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汎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
本书简介：
本书是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珍贵记录。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黄进兴、王汎森、陈弱水、张广达、韦政通、何怀硕、痖弦、郑愁予、南方朔、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隐地……尽在书中展现他们的智慧与洞见。2009年，知名传媒人李怀宇赴台访问，对台湾文化名家进行面对面的真情访谈。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今集成《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或可视作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许多知识人饱经沧桑，仍然在文化领域上下求索，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殊为可敬。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只希望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世界知识公民》等。
目录：
自序
白先勇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余光中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
李亦园从大视野看全人类
黄进兴想当世界知识公民
王汎森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陈弱水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
张广达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
韦政通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怀硕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痖弦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郑愁予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南方朔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钱永祥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林载爵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自序
白先勇中国需要文艺复兴
余光中乡愁是我的一张名片
李亦园从大视野看全人类
黄进兴想当世界知识公民
王汎森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陈弱水学者应处在批判的状态中
张广达研究历史要关怀现实
韦政通文化在老百姓的生活里
何怀硕艺术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痖弦编辑事业简直是一种伟业
郑愁予人道主义影响我一生
南方朔读书人喜欢打抱不平
钱永祥社会发展需要好的环境
林载爵高品质出版可以影响时代
蔡文甫凡夫俗子没有悲观的权利
隐地在出版与写作之间寻找诗意
后记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李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一对彼此的时间，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充分利用回忆、口述、信件、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生重温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白先生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问：“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生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我都来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
去国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他说：“当年我们《现代文学》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没有省籍之分。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州、泉州等地。政治上是这么弄的，血缘上却很难分。撇掉政治，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近年来，为了推动昆曲发展，白先生甘当“昆曲义工”，常到大陆。他谈起感受：“大陆太复杂了，这些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像上海这几年造出那么大的新城来，像广州一下翻了个身。一下子喷出的力量很惊人，这是一喜。中国超速发展，也有一忧，环境的破坏，人心的浮躁，需要冷静对待。经济起来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有什么对现在还有用？欧风美雨统统刮进来了，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怎么用？其实都是很困难、很严肃的课题。现在好像整个社会太急了，都在追求马上见效的业绩。应该坐下来深深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要走什么路？”
白先生热情地回顾昆曲受欢迎的盛况，无论是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台湾，还是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他无不讲得眉飞色舞，由衷感慨：“昆曲完全是普世的，我想它在文化上达到了美学的高度，能够打破国籍、语言、文化背景的界限。”白先生也坦言：“昆曲花了我太多时间，耽误了我的写作，耗费了我的精力。我希望坐在下面作为一个观众，不用自己做。但是，我眼看着昆曲真有失传的危险，老师们都老了，快教不动了，要快点抢救。”
白先生说：“我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文化。我们有过相当辉煌的文化传统，从十九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式微了，还没恢复过来。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我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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