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60年代。
“如果要去荒原，你会与谁同行？”
“戴维布劳尔。”
戴维布劳尔，美国《荒原法案》主要推手，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地球之友创始人。他是同行眼中“荒原保护的代言人”。
在布劳尔担任执行董事期间，塞拉俱乐部的会员从七千增长到七万七千人。在他的领导下，俱乐部影响着美国有关土地、海洋和大气利用方面的立法。对于美国垦务局而言，布劳尔简直就是一个恶魔，他以一己之力，将大峡谷中两大水坝的建设至少推迟了两代人的时间，并有可能永远都造不起来。
这本书记录了布劳尔的三次荒原之旅。与布劳尔同行的分别是：
查尔斯弗雷泽，“美国最顶级的两位地产开发商之一”，自认为是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觉得很多所谓的环境保护分子，其实是环境保存分子。
查尔斯帕克，美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他认为，“如果在白宫底下发现铜矿，那么白宫就该移走”。
弗洛伊德多米尼，美国垦务局局长，职业生涯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建造两百米高的大坝。他觉得“大自然毫无恻隐之心”，而布劳尔“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保存主义者”。
三场旅行，一个时代的声音。危机与变革、环境与发展、争执与妥协，所有这一切，都将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否还能与荒原同行？
作者简介：
约翰麦克菲（JohnMcPhee），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从1963年起，他一直为《纽约客》撰稿，他大部分书的素材都脱胎于为这份杂志撰写的报道中。麦克菲曾四度入围普利策奖最佳非虚构作品提名，并于1999年获此殊荣。他被公认为“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开拓性人物，2008年，美国新闻界的重要奖项GeorgePolkAwards给他颁发了职业成就奖，以表彰其“半个世纪以来对于美国新闻界难以磨灭的影响和印记”。布劳尔在全国各地不停地向各色人等宣传环保理念，他把这叫做布道。他经常行色匆匆，但又似乎从来未出远门：系上一根领带，穿上一件外套而已。在布劳尔嘴里，这就是他牧师布道的行头。他在大学里布道，进出各类俱乐部，穿梭在不同的会场，甚至有一回还在一个大教堂里布道（他其实已经三十年没进教堂门了）。他演讲的时候总是身子前倾，靠在讲台上，脚跟并拢，双膝微屈，活像在滑雪。可能是以前常常在山地滑雪，他才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
在演讲中，或迟或早，他都会谈到世界的诞生。他让听众把《创世记》中提到的六天理解为一种比喻，实际上指的是至今为止的四十亿年。在这个尺度上，一天等于六亿六千六百万年。换句话说，“星期一的整天到星期二的中午，都集中在让我们存身的这个地球运转起来”。生命的起源大约是在星期二的中午，“无限美妙，活力无穷的大千世界”是在随后的四天里形成的。“在星期六下午四点整，大型爬行动物出现了。五个小时后才出现了美国的红杉树，而大型爬行动物却都不见了踪影。午夜前三分钟是人类出现的时刻。到了午夜前的四分之一秒，耶稣降临了。午夜前四十分之一秒，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我们周围，充满着那些认为我们在这短短的四十分之一秒中的所作所为能不断延续下去的人，实在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布劳尔会举起一张地球的照片——蓝绿相间，缀以白云。“这是从阿波罗上拍的，”他会说，“就是它了。一览无余。通过航天员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多么脆弱，而所谓大气层，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片。”
布劳尔还算出了我们现在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以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开车——并且还在加速。他提醒听众，我们射杀水牛，就是为了取用它们的舌头。我们至今还有牛舌的买卖。“我们被增长迷惑住了，我们无法自拔。在我至今的一生中，人类消耗掉的能源，远超以往所有年代的总和。而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他们现在在亚利桑那州开采地下水。棉花业就受到这些水的补贴。为什么要在亚利桑那州种棉花呢？一点都没道理。有人还想把育空河北水南调，引到得克萨斯州。已经有了一个洛杉矶，我们还想把旧金山湾填满再造一个洛杉矶出来。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令人厌恶呢？现在还不够讨厌的吗？在新开的小区里，每个人都用红杉木造房子。到1990年，爱迪生联合能源的规模要翻两番。那么多电你要用来干什么？美国占世界人口的6%，却用去了60%的能源，而1%的美国人，更是用掉了其中的60%。每当一个国家拿了比它应得的一份更多的时候，紧张关系随之而来。好多战争都是资源引起的。无限制的扩张会毁了我们。我们想要的是和平稳定的经济。可是，我们偏偏去捕光秘鲁的鱼。该地产出的蛋白质可供世界上贫困国家之需。而我们要那些鱼来干啥呢？喂牛，喂鸡，催肥它们。我们还要横穿中美洲建造一条海平面的运河。太平洋的水温比大西洋的要来得低，水位也高一些。太平洋的水流入大西洋后，很可能就会改变加勒比海地区的气候环境。再有，我们有可能要在亚马孙盆地造一个水库，它将淹没像意大利国土那么大的面积。埃及的阿斯旺大坝阻断了某些营养物质的回流途径，地中海东岸的沙丁鱼养殖场一片死绝。我们人类还有自己的人口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把光合作用的自然周期都打断了，大概为此烦恼的必要也没有了。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我们到底要搞到多少人口？”
布劳尔的许多同事——他当了十七年执行董事的塞拉俱乐部的同事，以及近年来他的另外两个新团体，地球之友和约翰缪尔环境研究院的同事——都把他与美国废奴活动家约翰布朗相提并论。布劳尔已年近六十。但除了那一头乱糟糟的白发，他的笑容仍是那么青春焕发，充满亲和力。他的声调，低沉又充满悲悯，更增强了他语言的力量。他声调平静，甚至带些讽刺口吻谈到人类会如何“拼命争夺最后一片净土”，似乎我们大家都早已计划如此。“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敌敌畏，”他谈道，“谁把敌敌畏弄到了北极？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它播撒在土地中，随后流入水系，再到鱼肚子里，更多的鱼体内有残留，然后就轮到了企鹅。有些污染我们注意到了，更多的没被注意到。我们用了五十七年才知道放射性有害，二十五年才了解敌敌畏的毒性，二十年才重视到甜蜜素的问题。我们慢慢在做。我们不久前才了解到有一种塑料的副产品，复合氯化双苯的物质已经散布到了全球的生态系统。在华盛顿州南部的原子能研究重镇汉福德，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密封在铁桶中，每二十五年一换，要密封一千年。最近的一千年来，人类除了成倍增加人口之外，真没做太多好事。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石油泄漏会让当地的红三文鱼无法繁衍。在纽芬兰大浅滩外的石油钻探，引起石油泄漏只是早晚的事。而只要有泄漏，当地渔业将毁于一旦。我们乐此不疲。我们相习成瘾。我们是在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实施盗窃罪。我们的经济体系，实在是种老鼠会经济，最初的几个人利润丰厚，而子孙后代将一无所有。我们必须阻止超音速交通。音爆对环境不利。为什么纽约要造第四条喷气机跑道？要不要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呢？我们必须把贪得无厌的毒瘾去掉。有限的地球支持不了。人身上快速蔓延的那种东西，我们称之为癌。”
说得好听一点，布劳尔身上透着一种福音会布道的宗教热忱。他的做法与美国福音会教士、宗教闻人比利格拉汉姆博士十分相似。后者常常劝诫罪孽深重的子民走上前来，接受上帝的拯救：你如果扭头而去，在你走到门口之前，冠状动脉血栓大概就要把你放倒了。像格拉汉姆博士一样，布劳尔发起的圣战运动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布劳尔的效率似乎更高。目前，各种各样有关环境和环保问题的种种思潮，众说纷纭，其实就是布劳尔和其他几位人士几十年来不停宣讲的观点的回声而已——只不过放大了好多倍。布劳尔能预见未来。他真是想拯救这个世界。他一直是死板的理性世界里的情感鼓动高手。他认为，环保运动应该是“不管从事什么营生，都是我们时时处处的道德和思想的指针”——简而言之，是一种宗教。如果说宗教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类应对面临的严峻困境，有些时候它实在来得太晚了，这一次大概又是如此。在拯救清新的空气和峡谷，保卫荒原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斗争中，布劳尔是显而易见的心急如焚。他义无反顾，有进无退。他的理论，所谓世间万物各个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目前这种关系极不顺畅，实在是无所不包，也让人难以理解。因此就有需要建立一种宗教，也需要有一位登高望远的领袖人物。布劳尔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大概可以算作一种宗教吧，一种关乎土地的道德观念。我想，与这种宗教最接近的要算是佛教了。”我也常常听到他有关“招人入教”，以及一眼能看出某人已经是教友的说法；我记得有一次在内华达塞拉山脉的山路上他谈道：“我们可以从其他宗教中得到提示，除了埋头苦干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途径。”
在布道中，布劳尔不时会引用些名人箴言——美国博物学家约翰缪尔（“当我们把任何一样物件单个挑出来时，我们总是能发现它和世间万物有着联系”），美国废奴主义作家亨利梭罗（“地之不存，有屋何益？”），系统理论学家巴克敏斯特福勒（“技术一定要事半功倍”），以及流行滑稽连续剧主角博哥的名言（“我们见过仇敌。他就是我们自己”）。事实上，这种布道本身就充满着学界和思想界诸多闻人的警句：“人的最终尊严来自挑战小概率的可能性”（纳齐奥西隆，意大利作者）。“文明，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外的一层薄膜”（西格德奥尔森，美国环保作者），“绝望是罪”（查尔斯斯诺爵士，英国化学家，作家），“除非文明能拆除人口炸弹，无论什么方法都将徒劳无益”（保罗埃尔利希，德籍犹太科学家、医生），“荒原能解答人类还不懂去问的问题”（南茜纽浩，美国摄影批评家）。
布劳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说过：“地球上大约90%的地方都被人拨弄过一番了，有时雷霆万钧，有时阳光雨露。现在到了说声‘够了’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求助于已在使用中的90%，而不是去触碰留存下来的10%。我们应该回头看看身后，要做得更好，要用新方法来做。这就是再生，就是自循环系统。”有时他在纽约市中心看到地上有一个巨坑，他会说：“这没关系，这只是90%的一部分。”在非荒原的地区中，能使布劳尔开怀一笑的，莫过于看到那些90%的部分被充满想象力地改造利用——就比如旧金山的哥罗多利广场，从原先的一家巧克力厂变身为一个拥有多家特色商店和饭馆的别致的高档商业中心。每当有人表示个人又能做些什么时，他总会先提到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环保作者蕾切尔卡森女士。然后他还会介绍旧金山湾区前法官、环保活动家戴维贝索纳如何以一人之力阻止了一项原子能发电站计划的实施。随后，布劳尔自己也会连珠炮似的发问：“如果我们只在平原放牧，而不再去侵蚀我们山地，你，愿不愿意在买牛肉时稍微多花点钱呢？如果我们不用污染空气和水源的方式发电，你，愿不愿意在付电费时稍微多花点钱呢？”接着，他会训诫那些围在一起的上帝的罪人：“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刁民，苹果里面有一条小虫都不行。吃一口会死人吗？！它远没有杀虫剂来得毒。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刁民，还在买汽车。把那些怪物留在展厅里！”当然，少不了他会喊几句他最得意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从某种角度来说，布劳尔对自己投身的事业并非满怀信心。“环保要赢，赢，赢，不停地赢。别无出路，”他这样解释，“敌方只要赢一次就能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们并非为了私利。我们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推迟刑期的执行。这是我们的希望所系。一座水坝现在不造了，可坝址还在，相较起来，阻挡一件事还是容易的，最难的是推动荒原法案，红杉国家公园法案，喀斯喀特地貌公园法案，等等。”
布劳尔似乎从来想不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与其他人一样，命中注定要利用地球上的资源，要污染空气，要增加人口密度。他在演讲中总是会透露他有四个孩子，住在一幢红杉木造的房子里。每当此时，他的布道就会带有一种忏悔的气氛。“我们都会犯错。”他会为自己这样辩解。对他自己犯的种种错误，布劳尔并不怎么上心，因为他知道他能辨别对错。有一次他去耶鲁大学演讲完之后，我问他从哪里得到那些乱七八糟的统计数字，什么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上60%的能源，而6%中的1%又用掉了6%的60%。哪一类资源？纸巾？梅萨比岭区？
布劳尔承认，这是他的一位朋友“用想得起来数字”拍脑袋算出来的。
“想得起来数字！？”
“不错，”布劳尔很坦率，并安慰我说数字本身不过就是些指标而已。要紧的是听上去有道理。布劳尔有这种本能。他对教育一直持怀疑态度，对专家的意见更是嗤之以鼻。对专业训练本身，他也不怎么认可。他有那种本能，透过知识去探寻人的本质。他的自我感觉超常良好。我曾经听到他提到：“想一想活着的时候取得的成就，不由得对生命充满敬畏。”他从来也不气馁。有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宣传环保的文章，他会说：“写得好。观点十分中肯明确。”
布劳尔是环保活动家，但他本人并不守旧。我听过他曾经这样问别人：“你就那么喜欢这个世界，要把它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奇怪的是这种问题竟然出于布劳尔之口。不过他的问题是关于人类世界的。自然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布劳尔不喜欢华盛顿大桥。不喜欢金门大桥。他到现在还记得大桥还没造的时候，进入旧金山湾区时的景致，哪里是今天所能比得上的。他希望美国的人口可以降到一亿左右。他说，从土地使用的角度来看，美国从1830年以后就不像样了。有些环保分子（至少有这么几个）比布劳尔的嗓门更高，可远赶不上他的名气大，也没有他克敌制胜的业绩——水坝被他叫停了，荒原被他保住了。在世界范围内，他可说是最不妥协的斗士。总统环境事务顾问小组主席拉塞尔特雷恩曾经评论：“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布劳尔。他让我们很容易就显得公道理性。总要有人来走点极端。布劳尔有时会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但总要有人在前面蹚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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