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刘金田、张爱茹编著。
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他为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深刻影晌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走向，也因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影响着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中国的邓小平：中共党史非常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中共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邓小平的传奇一生进行了全景式的阐释，并对邓小平的性格和人格魅力进行了深刻剖析，是一部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和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重要读本。
作者简介：
张爱茹，1963年9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从事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理论研究。参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75－199 张爱茹，1963年9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从事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理论研究。参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军事文集》、《邓小平画传》、大型纪念文集《回忆邓小平》的编写与编辑工作。担任《邓小平自述》主编、《话说邓小平》副主编、《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画册）副主编。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大型电视访谈节目《走近邓小平》、电影文献纪录片《小平，您好》、大型电视文献片《中国1978—2008》撰稿。合著《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邓小平视察纪实》等。发表《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历史考察》、《邓小平人口论述中有关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等研究文章。刘金田，1959年2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相关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参加《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注释工作和《毛泽东选集》（14卷）第2版注释校订工作，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和《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编辑工作。参加撰写《邓小平年谱》、《邓小平传》。主编《邓小平画传》。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中国1978－2008》、《旗帜》、电影《丰碑》撰稿，担任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与浙江》、《开国纪事》、《情系长江》总撰稿。担任多媒体光盘《邓小平》的副主编、《周恩来》的总策划。主编《邓小平教育理论教程》、《邓小平的历程》、《邓小平生平全记录》、《红色精神》、《中国共产党90年90个第一》、《幸福中国》等。著有《走出国门的邓小平》、《人民中的邓小平》。合著《邓小平与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他们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邓小平与二十世纪政治人物》、《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邓小平视察纪实》、《财经掌门陈云》等。发表《邓小平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思考》、《邓小平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贡献》等研究文章数十篇。
目录：
“我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邓小平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 ——邓小平与莫斯科中“我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邓小平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邓小平与莫斯科中山大学25岁的红七军、红八军政委——邓小平与百色、龙州起义中央苏区的“毛派”头子——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根据地建设的三大任务：建党、建军、建政——邓小平与根据地建设“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邓小平与上党、平汉战役“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邓小平与挺进大别山“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邓小平与淮海战役“交给你指挥了”——邓小平与渡江战役“大迂回”与“大包围”——邓小平与挺进大西南中国共产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邓小平与成渝铁路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邓小平与西藏和平解放“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邓小平与反对高饶的斗争“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与中共八大“大跃进”带来大灾难——邓小平与“大跃进”“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邓小平与《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邓小平与中苏论战我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邓小平与我们党“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四人帮”“组阁”梦的破灭——邓小平与四届人大改革是从1975年开始的——邓小平与1975年的整顿“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与“两个凡是”的斗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邓小平与真理标准的讨论“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邓小平与恢复高考要设法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邓小平与平反冤假错案伟大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邓小平与农村改革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邓小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定都不如不做”——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与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邓小平与台湾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邓小平与香港回归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邓小平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邓小平与“两个转变”邓小平伸出一个指头：裁军一百万——邓小平与百万大裁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里程碑——邓小平与澳门回归“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与中苏关系正常化“没有改革开放，‘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邓小平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与南巡谈话武装全党的理论武器——邓小平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毛、谢、古”事件临时中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全面推行王明“左”倾的错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坚决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从2月开始，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以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省级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撤销职务。省委其他部门及县区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也因所谓“罗明路线”的牵连，或被撤职、批判，或被调动工作。
3月，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根据临时中央代表的政治报告和结论，于3月31日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该决议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还指出：“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议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
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邓小平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法，并把强加给他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解释说，“防御路线”中的“诱敌深入”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
邓小平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倾主义者，一场更大规模的围攻开始了。
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斗争》发表了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逐条地对邓小平的《会寻安工作检查》进行“批判”，指责它是“一大篇糊涂的哲学，用来掩盖问题的实质”，是“替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
临时中央负责人也在《斗争》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文章认为“不论从哪一方面的工作看来，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文章最后要求“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地明确地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在中央局的指导下在宁都召开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
会上，邓小平在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上与“左”倾路线的代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期间，“邓毛谢古”还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邓小平在申明书中写道：“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
这次会议错误地把邓小平等4人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并且集中所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5月4日，临时中央代表到工农红军学校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列举了以邓、毛、谢、古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所谓错误，提出邓、毛、谢、古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是消极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决议认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在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始终以两面派的态度来敷衍，从未揭发自己在执行立三路线时的错误。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决议指出：“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5月5日，经中央局批准，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决议要求“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上，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5月6日，中央代表在《斗争》上发表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系统地批判了“江西的罗明路线者”的主张和错误，指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派别和小组织。”“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受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是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的，因为他们的武装还没有解除下来。”关于对邓、毛、谢、古的批判和斗争，曾任临时中央组织局长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的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整个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都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是进一步推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他的正确领导。”在这场斗争中，邓、毛、谢、古都受到了错误处理。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党内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此后，临时中央对邓小平进行审查，邓小平又一次提交了书面报告，进行了申辩和抗争。
就在邓小平被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金维映离开了他。
这一切，都没有使邓小平屈服。
此后不久，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南村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处于苏区的前线。邓小平来到南村后，自我介绍说：“中央及省委都开过会，把我打成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和执行者”，“在会上我两次据理申辩自己的观点，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坚信我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到乐安还不足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回宁都，原因是乐安县南村是边区，怕邓小平出问题。
邓小平回宁都后，被指定到离宁都7里远的一个农村参加劳动。
后来，在李富春、王稼祥、贺昌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是一直记在心中的。1943年11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几十年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被关押在江西时，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也就是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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