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段祺瑞传


作者:彭秀良     整理日期:2015-11-04 16:06:19

★人物一生事迹真实、客观,区别于“戏说”与“演义”的人物传记作品。
  ★对传主身边幕僚、家族后人、身后荣辱等细节的梳理是特色。
  ★对传主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考察,采集了**手的口述、回忆资料,是本书的亮点。本书简介:
  段祺瑞(1865—1936),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助袁世凯小站练兵,一举成名,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民国后,曾六次主政,出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历府院之争、对德宣战、击破张勋复辟、联手南方,始终坚持武力统一。“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作者广泛收集资料,博采诸家学说,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作者简介:
  彭秀良,1968年出生,河北省高碑店市人,现居石家庄。独立学者,研究方向为民国史、社会工作。著有《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王士珍传》(中华书局,2013)、《一次读懂社会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冯国璋传》(中华书局,2015)。
  目录:
  第一章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代
  段氏家世
  两个“合肥”
  宿迁军营
  读书逸闻
  第二章接受近代军事教育
  新式军校
  力学不倦
  “北洋三杰”
  赴德深造
  第三章追随袁世凯
  督练新军
  督办军学
  两次会操
  江北提督第一章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代
  段氏家世
  两个“合肥”
  宿迁军营
  读书逸闻
  第二章接受近代军事教育
  新式军校
  力学不倦
  “北洋三杰”
  赴德深造
  第三章追随袁世凯
  督练新军
  督办军学
  两次会操
  江北提督
  私恩厚重
  第四章在辛亥年的大潮中
  临危受命
  两次通电
  陆军总长
  第五章直接指挥的两次军事行动
  广宗剿“匪”
  镇压白朗起义
  第六章反对帝制到底
  貌合神离
  闭门谢客
  调和西南
  努力善后
  第七章实行责任内阁制
  责任内阁
  《临时约法》
  府院之争
  国会问题
  第八章努力实现对德宣战
  局外中立
  国际关系
  国内矛盾
  克服阻力
  反复算计
  现实利益
  国际影响
  参战督办
  第九章击破张勋复辟闹剧
  光杆总理
  徐州会议
  马厂誓师
  法统中断
  第十章无法实现武力统一的政治理想
  南北分裂
  武力统一
  冯段斗法
  安福国会
  理想破灭
  第十一章输掉了所有本钱的直皖战争
  南北议和
  外交失败
  直皖分派
  五天战事
  全盘皆输
  第十二章临时执政难有作为
  天津会议
  临时执政
  善后会议
  五卅惨案
  关税会议
  黯然收场
  第十三章悠闲的晚年生活
  正道居士
  痴迷围棋
  文学雅兴
  不忘政治
  第十四章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离开天津
  纵论国事
  魂留申江
  盖棺暂厝
  第十五章段氏家风与家族后人
  “六不总理”
  妻妾子女
  治家严厉
  家族后人
  第十六章身边幕僚的出路
  段氏幕府
  “四大金刚”
  大小“财神”
  “国舅派”系
  “太子派”系
  其他幕僚
  第十七章身后荣辱几度沉浮
  毁誉参半
  身后萧索
  “反动军阀”
  柳暗花明
  附录一段祺瑞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段祺瑞小传
  附录三参考文献
  附录四人名索引
  前言序言
  杨天石
  彭先生此书,广泛收集资料,博采诸家学说,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对其为官清廉,“不抽、不序言
  杨天石
  似乎是2014年7月,河北的独立学者彭秀良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他写了一部《段祺瑞传》,中华书局准备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当时,关于北洋时期或北洋政府的讨论正热闹,我虽然以十年时间主编过《中华民国史》中的一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但我执笔的是其中有关“北伐战争”的段落,对“北洋军阀”,却并没有下过很深的研究功夫,属于“半瓶子晃荡”一类,很想读彭先生的书,借此补补课,对那段历史进行再学习、再思考。段祺瑞(1865—1936年),安徽合肥人。其祖父及叔父皆为淮军将领。段本人于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被李鸿章派到德国留学两年,学习军事。回国后被袁世凯调到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担任炮队统带,兼随营学堂监督,成为袁的亲信,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1905年,任新建陆军第四镇统制。辛亥革命时,派署湖广总督,并任清军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曾受袁世凯指使,率领北洋将领46人,通电“请立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清利害”。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1915年年底,袁世凯称帝,段表示不拥护。1916年袁取消帝制,邀段出任国务总理。1917年,张勋复辟,段组成“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反对。自1916至1918年期间,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大权,是北洋政府内部的皖系一派领袖。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大总统曹锟,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发生“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在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拒绝与日本人往来。1933年2月,移居上海,受到蒋介石的礼遇。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遗言称:“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彭先生此书,广泛收集资料,博采诸家学说,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对其为官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戒条做了绍介,对“三一八”惨案后在牺牲者面前长跪不起以及自此吃斋的讹传作了辨正。读后,收益良多,思考良多。
  多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早有定论,一言以蔽之,曰“军阀”。自然,这是负面评价,似乎将其“妖魔化”,一棍子打死了。本人一向主张:以实事求是为治史最高原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因此,我对于重新研究北洋史是赞成的,寄以希望的。然而,近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溢美之词日渐多了起来。例如,有人说,北洋时期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民主的时期,更是言论最自由、结社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时期;甚至说,北洋政府最大的成就当属思想解放;还有人说,北洋政府是近代最伟大的政府,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府;是最宽大、最有人性的政府,云云。在这些观点面前,我有点茫然。
  上述观点,不是全无道理。例如:经济学家可以用数字说明,1920年之前,中国经济如何以每年平均13.8%的速度向前发展;政治学家可以用几部宪法的递嬗以及国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关系,说明那个时期的民主发展程度;文化史学家可以用社团、报刊的数字来说明那个时期的结社自由和言论、学术环境的宽松,等等。然而,我觉得,上述论者的最大缺陷是将“时期”和“政府”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只要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以下的问题:哪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20世纪时代、潮流的影响和辛亥革命精神的承续?哪些社会进步是由于人民,包括知识界的奋斗、努力和抗争?当时政府和统治者的执政重点何在?他们提出了哪些政策,其倡导和推动作用如何?北洋时期的中国发展和其政府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或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我相信,如果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上述问题之后,也许我们对北洋政府和北洋人物的评价就会持平一些、允当一些。
  以上是我读彭先生的书,浏览今人相关研究成果之后的一点感想,算是“序”。当然,再说一遍,我对北洋史研究不够,可以说至今尚未入门,说错了的地方,或应该说而没有说到的地方,欢迎讨论,欢迎批评。
  2015年4月2日—3日,急草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
  《段祺瑞传》: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从《段祺瑞传》说到治史原则
  彭秀良先生的《段祺瑞传》,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对其为官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戒条作了介绍;对其“三一八”惨案后在牺牲者面前长跪不起以及自此吃斋的讹传作了辨正。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他曾受袁世凯指使,率领北洋将领46人,通电“请立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段祺瑞传》: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从《段祺瑞传》说到治史原则——摘自《北京日报》,作者: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彭秀良先生的《段祺瑞传》,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对其为官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戒条作了介绍;对其“三一八”惨案后在牺牲者面前长跪不起以及自此吃斋的讹传作了辨正。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他曾受袁世凯指使,率领北洋将领46人,通电“请立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清利害”。民国建立后,他任陆军总长。1915年年底,袁世凯称帝,段表示不拥护。1916年袁取消帝制,邀段出任国务总理。1917年,张勋复辟,段组成“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反对。自1916年至1918年期间,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大权,是北洋政府内部的皖系一派领袖。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大总统曹锟,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发生“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在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拒绝与日本人往来。1933年2月,移居上海,受到蒋介石的礼遇。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遗言称:“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多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早有定论,一言以蔽之曰“军阀”。自然,这是负面评价,似乎将其“妖魔化”,一棍子打死了。本人一向主张:以实事求是为治史最高原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因此,我对于重新研究北洋史是赞成的,寄予希望的。然而,近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溢美之词日渐多了起来。例如,有人说,北洋时期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民主的时期,更是言论最自由、结社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时期;甚至说,北洋政府最大的成就当属思想解放;还有人说,北洋政府是近代最伟大的政府,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府,是最宽大、最有人性的政府,云云。在这些观点面前,我有点茫然。
  上述观点,不是全无道理。例如:经济学家可以用数字说明,1920年之前,中国经济如何以每年平均13.8%的速度向前发展;政治学家可以用几部宪法的递嬗以及国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关系,说明那个时期的民主发展程度;文化史学家可以用社团、报刊的数字来说明那个时期的结社自由和言论、学术环境的宽松,等等。然而,我觉得,上述论者的最大缺陷是将“时期”和“政府”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只要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以下的问题:哪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20世纪时代、潮流的影响和辛亥革命精神的承续?哪些社会进步是由于人民,包括知识界的奋斗、努力和抗争?当时政府和统治者的执政重点何在?他们提出了哪些政策,其倡导和推动作用如何?北洋时期的中国发展和其政府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或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我相信,如果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上述问题之后,也许我们对北洋政府和北洋人物的评价就会持平一些、允当一些。
  《段祺瑞传》: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读彭秀良先生《段祺瑞传》
  ——摘自《团结报》,作者:王红英 彭秀良先生的新书《段祺瑞传》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复杂的、多侧面的历史人物。通读彭秀良先生《段祺瑞传》一书,亮点纷呈,对民国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亮点一:小心求证,从头断认,还原一个真实的段祺瑞
  彭秀良先生长期专注于民国史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研究,勤勉执着、开拓创新,成绩斐然,尤其是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北洋三杰”学术传记系列作品《王士珍传》、《段祺瑞传》和《冯国璋传》,其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精神赢得学界的高度赞赏。
  有关段祺瑞的传记作品不少,但多是部分的还原段祺瑞的真实面目。彭秀良先生更为翔实、多角度的研究,使人物更加丰满,这应该说与其根据史料说话的勇气有关。
  彭秀良对待历史人物秉持着八字原则,即“小心求证,从头断认”,用他自己的话说,“将其视为治史的圭臬,诚惶诚恐,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了这份严谨,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在近代史历史人物的研究中,他是以自己的血汗来还原历史。在为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做传时,其文献资料的稀少是人所共知的;为段祺瑞做传面临着公正客观的考验,彭秀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地考察北京、天津、安徽及河北等地,一次次拜访其家族和幕僚的后人,采集大量的口述及回忆资料,直接对话学术前沿的专家,广泛阅读家书、手札、密电、日记、诗文等各类史料,全面整理,详尽收集,博采众家之长,慎思明辨,独立思考,于是有了我们面前的《段祺瑞传》。不仅为学界对段祺瑞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还原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其意义是深远的。
  亮点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做了全新的探索
  彭秀良先生对段祺瑞的研究并没有拘泥于为研究而研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做了全新的探索,对段氏家族后人及身边幕僚的追踪研究就是探索之一。这也是其他同类作品所没有的,考察他们晚年的人生轨迹,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段祺瑞本人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使得段祺瑞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拓展了研究范围,也就具有了不同凡响的价值。
  与北洋系的其他巨头相比,段祺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那就是一生为官清廉如水,不事敛财,更不用人唯亲。他对房地产、实业投资都不感兴趣,家里的资产也很有限。他本人并不看重金钱,而是一心一意集中在国内外政治问题上。因此,他在当时赢得了“六不总理”的美名,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段祺瑞的严格律己也造就了良好的家风,他的后人当中斐然有成就的不在少数。
   段祺瑞治家是很严厉的,尤其是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但治家严厉的段祺瑞更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它的侄孙段宏炳回忆说:“段祺瑞老哥儿仨就他一个人长寿,下一代共15个子侄就都成了他的孩子,加上女孩子就更多了,家累很重。”以一人之力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段祺瑞可谓照顾家庭的典范了!段祺瑞治家严厉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佣人的严加约束,使他们不敢借着他的权势飞扬跋扈,更不敢收受“门包”。这是家规严厉的一面,但治家严厉与体恤下人并行不悖,这才表现出段祺瑞的真性格。
  除了对家族后人的追踪记述之外,彭秀良先生还对段祺瑞身边的幕僚的出路进行了追述。这些重要幕僚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在段祺瑞幕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还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从这些人的晚年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梁鸿志、王揖唐切切实实地为日本人做事,甘为汉奸以外,段祺瑞幕僚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重大是非问题上把握好了分寸。
  亮点三:几番荣辱,几度浮沉
  回顾段祺瑞逝世后至今各方面的不同评价,也是彭秀良先生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这本书更为可贵之处。如何客观公正的对待历史人物,正如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所言,以实事求是为治史最高原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这是彭秀良先生一个公允的观点。段祺瑞在民国政坛上活跃了近十年的时间,而且长期执掌国柄,对他的评说自然会纷纭复杂。
  经彭秀良先生考察认为,段祺瑞逝世前后,对他的评价以正面的为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评价,段祺瑞被归为“反动军阀”之列。改革开放以后,民国史研究逐渐解冻,对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研究也进行了重新审视。
  彭秀良写《段祺瑞传》可谓是用心书写,用情编织,着眼于段祺瑞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贡献,写出了段祺瑞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洋洋洒洒20多万字,如行云流水,收放自如。不仅仅是记载段氏的一生,更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既有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也有对其不幸的感叹;既有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描述,也包含着对国家前途的忧乐之情;既有对正史的叙述,也有对杂官稗史的考证;既有严肃性、学术性,也不失趣味性、通俗性;既适合学术研究,也适合普通读者,甚至中小学生阅读。
  《段祺瑞传》:段祺瑞为何一生都没有做成总统
  ——摘自《腾讯文化》,陈文嘉
  “北洋三杰”史,北洋军阀史。
  最近,北洋军阀人物研究又添两本传记。《段祺瑞传》与《冯国璋传》出版,接续两年前的《王士珍传》,组合成“北洋三杰”史。
  “三杰”之名,是外国人给的。龙虎豹之名,是国人加的。王、段、冯三人在北洋武备学堂期间是拜把子兄弟,袁世凯倚为股肱。在随后的辛亥、反袁、反张勋复辟、对德参战、五四运动等历史转折点上,三人表现各异,百年来,他们收获了不同的名声与争议。
   上述三传的作者彭秀良,自称为独立学者,他希望用不同以往传记的写法,“不像咱们过去,光是批判”。而是揭示这些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勾心斗角,都是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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