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两次犯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他在在延安整风中，一直拒不承认错误。直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前后，才写了检讨。不久，他又翻案。为了给自己的错误翻案，他在晚年编造谎言，歪曲事实，吹嘘自己，污蔑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了解王明的一生，从他的一生中汲取经验教训，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周国全同志和我开始搜集有关王明的材料，并与李明三同志合写了《王明评传》，1989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外关于王明的**本传记。在此书出版之前，关于王明的书都是批判性的。由于是“评传”，本书的分析、评论、批判仍然比较多。但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次利用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的档案材料，以及俄罗斯等国外的材料，还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王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后出版的各种有关王明的著作，凡是引用的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的档案材料，大部分都是从本书中转引或转抄的。因为迄今为止，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过这些档案。1997年，周国全同志和我删掉了原来的许多评论和批判，并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将此书改为更为平实的《王明传》，1998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同志觉得此书还有些价值，提出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我觉得此书是15年前出版的，内容已经比较陈旧，而且字数太少，只有20万字，很多内容都没有写进去。这15年来，关于王明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新资料，出了很多新成果，有不少新的进展。如果再版，就应该把这些新资料、新进展都吸收进去，反映出来。因此，我提出应对原书加以改写和充实，以反映关于王明研究的**研究水平。周国全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提议，觉得改写一遍很有必要。于是，我就根据这15年来发现的新资料，出版和发表的新成果，对原书进行了改写和充实。为了使本书更加客观，我把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写了进去。这些观点都是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它们写进来，有助于大家互相参考,以便做全面的分析和判断。
改写部分和新充实内容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并由我完全负责，特此说明。
郭德宏
2013年12月于北京
本书简介：
王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凭借苏联的扶植，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操控中共最高领导权，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王明堪称中共“左”倾第一人。悖论的是，抗战时期，王明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和毛泽东。
作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对手，王明是如何成长发迹的？如何掌握中共最高权力的？又是如何在高层斗争中沉落的？作者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对王明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说。本书采用了由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珍贵照片，并参考了王明夫人的回忆资料和中组部内部档案，真实、可信、生动。
作者简介：
郭德宏，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任红旗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等职，现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共发表文章24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10余部，主编或参与编写著作40余部，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奖励20余次。
目录：
增订说明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幼年
第二节六安、武昌求学
第二章赴苏留学
第一节巴结米夫
第二节热衷派别斗争
第三节中共六大前后
第四节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五节“清党”
第三章回国
第一节《红旗》报编辑
第二节被捕与泄密
第三节满腹牢骚
第四节从追随到反对李立三增订说明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幼年
第二节六安、武昌求学
第二章赴苏留学
第一节巴结米夫
第二节热衷派别斗争
第三节中共六大前后
第四节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第五节“清党”
第三章回国
第一节《红旗》报编辑
第二节被捕与泄密
第三节满腹牢骚
第四节从追随到反对李立三
第五节留党察看
第六节无理要求
第七节结婚
第四章上台
第一节米夫来华
第二节《两条路线》小册子
第三节进入政治局
第四节掌握中央实权
第五章推行“左”倾错误
第一节反“右倾”
第二节组织改造
第三节打击异己
第四节离沪赴苏
第六章驻共产国际代表（上）
第一节驻共产国际代表
第二节反日统一战线的提出
第三节指导东北抗日斗争
第四节思想上的反复
第五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七章驻共产国际代表（下）
第一节起草“八一宣言”
第二节共产国际七大
第三节“联蒋抗日”的提出
第四节回国前后
第八章推行右倾错误
第一节右倾思想的形成
第二节长江局书记
第三节过分相信国民党
第四节无视中央
第五节家长式作风
第九章回到延安
第一节留延安工作
第二节讨好毛泽东
第三节女大校长
第十章对抗整风
第一节拒不检查
第二节“中毒”事件
第三节继续对抗
第四节万言检讨
第十一章 主管法律事务
第一节宪法起草组长
第二节再作检讨
第十二章 建国初期
第一节继续从事法律工作
第二节拒写声明书
第三节在国内的最后两年
第十三章 在苏联的最后岁月
第一节第四次赴苏
第二节站在苏联领导人一边
第三节《中共五十年》
第四节去世前后
第五节王明的诗歌
结束语
1944年11月27日，王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内来我处谈谈，并请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覆。”11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前往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到王明的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看到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全党高级干部都在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他的错误问题，七大即将召开，于是不得不作出检讨错误的表示。12月1日，王明让孟庆树代笔并经他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位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前天富春同志来，谈到关于很快要开七次大会，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七百余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了我的问题。但关于我的问题，孟庆树同志虽然也曾告诉过我，在学习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到我的个别错误问题，但无论富春同志和庆树同志，都只谈到有些同志提出的一些个别问题。所以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那［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的加以检讨。我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但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明确承认之必要。
1、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因为有同志提出一些关于有否改善国共关系可能的问题，我曾向毛主席提过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只是想把这些意见提供给毛主席作研究问题时的参考，我不愿把这些意见提到会议上去讨论，故后来毛主席在书记处会上提出并指示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时候，我只略为谈到关于上述问题的部分意见，但会后我又向毛主席声明过，既然毛主席认为我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不愿再谈这些意见。可是我自己后来未能经常把握住这一点，是个很大的错误。如今年春季少奇同志回延后，……主要的由于我有教条主义的错误和爱表现自己的意见，组织观念不够等小资产阶级意识，其次是由于我病后神经容易兴奋，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志谈了起来。……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因为早经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见都是错的，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
2、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间，毛主席曾和我谈过几次话，后来并约任弼时、康生、陈
云、洛甫等同志共同谈过，在谈话当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就是在政治上有带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同时指出我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点。在这以前还指示出我在妇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指示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
我请求毛主席将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讨论的有关我的其他错误和缺点给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时我也请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以指导和教育。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0.15孟庆树在延安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延安，正在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年春天，王明作了一首五绝《延安春兴》，反映了他与众不同的心境。诗曰：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了，并连续派人做他的工作，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时还表扬了王明，他说：1937年12月会议到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并说：“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
10.16王明像（年代不详）
4月13日，任弼时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王明住处与其谈话，再次听取他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说：在这次谈话中，王明说：最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旧著，考虑一个基本问题，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明表示：对中国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统’，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军事的经验，提出最高斗争方式手段――最大的优点是用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在这些基本思想上产生建党――一方与资联合，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反‘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不要资［产］阶级，一方反迁就资［产］阶级；一方领导农民，一方又不要受农民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王明认为毛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斯大林估计不同，‘如保留过去的看法则会想不通的’，因为毛泽东有自己的道路，将新旧三民主义加以区别，使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是‘马恩列斯毛，毛在中国发展了马列主义’。他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说：从现在观点与毛的思想看，则是‘有错的’，但它‘不仅起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是过了些，把国际的错误都说［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册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的记录。
4月20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出：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时期。……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为领导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接着，《决议》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10.17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写信给任弼时，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信中说：
在阅读这次决议的三次草案过程中，七中全会的5位主席团同志均先后来和我谈过话，对决议内容作了很多的解释，对我应如何反省自己的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问题，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我在谈话中，说了我对决议草案的基本认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和作风作了初步的自我思想反省，说了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经过。中央要我写一个我对这个决议的基本认识和态度的文件，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在这封信的下面，王明便从各个方面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之后，信中接着说：“把这个决议的立场和方法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路线作为检讨的武器，立即就可以发现我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错误及其根源来”，并以他1930年10月到11月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例，作了检讨，说：“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决议所指出的在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子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信中还检讨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在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这一点之后，信中接着说：
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信中还说：“再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基本认识，就是它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认识和估计。”接着说，过去认为三中全会没有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现在认为三中全会已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因而认为三中全会的继续反对‘立三路线’和把三中全会决议当作调和路线来反对，是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并造成了当时党与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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