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巨著没有奇怪的解释，没有心理分析。用新挖掘的史实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认识！此书被誉为“对希特勒现象的*终解释”，“所有已问世的关于这位德国大独裁者的传记中*令人信服的一本”。此书刚一问世就被《纽约时报》作为书强力推荐！
这一恢弘巨著向人们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希特勒是怎样赢得德国“人心”，怎样获取并行使其**权力的。为什么世界上*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人们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此人正带领他们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如何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并导致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发动的大规模屠杀。整个大陆遭受破败，他们的国家也终为颠覆。
作者指出，德国人民造就了希特勒狂妄的个性。德国人民进行了历史命运中的一次**的赌博，而赌博的目的——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是驱使他们铤而走险的诱因，他们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站在今天，重读历史，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着自我的毁灭。
本书简介：
希特勒获取绝对权力，行使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但也是由此人带领，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这是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 这是一部希特勒的传记，是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言人自我设计灾难的过程，它的后果使得整个欧洲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本书把构成这一极端重要历史阶段的个人和非个人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找出希特勒如何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程度的原因；找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给德国、给世界造成巨大伤害的原因。
作者简介：
伊恩克肖生于1943年，曾就读于利特浦大学和牛津大学。1968至1989年之间，他先后执教于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自1989年起，成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现代史教授。伊恩克肖，当今世界上在纳粹主义研究处于领导地位的慕尼黑当代历史所的研究纳粹德国的著名专家，也是享有盛誉的“BBC纳粹分子系列报道”的历史顾问。是世界范围内研究希特勒的领军人物之一，是最重要的希特勒传记家之一。他的一本书《纳粹：历史的警告》获得了1998年BAFTA大奖。他以英德两种语言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的许多观点被广为流传。《希特勒》一书堪称第二代希特勒传的杰出代表作
目录：
（上卷）
前言...................................................3
致谢...................................................6
希特勒画像..............................................10
第一章梦想与幻灭.......................................1
第二章辍学者..........................................23
第三章欣喜与仇恨......................................59
第四章发现天才........................................85
目录：
（上卷） 前言...................................................3致谢...................................................6希特勒画像..............................................10 第一章梦想与幻灭.......................................1第二章辍学者..........................................23第三章欣喜与仇恨......................................59第四章发现天才........................................85第五章啤酒山上的鼓吹者...............................103第六章“鼓手”.......................................133第七章领导者的出现...................................175第八章统治纳粹运动...................................201第九章崛起...........................................249第十章飞黄腾达.......................................299第十一章前言前言(上卷)仅仅在几年之前我都未曾想过我会动笔写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原因之一是一些极有价值的有关这个独裁者的传记已经问世。早在学生时代我就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过艾伦·布洛克早年的杰作。1973年，约阿西姆·费希特的新作刚一面世我即贪婪地将其通读一遍，并像众人一样对书中显现的文采赞叹不已。我在1989年同意承担这项写作任务时心情极为忐忑不安，其原因正在于对布洛克和费希特所获成就有一种敬畏的感觉。致使我不敢轻易接受这项任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部传记从未像我意欲写作的其他作品一样列入我的研究计划。恰恰相反，我对传记这种体裁在一定程度上持反对态度。我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中世纪史开始的，此后我关注的一直是社会史而不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更不要说关注某些具体的人物了。20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史学研究中盛行的反传记潮流更加强了我的这种倾向。当我改变方向，转而研究第三帝国史时，我关心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德国普通百姓的行为和心态，而不是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我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巴伐利亚计划”，在这方面，我的导师马丁·布罗斯扎特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受益颇多。当时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研究兴趣：探究纳粹统治时期的舆论和不同政见，考察希特勒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后一项研究势必将我卷入20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进行的有关希特勒的激烈辩论之中。但作为一名非德国人，我感兴趣的主要不是希特勒本人以及他的行为和作用，而是当时民众为何认可了希特勒这个人物，为什么他会赢得民心，因此我基本上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1979年，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名新手，我有幸参加了在伦敦近郊坎伯兰·洛奇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此之后，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了。德国研究第三帝国史的众多权威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对希特勒在纳粹统治体制中所起作用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差异。参加这次会议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德国史学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并就此发表了一篇概述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超越或摒弃在有关希特勒这个纳粹独裁者的传记中已形成的某些看法。显而易见，我对“结构主义者”对纳粹统治的见解持赞同态度。出于上述原因，我最终从“错误”的方向入手写作这部希特勒的传记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由于对纳粹统治结构以及对希特勒本人在纳粹体制（如果可以称其为“体制”）内部所起作用的不同看法引起我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因此我不得不对希特勒这个人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这种关注还迫使我考虑，一名“结构主义”历史学家写成的希特勒传能否克服或融和巨大的意见分歧。写作这部传记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或许首先应低估而不是夸大某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有权势——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接下来的工作反映了这样一种尝试，即通过写作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将构成人类历史上这一极端重要的历史阶段的个人和非个人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使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将德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的怪异性格，我更感兴趣的是希特勒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最初根本不可能爬上高位的狂妄之徒怎么能够获得权力。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权力扩大到无限，以至众多陆军元帅对他俯首帖耳、心甘情愿地执行一个前下士的命令，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毫无保留地顺从一个自修者的意旨，而这个人得到人们一致认可的唯一才能只是善于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如果我们在一开始不能断定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从希特勒个人的性格特征中去寻找，那么我们就必须主要从德国社会——从形成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中寻找答案。通过考察发现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并将其与希特勒个人的作用结合起来，从而找出希特勒如何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程度的原因，这就是我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写作这部传记及社会史，除了帮助我找到一种能够将相互矛盾的见解糅合起来的理论之外，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领袖的性格魅力”说。这一学说将造成这种奇特政治统治形式的原因首先归结于“性格魅力”的感知者，也就是说首先归结于社会而不是阿谀奉承者所崇拜的那个人。自从费希特所写的传记出版以来已有大量从各个角度研究第三帝国历史的一流学术成果面世，这对我尝试写作一部新的希特勒传是极大的鼓励（必须承认，这同时也让我感到沮丧和灰心）。例如，现在回过头看，在早期出版的传记中几乎没有描述反犹政策及“最后解决”方案的产生等问题，这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当然，难以确切说明希特勒本人——往往是极隐蔽地——如何走上“曲折的奥斯威辛之路”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过，目前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能够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马利斯·斯坦尔特刚刚出版的重要传记已经着手这样做了。除了二手资料的增加之外，大量有关希特勒的原始材料的发现也为写作一部新的传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希特勒从1925年纳粹党重建到1933年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总理期间发表的演说和文稿已被编成多卷本文集，它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这部文集和他在1924年以前所发表的演说和文稿集合起来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描述出希特勒在上台之前的思想发展脉络。现在可以利用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是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日记。这部日记的全文最近才被发现，此前它一直被存放在一般人不可接近的莫斯科国家档案馆的玻璃盒子里。戈培尔显然打算日后发表他的日记，因此他在评述希特勒的言论时极为小心谨慎。由于戈培尔的评论非常直接而且颇多，因此它是洞察希特勒的思想和行为的一部至关重要的资料。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视为研究希特勒的思想和计划的一部权威资料——布洛克和费希特依据的主要是这部资料——已被放弃了。我在书中一处也没有引用过赫尔曼·罗西宁编辑的《希特勒演讲集》，这本书现在已毫无权威性可言，最好彻底将其放弃不用。其他一些资料，特别是回忆录，甚至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几个月的“桌边独白”——有关这些谈话的德文原始文本从未被人看到过——也应谨慎对待。将希特勒自我封闭的个性、人际关系的匮乏、不讲规矩的作风、人们对他的极度奉承及他自己煽动起来的人们对他的仇恨等因素与他的亲信随从战后所写的回忆录、所谈的趣闻轶事结合起来考察就可发现，第三帝国政府机构遗留下来的堆成小山一样的文件在许多方面都无助于重现希特勒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根本比不上他的老对手丘吉尔甚至是斯大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给德国社会，当然也给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千百万人造成了持久的伤害，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希特勒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了影响。我们有责任彻底弄清楚希特勒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恶魔。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知道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如阿道夫·希特勒统治的那个时代重要。 谢菲尔德/曼彻斯特 1998年4月
前言(下卷)本书的上卷试图向人们说明，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经济进步的现代化国家怎会允许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执掌政权，并将民族的命运托付给他，而且除了毋庸置疑的煽动和宣传天才外，此人几乎一无所长。通过兴登堡总统周围有影响力的人物玩弄诡计，希特勒最终攫取了德国总理的宝座。在此之前，他已经能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德国选民将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左派那三分之一则坚决地站在其对立面，尽管它的内部是四分五裂的。其余的人通常是持怀疑态度，处在观望、犹豫之中。在上卷的结尾，我们追溯到了希特勒的权力变成近乎绝对权威的阶段。内部的对立已经遭到了粉碎。通过对内规模巨大的重建以及对外重新主张强权，希特勒恢复了失去的民族尊严，极大地消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耻辱感，大多数怀疑者因此被其征服。很多人将独裁视为福音，认为对持不同政见者、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或者公认的社会不和谐者的压迫，只是民族复兴的微小代价。希特勒此刻在人民中声望空前提高，对立派已被粉碎且无足轻重，军队的实力派、占有土地的贵族、企业家以及高层官员都争先支持他的政权。无论存在什么不利因素，各派力量都把纳粹政权看作是发展其自身利益所必
需的。上卷结尾谈到了1936年莱茵河畔再次军事化，希特勒此刻正享有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当选总理前没投票支持他的人中的大多数。从民族蜕变的深层分析，多数德国人对能够分伊恩·克肖所著的《希特勒》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希特勒生平传记中的经典……他意义非凡地改变了以往传记作家们对希特勒及其思想行为观察的视角。
——《纽约书评杂志》戈尔顿·A.克雷格
——《华尔街日报》
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就……伊恩·克肖的《希特勒》凌驾于先前诸位传记作家的独到优势在于，自1945年以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使得我们可以这样考察希特勒：与其把他视为德国与历史的产物，不如将他看做一个隐约在当今以及今后可以预见历史时代的人物。
——《新政治》理查德·果特
一部急需的、趣味盎然的，迄今为止最新的传记。
——《华盛顿邮报》
鸿篇巨著……它甚至具备了最高等级的学术水平，成就了一篇名副其实的绝妙散文。它确定了伊恩·克肖在相关题材方面最佳英语作家的声誉。
——（伦敦）《标准晚报》尼奥尔·费尔古森伊恩·克肖所著的《希特勒》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希特勒生平传记中的经典……他意义非凡地改变了以往传记作家们对希特勒及其思想行为观察的视角。
——《纽约书评杂志》戈尔顿·A.克雷格 汲取了德国人的创作成就后，该书作出了对希特勒最敏锐的评价。
——《华尔街日报》
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就……伊恩·克肖的《希特勒》凌驾于先前诸位传记作家的独到优势在于，自1945年以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使得我们可以这样考察希特勒：与其把他视为德国与历史的产物，不如将他看做一个隐约在当今以及今后可以预见历史时代的人物。
——《新政治》理查德·果特
一部急需的、趣味盎然的，迄今为止最新的传记。
——《华盛顿邮报》
鸿篇巨著……它甚至具备了最高等级的学术水平，成就了一篇名副其实的绝妙散文。它确定了伊恩·克肖在相关题材方面最佳英语作家的声誉。
——（伦敦）《标准晚报》尼奥尔·费尔古森
文学领域一个罕见的成就……它的阅读节奏使人着迷。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希特勒，伊恩·克肖却给每一位试图解释希特勒的作家提供了如此众多的重要线索。
——《晨星电报》Ft.沃斯
伊恩·克肖为21世纪写下了这部希特勒传记。它冷静、有见地、确凿可信，论证卓尔不群1936年：希特勒的胜利“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希特勒这一新的举动是通往地狱破坏之门的又一个里程碑。”——《德国报道》，1936年4月 一 “三年过去了，我认为德国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可以说已于今天结束了。”——那天是1936年3月7日，德国军队公然蔑视西方各民主国家，开进了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而希特勒在德国议会演讲时说了这番话。“三年来，我在上帝的指引下为我们的祖国赢得了伟大的成就”，希特勒继续他的演讲，“在民族、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这三年中，德意志找回了荣耀，重拾了信仰，克服了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其文化也终于开始了新的复兴”。在为自己的“成就”大唱赞歌的同时，希特勒还明确表示“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演讲结束时，他呼吁人们在3月29日的新一轮“大选”中支持他（尽管只有纳粹党一个党参加选举）——他的这一请求赢得了热烈的欢呼。这次选举的结果是：98.9%的选民支持希特勒。无论这一数字含有多少“水分”，无论政治宣传与高压统治在选举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在1936年3月，绝大多数的德国民众都赞成希特勒恢复德国对莱茵地区的主权（正如他们支持希特勒为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而于早些时候采取的其他措施一样）。对希特勒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对外的巨大成功，也是一次对内的重大胜利。希特勒的胜利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英法这两个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推翻了维持战后和平的两大支柱，却未受到任何惩罚。希特勒的行为还显示了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固执专断和新的重要地位。此时的希特勒在德国国内享有绝对的权力。这个欧洲中部最大、最发达也最具威胁的国家拜倒在他的脚下，注定要经历一场“神圣”的“民族救亡”的政治斗争。希特勒独裁者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也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的威胁。事实上，轰动一时的莱茵进军在整个国家所激起的兴奋情绪本身是不会长久的。民众很快又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担忧和抱怨。工人对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不满、农民对食品区“强制经济”的憎恨、小商贩对恶劣的经济状况的抱怨以及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对价格的不满依然强烈。纳粹党官员的行为和腐败仍然引起人民的抱怨。在天主教地区，“教会斗争”更加激烈，纳粹党对教会活动和教会建筑的破坏、对教会教育的攻击和对神职人员的骚扰（包括大肆宣传对涉嫌走私外汇和不正当性行为的神职人员的审判）使人们的情绪变得极端不安。然而，最好还是不要过高地估计这些不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都没能转变成任何有可能给政权造成真正麻烦的政治反对力量。左翼的反对力量，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因受到镇压和威吓而变得软弱无力——在希特勒不断采取行动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各个民主国家所表示出的软弱的默许态度使他们感到沮丧。由于西方大国的软弱，舆论宣传中那个拥有非凡胆量和政治天赋的政治家形象在无数人看来好像成了不争的事实。尽管面临着遭到残酷镇压的威胁，危险的非法秘密抵抗活动始终没有中断，在1935年末至1936年初这一短暂的时期内甚至得以复兴（当时食物的缺乏在工业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动荡局面），此后也从未停止过。但是，一场短命的共产主义复兴运动爆发了，为消灭与之相关的一切可疑迹象，盖世太保发动了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过后，任何非法组织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反抗都遭到了有效的镇压。抵抗派组织，特别是共产党的藏身之处总是盖世太保告密者寻觅的对象，因而这些地方经常遭到袭击，反对派成员也经常遭到逮捕，然后被囚禁在监狱或者集中营里。据估计，在1932年的30万名共产党员里，两个中就有一个曾在第三帝国的某个时期遭到过囚禁。这一数据表明，残酷的镇压正在不断地消耗抵抗派的力量。尽管如此，新的反对派据点仍不断涌现。这些人冒着牺牲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在斗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但是，他们一点权力或影响力都没有，与高层又缺乏联系，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推翻政权的机会。所以他们当时根本无法对希特勒构成真正的威胁。事实上，危及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反对力量现在只可能来自其政权内部，除非一个单枪匹马的非纳粹党人采取无法预见的行动——1939年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与此同时，政权的支柱——军队、纳粹党、工业界和文职机构——都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保守党的精英人物们1933年帮助希特勒掌权时，幻想着能控制和操纵他，然而他们现在却不敢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在这些派系中，不安的情绪非常明显，尤其是在1934年春夏之际国内危机蓄势待发的时候。这场危机因为纳粹党冲锋队的领导阶层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被集体屠杀（也因为其他真正的或是假定的反对派遭到清洗）而结束。但是，不管保守党精英阶层对纳粹党内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党内领导的暴行和对基督教教会的攻击抱有多大的疑虑，也不管他们对不受法律约束的纳粹党和政权的其他令人不安的方面有多么担忧，但到1936年初，他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远离希
特勒。与大多数人相比，军人不满意的事要少得多，尽管他们经常瞧不起那些现在管理着国家的“粗俗的暴发户们”。在希特勒政权早期，军队与冲锋队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帝国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和少将费尔南德·冯·布勒多在“长刀之夜”所遭到的政治谋杀似乎只是为消灭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及其同伙所带来的灾难而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那些黑暗的日子，纳粹德国的军事领袖们都从未放弃过重建一支强有力的国防军的目标，而此时他们发现，这一目标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当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的禁令，于1935年3月重新开始实行大规模征兵（并以之为基础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大大地扩展到36个师）的时候，军方感到非常高兴。希特勒曾于1933年2月许下诺言：“在未来的四到五年中，我们的主要原则必须是：一切为了军队。”为配合这一承诺，他进一步加快了军队重建的速度。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组建德国空军——这是对《凡尔赛和约》进一步的蔑视——而未受到任何惩罚。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6月，英国心甘情愿地与德国达成一项海军协定，允许德国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的35%的海上力量。这样，英国就自愿地成为了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帮凶。随着莱茵地区的重新武装，希特勒完成了军方领导层多年来的心愿，尽管他们当时根本不敢对这一行动的可能性抱有任何奢望。军队领袖们希望希特勒做的事，他都做了——甚至更多。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对那些商业巨头来说，他们很感谢希特勒摧毁了左翼政党及工会组织，尽管他们个人常常对当前的经济困难和将来会出现的经济问题心怀忧虑。在跟工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又成了“一家之主”。他们还可以轻松自由地大幅度提高利润和红利。虽然有人对政党的干预表示批评，虽然有人指出出口贸易萎缩和原材料缺乏的问题，虽然有人对经济的发展方向表示担忧，但没有一个企业家——即使是在私下——鼓吹回到魏玛共和国那“糟糕的”民主时期。一些来自保守党精英集团内部的人——主要是军队的领导阶层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上层人物——将会在大约两年后逐步地并且犹豫地摸索着走上与纳粹政权根本对立的道路。然而，当时希特勒的形象所代表的民族专断和重建国家的政策很明显是成功的，而且他们也还认为这些政策是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同时也是有利于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全国上下在其他方面可以说已达成一个广泛的压倒一切的共识（当然有一部分是镇压和舆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只有激烈的“教会斗争”给这一共识蒙上了深刻的阴影，因为它在神职人员、经常去做礼拜的群众与纳粹激进分子两方之间引发了激烈的摩擦。在教会势力仍很强大的农村地区，这一阴影尤其显著。但是基督教的两个主要派系都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神职人员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听取民众的意见，尽管他们在经常去做礼拜的群众当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领导民意，而更多地接受民意的指引。他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教民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对纳粹攻击教会抱着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即使在这些人中间，希特勒为德国赢得的那些“胜利”（尤其是成功地重新武装莱茵地区）还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教会斗争”所激起的动荡不安是广泛的，但是这种不安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了。它未能促使人们从根本上否定希特勒政权，或是促使他们主动地投身于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中去。他们可以顽强地捍卫传统的惯例、风俗和习惯，使之不被纳粹的阴谋诡计所破坏，同时也可以对希特勒本人表示支持，可以对希特勒打击左派的政策表示赞同，可以对他所取得的国家“胜利”拍手叫好，还可以准备接受他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事实上，他们可以接受大多数对宗教事务没有直接冲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不矛盾的。天主教派的主教们在希特勒当上总理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就抛弃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指责，转而向其表示服从。即便是在“教会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还公开地表示了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并重申了对希特勒的忠诚。集中营的惨无人道、1934年对冲锋队领导人的谋杀和日益严重的对犹太人的歧视都没有引发正式的抗议或反对。新教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内部分化成了两派（除了少数几个特例以外）：一派因为纳粹对教会的专横态度及其对教会事务、教会活动、教会结构和教义的干涉而表示不安、批评或不满；另一派则正式申明效忠希特勒，并对他所采取的行动表示由衷的赞同。1936年春天，群众的崇拜使得希特勒不容置疑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很大一部分的民众简直将他当成了偶像。就连他的对手们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从事秘密反对活动的社会党人经常重复这样一句话：“希特勒确实是一个人物，他有冒险的勇气。”为什么这个独裁者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拥护呢？为什么就连那些一直都不怎么喜欢他的人也支持他呢？原因就是：“每一个德国人都痛恨《凡尔赛和约》的精神，而希特勒撕毁了这个可恶的条约，并把它扔在了法国人的脚下。”希特勒为德国人民找回了民族自豪感（没完没了的舆论宣传中对他无休止的吹捧经常让人觉得这一切几乎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的）。1936年，德国人民——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民——都沉浸在这种自豪感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希特勒的坚强后盾，是他在全民选举中获得拥戴的主要原因，也是确保对他的崇拜之情永远不会遭到遏制的主要因素。希特勒所获得的支持是足够真实的，其范围也是很广的。到1936年夏天，大多数的德国人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希特勒的支持者，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牢骚和不满。毫无疑问，希特勒外交政策的成功已促使绝大多数的德国人团结起来，支持他的领导。许多人都在赞美这个元首。事实上，仅就平凡的日常生活而言，也有很多人愿意承认希特勒的功劳，因为他为德国带来的变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除了那些遭到迫害的少数民族，除了那些被镇压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除了那些对攻击教会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人，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比希特勒上台前有了极大的改善。失业的现象几乎被消除了，失业率根本没有（像那些针砭时弊者所预言的那样）再次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有了缓慢的但是却很显著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可供选择；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人民的收音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休闲和娱乐，或是进行短距离的旅行；电影院和舞厅更是常常爆满。更多的德国人可以到乡间享受生活、去剧院看戏或是去听音乐会，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从快乐中寻找力量”（德国劳工阵线的康乐组织）举办的“魅力之旅”——乘巡航舰前往马德拉群岛或挪威——虽然得到了大力的宣传，却仍然只是特权阶层所特有的享受，也未能给社会的等级界限带来什么真正的影响。对于许多人而言，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短短的三年中，希特勒似乎已经把德国从魏玛民主政府的痛苦和分裂中解救出来，并为德国人民的辉煌未来铺平了道路。很明显，这位政治上的野心家和煽动者已经一跃而成为一个可以与俾斯麦相媲美的政治家和民族领袖。在国家复兴的同时，独裁主义非常严重，公民丧失民主权利，左翼力量遭到残酷镇压，犹太人和其他被认为不适于生活在德国社会“大家庭”里的人所受到的歧视也日益严重，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所有这些至少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也有许多人对这一切抱着肯定和欢迎的态度。此时此刻，几乎没有谁能有如此的远见卓识，想象得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想象不到，德国在1936年所赢得的新的国际地位不过是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纳粹德国无休止的扩张、世界大战所引发的如此大规模的杀戮、史无前例的种族灭绝暴行及第三帝国最后的自我毁灭——的一个前奏。在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这篇报道中，作者又补充道：“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希特勒的这一新行动是通往地狱破坏之门的又一个里程碑。” 二 对于大多数的独裁者来说，能够在一个国家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已经足够了。但对于希特勒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权力能够帮他实现他思想中的双重目标：一方面要消灭犹太人——因为他认为犹太民族是德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另一方面，要在消灭犹太人的过程中取得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控制权，然后立足欧洲，以求最终称霸世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就一直在希特勒的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们建立在这样一个“世界观”之上：种族斗争和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决定人类历史的关键因素。不管这些基本的想法最初是如何在希特勒脑子里产生的，它们一旦形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希特勒把德国、欧洲和整个世界都引入了灾难，从这点上讲，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之所以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部分的原因就是他对上述那些思想的顽固的坚持。在纳粹党逐渐掌握权力的过程中，纳粹主义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然而，在他们中间，完全同意希特勒的想法的人相对较少，而且，纳粹主义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跟随者，并不是因为希特勒对自己“世界观”中的那些固执想法的狂热的坚持，尽管这个“世界观”构成了他最主要的思想动力。作为魏玛民主政府的替代品的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摧毁旧制度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魏玛时期的政治制度显然是失败的，在有权势的人物中，它遭到了破坏，在一般群众中，又搞得民心涣散。希特勒对这一制度发动了坚决的正面的进攻，从而赢得了民心。在希特勒地位上升的过程中，他常常用充满仇恨的长篇激烈演说来抨击魏玛“制度”，这已经成了他惯用的、无所不能的武器；战争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造成这些灾难的“元凶”被消灭以后，希特勒变戏法似的成了民族复兴的化身——这个形象在民众中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希特勒思想中的那些主要原则一直发挥着极其深刻的作用。作为一个政治煽动家，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所说的话正是那些心怀不满的群众想听的。他能够讲他们的语言——抓住并利用他们的绝望心理，让他们燃起新的希望：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再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表达出大众的仇恨、愤怒、希望和期待。他发表演讲时声音是如此的尖利，感情是如此的强烈，表情是如此的丰富，吸引力又是如此的强大，任何人——即使是那些与他有着相似的思想的人——都无法与之相比。全方位的民族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而此时的希特勒已成为支持民族主义的民众的代言人。希特勒展示了刺激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无人可及的能力，同时也使自己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中间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些上层人物把他和他那不断发展的运动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中不可缺少的武器（注意，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攻击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为了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工会以及整个民主体制）。保守派的核心成员们竭尽所能地破坏这一切。在他们的帮助下，当魏玛共和国濒于崩溃之际，希特勒终于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权力——对整个德国的控制权。他们这些人最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控制希特勒。而现在，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时，一切都晚了，灾难已降临，大错已铸成。在希特勒夺得大权之前，他一直鼓吹“救赎”政治，这种政治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失败的歪曲，但这却为他赢得了1300万德国人的支持，同时也为希特勒将来的法西斯活动培养了一个人数过百万的纳粹组织。形形色色的打着宗教旗帜的邪教组织都纷纷吹捧希特勒，这使得广大虔诚的教徒进一步相信希特勒就是德国的“救世主”。战争的失败、民族的耻辱、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民主体制的怀疑以及人们渴望有一位“政治强人”以武力手段来解决已无比尖锐的政治矛盾的迫切愿望，这一切都促成了很大一部分民众落入了希特勒蛊惑人心的“民族救赎”的陷阱之中。希特勒所鼓吹的这种“民族复兴”的论调不仅在政治上很有诱惑性，同时也使许多对德国文明产生悲观情绪的新保守派和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鄙视希特勒等人的粗俗。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有人提出了文明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同时他们又将这种衰落同由于民族融合所造成的“民族不纯”相联系。这种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所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意志民族的绝望感更是困扰着保守派知识分子。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衰落》一书中，他以极其悲痛的口吻提出了文明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抽象绘画和戏剧表演被扣上了“犹太艺术”的帽子；爵士乐虽然被蔑称为“黑人音乐”，但它同时也标志着美国文化不仅已经侵入音乐界，而且开始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侵入到了这片曾是音乐大师巴赫和贝多芬的故乡的土地。德国文明的衰落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就在数十年前德国还有着像俾斯麦那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政界巨人，但现在，德国议会的议员们就像是一群整天吵吵嚷嚷的侏儒。国会已经四分五裂，德国也已经四分五裂，除非有一位新的民族英雄出现，施展其本领（甚至是使用武力），德国才有可能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样的英雄必须是集勇士、政治家和高级教士于一身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将德国从战败的民族屈辱和战后的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土壤中，埋下了日后德国知识分子支持希特勒以及纳粹运动的种子，即使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同他们设想中的完全不同。纳粹的反犹太特征也没有成为希特勒赢得这些支持的绊脚石。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不到1%，而且他们很少有什么朋友；即使有些德国人对纳粹的暴行和魏玛时期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略有微词，但他们多多少少也对犹太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厌恶、怀疑和妒忌。虽然相对来说较少有德国人直接参与公开反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潜在的反犹太倾向的确相当普遍。在纳粹的不断煽动之下，再加上人们都想为德国的战败、革命、政治危机和社会经济矛盾找一个替罪羊，不少德国人对犹太民族的偏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指责犹太人的财富超出了他们应当拥有的数量，犹太人对经济的垄断导致了很坏的后果。他们还指责犹太人在文化领域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正在蔓延。这种将犹太人视为异己并将一切弊病归咎于犹太人的观念在希特勒尚未掌权之前就已经在德国迅速蔓延。而当希特勒掌权之后，纳粹分子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不断地进行政治宣传，使这种情绪逐渐遍及了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达到日耳曼民族的“净化”以实现德国复兴的观念已经在德国社会扎下了根。即便有些人对纳粹的反犹太暴行不敢苟同，但人们潜意识中的对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对种族歧视的默许促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不断升级。在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没有进行公开的反犹太活动，这在纳粹分子看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且这也只是为酝酿之中更严酷的歧视政策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社会仇恨、敌视、贪婪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都已为纳粹加紧迫害犹太人创造了条件。到1937年年底，公开攻击犹太人聚居地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受意识形态所驱使的德国警察部队则正在加紧搜寻犹太人攻击目标，试图找到新的“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法。这一切意味着在1936年和1937年这两年所谓的“平静之年”间，以反对“种族敌人”即犹太民族为主要内容的激进主义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猖獗。久而久之，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早在1919年就提出的把“驱逐犹太人”作为政府的一个必要任务的想法，似乎即将成为现实。在加紧迫害犹太人的同时，与其息息相关的其他一些活动，诸如德国领域的扩张，以及德国部队法西斯化都正在按计划加紧进行。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疯狂、不择手段的德意志扩张主义者来说，在欧洲拥有控制权只不过是其宏伟大计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希特勒的这种扩张主义思想植根于德意志帝国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就已经成为左右希特勒的一切重大行动的关键所在。这种观念随着纳粹运动的兴盛而兴盛，并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影响到整个德国。扩张德意志的领土成为希特勒所勾画的德国美好前景以及德国“民族救赎”的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30年代早期德国国力仍很虚弱，它对东欧地区的控制权似乎有名无实，但希特勒所鼓吹的主宰欧洲的梦想在一些人看来却似乎即将变成现实。这些人中有军队内部的实力派、外交部的高层官员、知名的企业家以及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对德国复兴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他们却似乎都在希特勒所鼓吹的那些论调中找到了希望。在希特勒掌权后的最初几年中，德国人的信心恢复了，经济有所好转，军备开始扩充，政府在外交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人们在有关扩张德国和统治欧洲问题上的看法分歧逐渐缩小，因为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两者似乎即将成为现实。扩张，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已不再仅仅是这个新生的德意志在意识形态上的理想，也不再只是实现“民族救赎”的需要，它已经逐渐成为德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商人来说，希特勒所提出的“生存空间”的概念与他们所追求的“大经济圈”的目标不谋而合，即便商人们所更希望恢复的是德国昔日对东南欧的控制而不是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当德国把实现经济复苏转变为实现对欧洲经济的主宰，并将实现经济军事化作为其目标，德国劳力与物资严重匮乏的问题就日益突出，反过来，这种匮乏又进一步迫使德国继续向外扩张。究竟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还是满足德国军备扩张的需要，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德国最终选择了大炮舍弃了黄油，这又一次证明德国已铁定了心要走军事扩张这条道路。事实上，对那些同德国军备生产紧密相连的经济部门来说，竭尽所能地为国家的扩张服务也是其赚取大量金钱的最佳途径。 长期以来，德国军方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凡尔赛和约》以及沉重的战争赔偿（这笔债务事实上在1932年已经勾销）的束缚，未敢有所举动，但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以期有朝一日恢复德国军队昔日的雄风，夺回失地，并建立在中欧地区的统治权。在1933年之后，德国重建军队的步伐日益加快；广大的西方民主国家无力也不愿对德国加以遏制，这使得德国军事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对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军事领导人来说，这正是其大力发展军备的最佳时期，如果等到英国和法国也都加入到这场军备竞赛中来时，德国将会处在很不利的位置。凡尔赛体系被打破后，国际局势不稳、西方民主国家虚弱、军备竞赛又仍处于初期，这一切都表明这将是德国建立其对欧洲大陆统治权的绝佳机会。希特勒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时机，所以后来有人曾指出希特勒总是善于在最恰当的时间最有效地部署其军队。考虑到德国与波兰、捷克等邻国早有嫌隙，德国和法国、英国在不远的将来也很可能会起冲突，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一点现在看来很不重要——的威胁，希特勒更坚定了实行扩张的政策。希特勒把德国的军事扩张同他的命运紧紧相连，同他统治欧洲的个人梦想紧紧相连。这样一来，希特勒“驱逐犹太人”的思想以及他为将来进行争夺生存空间大战所作的准备都成了他的一个长期目标。这个长期目标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它能满足德国纳粹政权核心机构的不同利益需要。于是，一个地处欧洲心脏部位的高度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一切国家机器，包括官僚机构、经济制度以及军队，都为希特勒的领袖权威所驱使，为实现“民族救赎”和统治欧洲的梦想所驱使，为单单一个人的权力所驱使。希特勒最根本、也是其始终如一的长远目标于是成为了整个纳粹政权的驱动力，成为纳粹政权自始至终无比狂热的内在激发器。只有这样的一个政权才会无休止地追求统治权，因为这种政权对权力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在这种政权下，肆无忌惮的侵略后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压迫人民的集权统治。在希特勒当权后的最初几年间，德国的经济有了好转，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德国似乎又找回了昔日的荣耀，然而，这一段“好时光”不可能永久地继续下去，因为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如建立在沙地上的城堡，很快就会倾倒。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社会生活的稳定和“正常化”唾手可得，然而事实上，德意志第三帝国根本不可能使德国“正常化”。这不仅仅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个性和意识形态（虽然这一点不应被忽视），而更在于希特勒的秉性、他的无限的精力、他的为夺回主动权不惜一切代价的赌徒的本性，都因为1935年和1936年他所获得的胜利而得到肯定并进一步发展。在广大纳粹狂热分子的拥护和内圈人异口同声的吹捧下，希特勒将自己视为救世主的想法日益膨胀。他认为时机对他不利，因而又急于采取行动，这一切使他越来越相信他的命已经不长了。但除去希特勒个性上的这些因素之外，其他一些非个性力量、那些驱动着希特勒等人的强大的扩张主义的压力也时时刻刻都在对德国起着极大的作用。个性化因素与非个性化因素两者相结合，使得在德国军队入驻莱茵河不设防区和随后入侵奥地利的两年“平静”时光中，纳粹政权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1936年的胜利不仅给希特勒带来了极强的自信心，也再一次向世界表明灾难并没有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一般的独裁者在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功后一定会沾沾自喜，然后便很可能金盆洗手，就此罢休，但希特勒绝不是这样的人。入驻莱茵河不设防区只是他控制整个欧洲的宏伟大计的一块垫脚石而已。这之后的几个月间希特勒逐渐将德国国家机器法西斯化，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德国已经完全成了法西斯国家。两年后，希特勒最终将德国和整个欧洲推入了又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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