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以王鼎为引线，以军国大事为节点，带写出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须全尾，或数笔点染，着力出在信仰和担当，在于无论顺逆，都不忘山河社稷，不忘一己之大臣品概与节操。清史专家卜键深度解读嘉道两朝政治形态。本书简介：
王鼎，陕西蒲城人。嘉庆元年（1796）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户、吏、工、刑等部侍郎，户部尚书、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身兼东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王鼎，愤于清朝在英军的枪炮胁迫下，即将签署《南京条约》，在留下遗折，反复重申“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穆彰阿）不可任，林（林则徐）不可弃”后，自缢于军机处别院，是谓“尸谏”。
在我国历史上，除却那些贪酷庸劣的官员，从来都有认真做事的人，有热衷作秀的人，有既做事也作秀的人，王鼎属于第一种人。清朝至嘉道朝已是盛极而衰：苗变、教变、民变、兵变，统治者强力镇压的模式未变；治漕、治盐、治河、治边，常也是理乱愈纷，按下葫芦浮起瓢。正是在这样一个年代，王鼎一步步走向高位，靠的是拆解难题的能力，是勤恳务实的作风，更是品德和节操。他是“有守有为”，清正明练的官员典范。他曾多次奉旨往各地办案，曾历仕六部中的五个部，也曾任顺天府兼尹和短期署理河南巡抚、直隶总督，堪称救火队员，所至无不竭心尽力。
王鼎不屑于追逐生前身后之名，专注于国计民生，其风骨气节，足以映照千古，启悟今人。他学养丰厚，诗文兼擅，却没有留下一部诗文集，这给本书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作者卜键为文学博士，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清史办主任，以史家之严谨，文学家之妙笔，钩沉各类史籍，终成此书。
王鼎的形象，只有在与同时期朝廷大员的比较中，才能凸显其价值。与传主的决绝赴死相映衬的，是更多位高权重者的弄权营私和尸位素餐，他们都是“国之大臣”，但与王鼎立身行事相比，高下立判。
本书以王鼎为引线，以军国大事为节点，带写出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须全尾，或数笔点染，着力出在信仰和担当，在于无论顺逆，都不忘山河社稷，不忘一己之大臣品概与节操。
作者简介：
卜键：笔名吴楚、双舸子，江苏徐州市人。汉族。文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清史办主任。已出版《李开先传略》、《传奇意绪》、《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从祭赛到戏曲》、《明世宗传》、《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摇落的风情》等著作，笺校注释《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主编《元曲百科大辞典》。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兼职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北京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目录：
第一章早年艰辛
第一节诗书飘零
第二节进入新朝
第三节清贫中的苦读
第四节会试两连败
第二章恩科进士
第一节新帝的登基恩科
第二节初入庶常
第三节慈母病逝
第三章嗣皇帝亲政
第一节在“守成”的旗帜下
第二节洪亮吉事件
第三节留级的庶吉士
第四节甲子重开玉堂宴
第四章学政也是大政第一章早年艰辛
第一节诗书飘零
第二节进入新朝
第三节清贫中的苦读
第四节会试两连败
第二章恩科进士
第一节新帝的登基恩科
第二节初入庶常
第三节慈母病逝
第三章嗣皇帝亲政
第一节在“守成”的旗帜下
第二节洪亮吉事件
第三节留级的庶吉士
第四节甲子重开玉堂宴
第四章学政也是大政
第一节纷纷离去的老臣
第二节两广总督暴亡
第三节变兵与溃兵
第四节詹事府岁月
第五节出任学政
第五章癸酉之变
第一节左贞门的刺客
第二节查赈委员被杀
第三节滑县的密谋
第四节攻破紫禁城
第五节两种清剿
第六章骚动的海疆
第一节洋盗与海盗
第二节海上名将李长庚
第三节军机两隽才
第四节被拒绝的阿美士德
第七章猝然而至的帝位更替
第一节大臣之“体”与“用”
第二节忽左忽右
第三节未能举行的秋狝
第四节又一次改朝换代
第八章有多少“事件”要查办
第一节弊案丛杂
第二节从湖南江西查到湖北河南
第三节仪封河工大案
第四节浙江的惊天大案
第九章平定南疆叛乱
第一节国丧期的袭扰
第二节烽烟相连西四城
第三节举国之力的反击
第四节敉平叛乱
第十章盐政与边政
第一节为何是那彦成
第二节长芦盐区的积欠
第三节南疆再乱
第四节变革两淮盐务
第十一章从禁烟到销烟
第一节鸦片困扰清廷
第二节“先乎品行”
第三节运动式大禁烟
第四节“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第十二章张家湾大决口
第一节国家危难之际
第二节天灾与人祸
第三节水困开封
第四节开工何艰难
第十三章口门与国门
第一节处处是国门
第二节河干上的星槎
第三节重回中原
第四节繁复的大工王鼎的死，震惊了道光帝和整个朝廷，更震惊了他的家乡——陕西蒲城。当朝君臣的震撼刺痛会快速消逝，而家乡人的惊愕悲伤、家人亲族的茫惚无助，应会持续很久很久。既是阁老又是枢臣的王鼎，出身寒素，一生亦不改寒素。清廷对枢机大臣除俸禄之外，还有各项补贴赏赠，但若仅此收入，也只能满足养家糊口和必要的排场。王鼎府中一向拮据节俭，并没有多少积蓄。立朝四十余年间，他以刚正廉洁著称，“少食贫，既贵不改寒素，奉入所余，辄以赡亲友。薨之日廪无余粟，椸无新衣。清操介然，外吏入都或公轩所至，馈方物，虽故旧不受。生平不受人请托，亦不请托于人”[1]。多年前与亲弟的一封信中，王鼎忆及早年艰辛，以“备极苦况”四字画出，读来令人酸鼻。他自奉至简，却能尽一己之力，努力帮助亲族和桑梓，或也正由于此。第一节诗书飘零王氏为蒲城大姓之一，却非当地世族，原籍在山西大同(一说为太原)。当宋室南迁、中原离乱之际，一位叫王信的晋籍人士，悄然在蒲城尚义里安家，是为王鼎及族人所称的始祖。王信，字好古，号外翰。择此字与号，似可见出他对儒家道统的尊崇痴迷，亦多少传递出那种饱学之士的自诩。然生当乱世，王信只做了一任陕西宜君县教谕。虽是偏远之地的小小学官，却也让子孙后代有了“诗书传家”的骄傲，播撒下一粒读书种子。一、落籍蒲城宜君县地属鄜州，与蒲城相距约百余里。为什么在宜君任职的王信，不留在那里，而要流落于人地生疏的蒲城？其七世孙王臣在《王氏家谱序》(后文中称《家谱》)中写道：我始祖，晋之云中人也。少领乡书，屡北南宫之战，已乃除谕宜君。宜之多士获饮，春雪标韵，罔不诚服，竟师者。寻遘胡氛横翳，烽燧阻绝，而弗克归也。遂南游于蒲，悦其风土而侨居之。[2]对于蒲城尚义里王氏的始祖王信，此为最详细的一条记载。作序者王臣，明天顺八年甲申科第三甲进士[3]，历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郎中，山东盐运使，弘治二年升任山西左参议。这是其为官的最后一任，却正可以往祖籍之地寻根。在他的笔下，始祖王信才华茂著，早年中举，然一次次会试挫败，不得已做了县学教谕，又因金兵进犯，有家难归，选择在蒲城定居。据史料记述，当时宋金交战态势颇为错综。双方在陕西皆屯重兵，置官守，金国据有长安、鄜州、延州等地，而稍远州县则仍听命于南宋皇室。宋高宗建炎四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发布讨金檄文，指挥五路大军进逼长安，在富平一带与金兵接战。其中赵哲所部正从宜君南下，而蒲城为必经之地。只不知王信是否随大军前来，是否在那之后流落当地。宋军在富平之战中遭遇惨败，金兵一路向西追杀，直至邠州，缴获大批辎重粮草，却与紧邻的蒲城擦边而过，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破坏。这应不是王信经历的第一次战乱。家乡云中，先陷于辽，再陷于金，而他仍能够习学儒业，考中举人，经历险阻，往北宋和南宋的京城参加会试，自具一种坚贞执着！约六百余年后，裔孙王鼎的科举之路也不平坦，后虽高中金榜，官位显赫，而行事做人，血脉中仍流淌着祖先的精神基因。从现有资料看，王信原本只是暂住，并未想在蒲城安家，是蒲城人的真诚感动了他，“越数载，里人恬于公谊，公亦恬于里人之谊，扳留缱绻，而公遂无东意矣。乃卜蒲尚义之廛，列籍附版焉”[4]。由此可推想，当陕西沦陷数年间，满脑子忠君意识的王信，大约还是想去追随新帝，其次返回到故乡的。那时的中原处处烽烟，遍野饥民，不独到不了江南，就连回乡也是千难万难，最终只好在蒲城落户。个中艰辛和不得已，后人当难以想象。蒲城是个好地方。蒲城位于川土沃美的关中平原，是一座有着3000年历史文化的古城。这里有尧山、龙山、卧虎山，有伏龙塬、九龙塬、紫荆塬，而主要面积则是平衍腴厚的原野，洛水与白水蜿蜒流过，历朝皆视之为粮仓，尤以小麦为盛。王信在这里居住下来，渐渐获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后来子孙繁衍，再也没有离开。二、有明两进士王信是一位苦读饱学之士，也算做过官，经历过战乱，见过大世面，虽杂处于市井之中，仍显得与众不同，以“雄才大度”的气质为人敬重。影响所及，他的子孙颇多读书人，一代代如接力般在科举做官的路上奔波。这是一条充满生存艰辛和精神折磨的路。精诚所至，王信后裔中倒也有着不算太少的幸运者，以王鼎功名职衔最盛，是所谓“位极人臣”。这是王鼎自己的话，唯言说时的语气不独毫无骄矜，而且满涵感伤。创修族谱，并为作序，极力夸赞始祖人品的王臣，为王氏迁蒲后第一个进士。在他之前的数代，整个家族人丁稀疏，不少人名下都注明“无子”，正是多数家族播迁之初的大致状况。王臣考中进士，光大门楣，同时也不能不背上族人乃至亲戚的重负。成化间关中大饥，王臣任职户部，接下来又是掌管山东盐运的肥缺，于是亲族络绎而来，“多就其禄食以活，其后子孙蔚起，仕宦接踵，为关中名族”[5]，说的便是其在家族史上的扶危救难和振兴作用。而我们知道，王臣为之付出了仕途和名声的代价。这一作用，实际上没有描述的那样直接。王臣二子，曰玲，曰珑，都没能考中举人，所任也不过韩王府典膳、忻州吏目之属。他们的儿子，则连这种小吏也做不成了。从《家谱》可见，蒲城王氏的九、十、十一世人丁兴旺，却几乎没有出什么人物。族中为下一代命名，竟有选择“烦”，“风、雨、雾、霜、露”者，已有点放弃追求的样子了。族人性格中虽遗传了几分老祖宗的豪杰之气，由于大多不读书，便显得等而下之，“性多憨直使气，邑人恒惮之”[6]。这样一些人聚族而居，彪悍躁急，既擅于外斗，又时生内讧，令当局头痛不已。明万历十四年(1586)，知县大人亲自出面，将这一大家族分成四支，化整为零，大约也是为了管理方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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