阅资料的时候再来写。
可是等到1975年底到1976年初，形势又骤然恶化。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又一次陷于绝望之中。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说：“现在，我打算开始写回忆录!”我们不解其意，因为当时更不具备写回忆录的客观条件。父亲解释说：“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拖到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希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这伙人下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虑现在就把回忆录写出来，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你们把它保存好，等到将来再公之于世。你们不是有台录音机吗?这次我想采取口述录音的办法，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那时，除了样板戏，一切文化娱乐活动都被禁止，我们和孩子们都爱好音乐，便从寄售店买了一台旧的盘式录音机，录了一些西方的古典音乐，在家悄悄欣赏。我表示，口述录音是个好办法，比自己写省力多了，不过为保险起见，录音与笔记可同步进行。这样写作时就有两份材料，可以相互参照。父亲表示同意。
1976年3月24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录音。父亲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我站在三屉桌前操纵录音机，小曼和孙女小钢在一旁做记录。父亲打算从他早年鲜为人知的政治斗争生活开始叙述，第一次至第四次录音便是从1919年父亲结识陈独秀开始，叙述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父亲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已很新鲜，小曼和小钢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听得十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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