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断时续地抄录父亲手稿，已故的父亲偶尔会在我眼前出现，而这张曾经与我们在一张桌上吃饭的面孔，与家中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一样，无论是《陶保桓烈士传》里的父亲（那是少年的父亲），还是《板桥日记》里的父亲（当时他是司令员），或是《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里的父亲（当时父亲是“走资派”），父亲的脸似乎脱离了岁月的桎梏被定格了，永远是坚忍又温和的样子。
本书简介：
我们的父亲以“杨江”这个化名--中共地下工作时的假名--行世，他的本名叫“路伟良”，这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路氏家族的“序列号”。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
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搞教育至“文革-前夕。
本书绝大部分内容以“文革”后发还的父亲档案材料为主，禀真据实，编缀而成。
《南国生》之名，取自母亲生前最爱的小诗，诗云“红豆生南国……”，而父亲读大学的校园（桂林雁山西林公园）内，便曾有一株这种罕见的相思红豆树。
作者简介：
'路伟良，广西融水县古鼎村人氏。曾在大苗山做过先生，入广西师专后学习唯物论，选择革命救国之路，成为广西早期中共地下党员。其后在粤、滇敌后打游击，创建滇桂黔罗盘区根据地，迎解放，任地委书记。50年代，在一机部任司长，搞经济，后任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投入教育事业。
目录：
并不遥远的记忆（代序）
自传
陶保桓烈士传
附一：从苗山中出来
附二：融县罗城苗山拾零
广西师专概况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关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情况
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
我所了解的广西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广东及云南工作情况的交代
附一：板桥日记
附二：录音记录
附三：钟山乡纪行
上海通信并不遥远的记忆（代序）
自传
陶保桓烈士传
附一：从苗山中出来
附二：融县罗城苗山拾零
广西师专概况
附：我所了解的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
我所了解有关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的情况
附：我的历史问题交代
我所了解的广西地下党的情况
我在广东及云南工作情况的交代
附一：板桥日记
附二：录音记录
附三：钟山乡纪行
上海通信
附：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文革”前笔记
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
附：十年历程我的检查
附一：“文革”初期几个问题的交代
附二：张云莹逝世前后的情况汇报
关于三个问题的交代
附：关于处理秦似、赵佩莹问题的检查
思想汇报
附一：对支部大会所提意见的补充意见
附二：对杨江同志三次失掉组织关系及参加国民党等问题的审查结论
附三：关于杨江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
附录
往事的回忆
杨江与罗盘区前言并不遥远的记忆
代序
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
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
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并不遥远的记忆 代序父亲是1991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从桂林一所很少人知道的军队疗养院那间宽大的病室里走的，生命的归宿地与他过去的军人身份挺相符。父亲一生里有过几种截然不同的身份:25岁－35岁，他做过国民党桂系军校的教官、国民中学的校长，但隐蔽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支部书记。35岁－41岁时，他已不必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而是解放军在云南的一支正规游击队里，拥有自己心爱的美式卡宾枪的司令员。直到1954年，当上一机部司长的父亲，才上缴了那支随身多年的勃朗宁小手枪，军人情结似乎也到此为止。后来，他从北京调回广西，身份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搞教育、搞运动成了父亲后半辈子的专业。不过，在伴随我们成长的许多个周末里，父亲也会技痒难耐，他带着我们几个小兵到郊外打鸟，枪也换过好几种:小口径、猎枪、气枪。“文革”初起，红卫兵给他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打鸟书记”。后来，当我开始翻检那一大箱“文革”后退还父亲的档案材料时，我发现，尽管父亲的身份几十年中发生过很大转换，但他骨子里似乎更认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本色。这个秘密注释就藏在一册绛红色的64开日记本的扉页上，落笔时间是1949年11月16日:在……中国人民可以子孙万代享……幸福了。纬！将来我们……飞的计划吧，在西子湖……的江南，渡着我们写作……这个被38岁的父亲称作“纬”的昆明姑娘叫张世纬，时年21岁，是父亲任司令员的那支部队里的一名教导员，毕业于著名的昆华女中，后来成了我们的母亲。早年就读广西师专时，父亲就是墙报、校刊和《民国日报》富有激情的投稿人。1986年父亲在南宁养病，我随侍身边。一天，我在广西图书馆查到一篇署名“芦苇”，发表在1935年4月24、25日《出路》副刊上的文章，75岁的父亲依稀记得，这正是他当年常用的笔名之一。在父亲的一篇回忆大学时代的文章中，我知道，那个发表苗山乡村调查的“芦苇”，一年之后(指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同样是在南宁，又成了《广西学生军宣言》的几位起草人之一……父亲走了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墙壁上的镜框——那是父亲1957年离开北京回广西前的照片——是母亲为他在家中留下的位置。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我们都会沐浴在父亲的目光下。有时，与墙上的父亲默默对视，那一刻，我感觉目光穿透了时空。但我分明意识到，假如父亲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空，这种交流似乎要平淡许多。也许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交流，是一种血液遗传里包含的沟通，是一种动物性很强的嗅觉，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审视和仰望，却似乎仅仅在家族成员缺席的情况下才被诱发出来。其实，我们兄妹四人，在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中，母亲的身影倒是一直伴随左右。至今已属于50后、60后的小同学之间那些亲密无猜的日子里，最让人记忆的场景，莫过于寒暑假时家中叽叽喳喳的学习小组了。那时，总是母亲替我们张罗，嘘寒问暖，遇到保姆煮了红薯，包了饺子，乃至那几瓮泡菜缸又腌出酸萝卜、萵笋、蒜苗、辣椒什么的，母亲会把云南人殷情待客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导致许多年后，我们的同学仍能大谈在“杨书记家”吃的经历……不过，每逢这种场面发生时，似乎父亲总不在场，即便在，留给我们印象大多模糊不清。父亲来去匆匆，秘书有时跟着进家门，见我们在后院打闹，最多是秘书过来与母亲打个招呼。如果哪一次父亲也走到我们围坐的小圆桌，同学们便怯生生地站起来，说一声:“杨伯伯好”或“叔叔好”就噤声了。父亲谨言少语，但我们并不害怕他。有时候，大哥三五和弟弟小山缠着他，要求带他们到郊外打鸟，并且坚持自己扣动扳机，这时候，父亲便会露出慈祥而得意的笑容，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用夹杂着普通话的桂林腔说道:“礼拜天我带你们去鸟山……”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许多鸟类的名字，如肥硕的斑鸠、敏捷的鹞鹰、傻乎乎的“包鸟”、谨慎的白鹭、小不点的绿豆鸟、狡猾的麻雀、孤傲的老鹰等等。只有小妹超英从不参与这种“血腥”的活动。好多年了，家里总是放着一两支那种漆成深枣红色的小口径步枪，我们爱看父亲擦枪的样子，并且第一次弄懂了“来复线”为何是螺旋状的。小口径子弹装在一种特制的纸盒里，打开抽屉式的盒，蜂巢似的小格里排列着黄铜和铅做的枪弹，令人禁不住屏住呼吸……每当父亲带着我们，骑着那辆北京带来的东德产倒闸自行车，兴高采烈地奔赴郊外，钻进当时人迹不多的树林子，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目标。把标尺缺口与准星连成一线，指向枝头跳跃的斑鸠或小绒球似的绿豆鸟，指向水田里觅食的白鹭或独秀峰上孤独的老鹰时，我们的心脏就怦怦乱跳……最揪心的还是那“啪”的一声，如同拍巴掌似的枪响——现在想起来还对那些无辜的生灵心有内疚。但当时最令我们兴奋与困惑的便是“应声倒下”这种画面，因为我始终闹不懂:一粒小小的子弹何以能让数十米开外的猎物瞬间栽倒？另一个与父亲记忆有关的场景是游泳。尽管长大以后对父亲的“栽培”记忆犹新，按照顺序，最先是学会游泳，其次是骑单车和打鸟，然后是照相。上小学，我们已懂得摆弄相机，初中时更是自己放大照片了。遗憾的是，除了上述几项生存本领，我不记得父亲是否要求过我们练习书法或阅读某一本书。对于游泳，生长在南方的父亲天生就喜好，并且似乎从小就把游泳视为洗澡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游泳的目的是锻炼身体。“锻炼”两个字，也许是我们听到的父亲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我们非常乐意跟父亲到漓江里游泳，那清澈见底的江水，铺满鹅卵石的沙滩，自由自在的嬉闹正是我们童年的乐趣也！父亲游泳的姿势并不好看，是那种蛙泳和“狗刨式”混合在一起的泳姿。我们四个，大约在7岁以前就在他手中学会了“狗刨式”。后来念小学的时候，听到还有同学不会游泳，脸上便会流露出小大人般的神情。当我们已能单独在漓江最宽的地方游几个来回后，便不爱跟在父亲背后当“尾巴”了。一次，父亲领着我和几个邻居的孩子去游泳。那天，父亲兴致很高，提出要带我们从叠彩山顺水游到象鼻山对岸的訾家洲，总有三五里地吧。没问题！我们把衣裤装在大塑料袋里捆好，就下水了。父亲游泳的时候，总在腰上系一根绳子，那一头拴一个救生圈，让我们轮流躺在救生圈上，手脚懒洋洋地打着水，听凭父亲拖着走。这一次，开始还好，不一会我们就腻了，于是决定游到河滩上，看大人用鱼枪在浅水处打鱼。玩着玩着，冷不丁想起父亲的衣裤还在我们手上！我赶紧换了衣服，一溜小跑去给父亲送衣服。没料想，我在大街上碰见了父亲，但见他短裤、赤脚、手里拿着救生圈，满不在乎地在人群中穿行……就这样，穿衣儿子和半裸父亲，一起回了家。“文革”之前，我们四兄妹还小，大哥14岁，小妹刚8岁，所以我们对父亲和母亲的历史一无所知，那时候似乎也没人想关心大人的故事。“文革”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既热闹又兴奋。师院校园里贴满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后，我们曾躲在人缝中偷偷观看，“走资派”这个词还好理解，我们小学生也在批。可是对于“叛徒、特务”之类的语言，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懵懵懂懂的害怕、羞耻和震惊，但我一直无法把那些可怕的词汇同真实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上初中后，一天学校要开批判会，批斗对象是我们的中学校长(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曾是中共地下党)，我的班主任——一位可敬的女老师——特意吩咐我:下午的批判会你就不用参加了。当时，我并不明白她的用意，然而那个场景却一直悄悄留在记忆中……后来，我一直把这些体验视为自己对人、社会和历史的初识。由于我是子女中唯一没有去插队的人，所以在十年“文革”中，我有更多机会待在父母身边，对他们过去的故事也多了一些了解，也就多了些想了解父辈的念头。“文革”后期，父亲可以到省里面治病了，我陪他住在干部疗养院，与他那些老同学、老战友朝夕相处，这时候，我开始留心父亲那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大多都有忘我、坚韧、单纯、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经过一次次严酷、多变、屈辱的岁月历练和身份转换，迎来了他们病痛缠身、羸弱、失忆的晚年光景，在这些阅历丰富、身份复杂的老头儿、老太太身上，究竟又是哪些生活细节和场景引导了各自的历史轨迹？当我下决心面对父亲那些遗稿的时候，最初的想法是全部使用原稿，即使是“文革”中那些充斥着大量自诬之词的“检查”、“请罪”、“检讨”也不改一字。然后根据文稿内容、年代分列出几个阶段，类似编年体，便于阅读起来方便，再配上同一时期的照片和几篇附录的回忆文章，集成一部档案、史料性较强的文存集。父亲的遗稿大致可以分为4类，一是解放初期所写的自传性质的履历，以及家庭通信、日记。二是“文革”中所写的大量检查，其中又包括“反右整风”、“教育革命”、“贯彻高教60条”、“学九评”、“五反”、“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检查，“文革”初期处理各类事件的经过、接受劳动改造时的思想汇报等。三是“文革”中和之后所写的各种外调证明材料，内容涉及很广。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和一些老同志对诸如“广西师专”、“广西地方建设干校”、“云南滇桂黔边纵”等较大的历史事件所写的专题回忆文章。由于绝大部分都是手稿，我只能从中选择重要、不重复者，第一步录入电脑，筛选后，第二步再设法在必要之处作出注释。大约从2000年起，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做这些工作。老照片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份难得的珍贵遗产。家里有一只旧式皮箱，木壳外面蒙着一层浅棕色皮革，里面装的是我们家全部“细软”，那些被父母(主要是父亲)视为宝贝的东西。有父亲在滇桂黔边打游击时用过的德国听诊器、带消毒盒的注射器、一支特大号朱红色的派克金笔(父亲走后，母亲把这几件东西捐给云南罗平县)，一沓沓保存完好的发票、凭据。“文革”中，又藏入数百枚毛主席像章(后来居然老老实实上交了组织)。剩下的空间就是三大本老装帧的相片册、未装册的照片以及装在铝罐里的十数卷底片。父亲曾对我讲过他第一次使用相机的经历。1935年寒假期间，父亲和师专同学陶保桓“乔装做小商人模样，挑着一担油篓，里面装一点简单的行李”进入大苗山(即广西融水县境内的元宝山)做乡村调查。他们用于调查的科学仪器中，除了海拔表和温度表外，还有一台当时十分罕见的镜箱式干版照相机。父亲回忆，进山日久，由于“苗人以为不但照了他的像，在照相以外，还要收了他的灵魂，所以每当我们拿镜箱的同伴出现，一对对的苗女就像鸭群一样的向别处走去……”突然一天苗人传出话来，让他们去老寨为苗王拍照，这一说可把两个学生吓得不轻，去则生死未卜，不去则苗山不可久留矣。于是，他们只好改道它山。至于那次苗山照片是否刊载，下落如何，父亲早已忘却，只留下署名“芦苇”的《从苗山中出来》一文而已。据我了解，到大苗山做田野调查，在广西他们可能是开创者，用影像记录大苗山，更是首开先河。父亲保存的一份填写于1952年5月13日的《党员干部履历表》(当时父亲已担任云南武定地委书记半年)，末页的“自我鉴定”是一篇长达4页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检讨》，这篇检讨在谈到1950年5月他担任文山地委书记兼边防区司令员、政委以后，渐渐思想起了变化:“自己睡的一床在打游击时打恶霸得来的鸭绒被还嫌不暖，要买两磅丝棉来添，过去我是懂得摄影的，也花了一百八十万钱买起摄影机来了……”这番话对我的意义在于，父亲最迟是在1950年5月以后，拥有了自己的相机，而我们几个陆续来到新社会红旗下的孩子，也有了早期的影像记录。留在父亲那只皮箱里的一张1952年9月20日开具的“昆明晓东街公平拍卖行”的发票又表明，原来那台“一百八十万钱”买的相机由于不可知的原因失去了，这一天买的是一百二十五万元(折合新币125元)的二手相机:德国蔡斯，这台相机和它的作品如今依然健在。2003年，借一次在北京拍片的机会，我在国家图书馆查到《机械工业》杂志1955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对大量生产类型工厂工作的意见》(署名“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组”)的文章，这是一篇对一机部所属大型国企现代化生产的现状、问题和改进意见的调查报告。查找这篇文章的念头来自父亲保存的一张“稿酬支付单”，签发日期为1955年5月16日，按千字5元标准，稿费125元。我相信父亲是文章主笔，但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父亲是怎样飞快地做到了从打仗到搞经济的思维转换？1963年，是父亲供职的广西师范学院(即今广西师范大学)十年校庆，父亲撰写了《十年历程》这篇文章，单就文章的专业和写作水准看，恐难比肩写工业那一篇，这或许是类型和时代的文风所致，但令我吃惊的仍然是父亲从搞经济到搞教育的身份置换速度。也许，这就是那一代革命者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党叫干啥叫干啥”的认知特征。时断时续地抄录父亲手稿，已故的父亲偶尔会在我眼前出现，而这张曾经与我们在一张桌上吃饭的面孔，与家中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一样，无论是《陶保桓烈士传》里的父亲(那是少年的父亲)，还是《板桥日记》里的父亲(当时他是司令员)，或是《我在广西师院几年工作的初步检查》里的父亲(当时父亲是“走资派”)，父亲的脸似乎脱离了岁月的桎梏被定格了，永远是坚忍又温和的样子。与父亲如此交流，这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生前并未有此嘱托啊？事实上，按照父亲那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自己在那段革命历史中顶多起到了“执行”上级党组织正确指示的作用，而他们自己不过是小人物而已。难道，这本书是供后人查找史料时看的？那么，它的历史价值又在哪里？如此的话，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印成铅字是否就行了？总之，阅读父亲的文字——或者说了解父亲的经历——是一个不断让我忌妒和惊叹的过程，又是一个令我颇沮丧过程。这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不再会有这种经历，以后很多代都不会有。也许，恰是这种稀缺、不可重复让我又充满信心。其次，由于父亲长期养成的实录性叙述方法，使我在阅读时常常被带入那些历史事件的场景中，触摸那陌生的一切，体会父亲的所为。也许是出于习惯，我常常不自觉地在想象中重建父亲曾经出入其间的历史场景，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实际的意义。一张老照片可以很容易恢复一个历史场景，一段文字或多或少也可以恢复亲历者所经历的故事细节。父亲的“历史问题”，从“文革”开始就被揪住不放，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从“走资派”、“保皇派”到“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我们小时候便知道，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尚属“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如果父亲真是敌我矛盾，我们就成了“狗崽子”。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父亲的历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们三兄弟被叫到造翻派的办公室谈话，那间办公室正是父亲做党委书记时的办公室，这一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11岁。造翻派头头说，你们父亲被查出严重的历史问题，定案后就是敌我矛盾，并让我们表态，今后怎样同父亲划清界限。大哥说:“这个问题以后总会搞清楚的。”我说:“我不懂历史。”比我小2岁的弟弟说了一句勇敢的话:“我不相信。”这段对话曾在好多年里反复被我咀嚼，我不断责备自己:当时我为什么说不出更强硬的话？1973年底(让我们表态的几年后)，当时父亲正在校办工厂运送氧气钢瓶，专案组把定案材料交父亲过目，并要求写出意见。这是自1966年被打倒后父亲第一次阅读组织上对自己的“判决”，他当时写下11点意见的草稿保留了下来。1975年对父亲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行政工资由十级降为十二级”，1979年复查后撤销1975年的处分改为“党内严重警告”，1982年再改为“免予处分”。直到1984年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来，我终于懂得父亲当年的“历史问题”其实是“脱党”(即“脱离”或“失掉”党组织关系的简称)问题，在战争年代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这种麻烦事，父亲碰上了三次。前两次，危险近在咫尺。第一次是1937年，父亲在桂林开完地下党会议，刚刚返回南宁，尚未回到他工作的民团干校，就突发“王公度案”，桂系清洗内部“托派”的同时，在全省搜捕中共党员。与父亲同在桂林开会的陶保桓(父亲的同乡、同学且同入苗山考察者，但直到桂林开会之前，两人并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即被捕后牺牲。组织上命父亲立即经宾阳撤往左、右江根据地，父亲到宾阳后才发现，地下党交通站已被破坏，情急中，他只好潜回老家融水躲避。以后的空白就是“脱党”时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北京调广西后才得知，陶保桓牺牲前，双手双足已遭酷刑折断，而与他有关系的每一人均未暴露。也就是说，在1937年父亲26岁的时候，如果宾阳地下交通站未遭破坏，父亲顺利进入左、右江根据地，他后来走过的一定是另外一条路。而如果陶保桓被捕后没有挺过严刑拷打，那么，父亲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了。第二次是1942年，那一年桂林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七九事件”，由于中共南委叛徒的出卖，广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组织部长罗文坤(苏曼夫人)、交通员张海萍三人，为保守党的机密集体自杀身亡。苏、罗、张被捕后曾被当作诱饵放回他们所在的桂林逸仙中学，准备抓捕前来联系的人。第三天晨，苏、罗、张被发现已在宿舍内自缢身亡。后来，地下党内部传达的通报是:苏曼担心罗、张两女同志恐难承受敌人严刑逼供，三人议决用牺牲保住组织机密。当时，父亲因先后担任桂林两所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与苏曼、张海萍均有秘密联系，这些足以证明，由于战友的献身，当年31岁的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事件后，地下党纷纷撤离桂林，而父亲因未暴露身份而继续潜伏，直到一年后，组织上对他重新审查，并派人接上关系。第三次发生在1946年，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广西全州中学校长，由于内战已开，桂系与中共对立，地下党派人通知父亲择机撤出广西，怎样撤？自己想办法也。父亲的办法是，先到重庆朋友所在的学校谋职过渡，以避免引起广西的注意，然后再辗转到香港，与组织接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审干时父亲才知道，通知他撤离广西的人后已牺牲，在香港为他恢复关系的地下党领导人也在新中国成立前病逝，这段“脱党”的空白缺少直接的证人。这些“脱党”情节，显然成了父亲个人历史中政治纯洁程度的伤疤。我想，父亲内心深处对那些伤疤一定保持着适当的警惕性，比如，他保存了1952年从云南调入北京之前，第一次审干时填写的履历表副本，1957年他调回广西前一机部对他作出的审查结论，以及1956年写的《自传》初稿等等，这些手稿凡涉及那三次“脱党”的，包括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问题，必不厌其烦，记录在案，坦诚面对组织，不可谓不由衷。关于“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这两部分的手稿，都是当年的检查认罪材料，语言风格是经历过那个“急风暴雨”时代的人十分熟悉的，之所以要把它们原汁原味地留下来，恰恰是因为这是历史原物，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组词造句习惯、不同的情绪和心态写成文章，便保留了时代情状和历史现场的信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时候不至于太费劲，我尽可能地作出注释和说明。以我过去和现在对父亲的了解，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愿意让研究者以外的后人看到这些文字，在他还活着并且还有预期心愿的时候，他一定不相信二十年后，人们已经在用正常的眼光和心态，来看待那些扭曲的前辈和扭曲的历史。杨三五杨小肃（执笔）杨小山杨超英2012年2月1日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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