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洗车工无车可开，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一个牙医。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一切饱受质疑。
对于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
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美国的经济起起落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资产净值差异加大，形成两级分化的局面。富人学区与其他学区的资源差距进一步扩大。因哮喘缺课的孩子更多了，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的人更多了，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更多了，做底层工作的非法移民更多了。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该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梦，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不过就是说明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困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
作者简介：
戴维希普勒(DavidK.Shipler)，1966年至1988年任职于《纽约时报》。他曾在纽约、西贡、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从事新闻报道，后担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首席外交记者。此外，他也为《纽约客》《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撰写文章。他还创作了另外三本书——《俄罗斯：破碎的偶像,庄严的梦想》（Russia:BrokenIdols,SolemnDreams）；《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许之地的受创精神》（ArabandJew:WoundedSpiritsinaPromisedLand），此书曾获普利策奖；《陌生人的国度：黑白美国》（ACountryofStrangers:BlacksandWhitesinAmerica）。作为布鲁金斯学会客座学者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希普勒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
目录：
作者说明1
序言1
引言贫困边缘1
第一章财富与财富的另一面13
第二章徒劳无功的工作44
第三章引进第三世界89
第四章可耻的丰收110
第五章令人却步的工作场所138
第六章父辈的罪孽161
第七章亲情199
第八章灵与肉232
第九章梦想268
第十章劳有所得295
第十一章能力与决心332作者说明1
序言1
引言贫困边缘1
第一章财富与财富的另一面13
第二章徒劳无功的工作44
第三章引进第三世界89
第四章可耻的丰收110
第五章令人却步的工作场所138
第六章父辈的罪孽161
第七章亲情199
第八章灵与肉232
第九章梦想268
第十章劳有所得295
第十一章能力与决心332
结语351
那个十岁的女孩坐在一个空着的秋千上，她和坐在旁边秋千上的社工聊着。那个小女孩问道：“你被强奸过多少次？”
这个问题问得漫不经心，仿佛只是在谈话中随便一提。社工芭芭拉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
“我说我从没被强奸过，她觉得很吃惊。”芭芭拉回忆说。
“‘我以为大家都被强奸过呢。’”她记得那个女孩这么说。
“她的朋友们在学校谈到这个，”芭芭拉说，“都是家常便饭。”
那是芭芭拉在谈到性虐待大肆蔓延，侵扰美国无数家庭时的一段开场白。那个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危儿童辅导项目中的第一个个案，老师们发现学生们有在生活中遇到麻烦的迹象，便把她们委托给社工。芭芭拉在新英格兰的一个镇上努力为十三个男孩女孩提供帮助，其中有十二个人受过性骚扰，她说。她们经常坐在她身边，坐在秋千上，或者坐在车上，对她讲述那段经历，这样就不必看到她的面部反应。那个十岁的女孩正被自己的父亲施暴。后者已经六十七岁了。
芭芭拉很好奇她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她母亲酗酒成性，她经常出入寄养之家。“这样一个甜美的小女孩，”芭芭拉说，“真的很惨。她能熬到二十岁都算不错了。”
熬下去。那是芭芭拉最乐观的一种预测，她的预测差点就对了。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年轻女子怀孕了，而且不清楚三个男人中哪个是孩子的爸爸。
在贫困边缘生存的女性中，有很多竟然都是性虐待的幸存者，这令人意想不到。她们遭受的创伤就像一大笔债务，在发生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把她们压垮。但和债务不同的是，她们不能通过宣告破产来将它抹去。她们的未来因她们的过去而残缺不全，在她们解释自身情况的时候，它会不期而至。有时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她们就将这段过去坦诚相告，有时在我们见了四五次面之后，她们才会拐弯抹角地说出来。虽然我从未问过那个问题，但是我采访过的贫穷女性终归会提到她们小时候曾经遭受性虐待的事情。
我和一位名叫卡拉金的年轻母亲见面仅半个小时之后，她就告诉了我关于她的故事。我只问了关于她家庭的情况。“我父亲在我还小的时候就猥亵了我，”她直白地说，“我丈夫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十二岁。他一整年都在抚弄我。我父亲喝醉了。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醒来的时候，他在我身上，我把他推下去。他说，‘爸爸和女儿就是这样相处的。’”
“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卡拉继续说道，“但是你不知道要对谁说这个事情。我待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告诉我母亲，而她却说，‘那没什么，你父亲喝醉的时候也会对我那样子，不过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当一名女性对一个陌生人袒露这么令人羞于启齿的耻辱，事情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她在谈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缺陷时，总会追溯那些伤害了她童年的人在她身上留下的耻辱印记和令她厌恶自己的感受，这些残缺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她没有选对过男性伴侣，她有很深的不信任感，情感上的疏离，无法产生爱慕之情。看来，那种虐待的影响至深，无法掩饰。
性虐待困扰着所有阶级，所有种族。在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更加坦率地讨论这个问题，因此美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感到震惊。受害人克服了她们不该有的羞耻感，控诉神父、叔伯、家人的朋友和父亲们。然而还有很多情况被隐瞒了起来，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穷孩子比有钱人家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吗？物质匮乏的家庭是不是也缺乏保护他们的孩子，让他们免受这种难以磨灭的伤害的方法？性骚扰在不安宁的家庭中是不是更加普遍？这些家庭中只有单身母亲，男友如走马灯一般，有人酗酒、吸毒，还有大人深夜值班工作时间很长，不在家中。
众所周知的是，这种创伤和穷人们身上常见的残疾一样，会使人日渐衰弱。无助感会渐渐侵入一个遭受性虐待的孩子的内心。如果像许多受害者声称的一样，这种感觉会延续到成年阶段，那么它可能会摧毁人们的信念，让她们认为生活是不可控的。她们丧失了生活由自己做主的信念，也不相信现在做出的选择能改变今后的生活。一种令人失去勇气的无力感开始出现在她们心中，而且其他不利条件也在剥夺那些身处或濒临贫穷困境的人们做出改变的能力，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侵蚀着她们的内心。
童年的性骚扰经历会破坏一个人成年后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从而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前景。在所有贫穷家庭中，大约有51%的家庭是由单身女性支撑的，还有10%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单身男性，这就意味着61%的家庭只有一个工薪族，这对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缺陷。那些到头来要照顾孩子的女性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从那些父亲那里得到充足的子女抚养费。
一个人无法建立健康的婚恋伴侣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性虐待是其中之一。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内心的无力感可能会让其屈服并求助于一种逃避的方式，精神病学家将这种方式称为“分离性状态”，受害者在这种状态下，心理上感受到一种抽离感，听任性侵行为在眼前发生。在遭受其他包括战争在内的创伤的受害者身上也能观察到相同的现象。这种灵魂出窍的体验会给受害者一种获得保护的感觉，其表现是冷淡和情感疏离，这些表现在事件发生之后会持续数年，甚至一生。孩子们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在成年人的生活中，重复的创伤会侵蚀业已形成的人格结构，”哈佛医学院的一名精神病学家朱蒂斯刘易斯赫曼称，“但是童年时期的重复创伤能形成和扭曲人格。”
幸存者的亲密关系是在对保护和关爱的渴望，以及对抛弃或剥削挥之不去的恐惧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她也许会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这个人似乎会给她一个承诺，与她建立一段特别的、充满关爱的关系。她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操控或者背叛，但是她试图用将她爱慕的人理想化的方式，不让时刻萦绕心中的恐惧靠近自己。
然而，那个被选中的人难免达不到她幻想中的标准。当她失望的时候，她可能会激烈地毁谤那个人，而那个人正是她不久前还爱慕着的对象。普通的人际冲突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焦虑、抑郁或者愤怒。在这个幸存者的头脑中，稍有怠慢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无情忽略的经历，一点点伤害就会让她想起过往被故意残忍对待的经历……因此，幸存者发展出了一段紧张的、不稳定的关系，在这段关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虐待可能会导致过早的性行为。一项研究发现“情感失依，特别是早年的情感失依可能会使青少年倾向于通过性行为和早孕来寻求情感上的亲密感”。另外一项以孟菲斯城一千零二十六位非裔美国年轻女性为样本的研究发现，非性方面的身体虐待与早孕并不相关，而性虐待则与早孕相关。在年幼时曾受到性骚扰的女孩往往会在年纪较轻的时候就自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平均数为149比156），而且她们怀孕的时间会更早（平均数为167比174）。“临床医生应当考虑将称自己童年时曾受性虐待的青少年视为过早性行为的高危人群，”该报告总结，“这些青少年们应当接受恰当的计划生育咨询，并参与精神健康咨询，以降低早孕风险。”他们应该这么做，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他们是穷人，那就更是如此了。
另外，在低收入家庭中，性虐待还会将贫穷传送给下一代。在富裕人群中也有虐待现象，但是尽管他们自己也有痛苦的隐情，小康之家还是有其他方法推动他们的孩子前进。父母的雄心壮志和高期望，成功的压力，受教育机会，追求专业成就的动力，这一切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权利意识和机遇。幸存者们参与到令人焦虑的困难工作中，并以此为乐，这在某些家庭中意味着卓越的学术成就。
在低收入家庭中的动力系统则大不相同，虐待行为累积起来就是多重压力的连环冲击。研究人员通过投票的方式估计，总体上来说，四或五个女孩中有一个是受到性虐待的，但是这个百分比在低收入单身母亲中可能会升得更高。报道福利改革的记者们遇到过许多贫穷的女性，她们提到自己正遭受性虐待，向自己的母亲寻求保护但却得不到信任，她们的安全感被撕得粉碎，曾经像避难所一样的家也不复存在。当我对一个白人记者说到新英格兰秋千上的那个女孩时，这个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文章的记者露出了困惑的神情。她不是白人吗？他问。她是，我说，那个城镇上基本上都是白人。卡拉金和其他许多对我说自己曾遭受虐待的女性都是白人。好吧，他承认，他以为这个问题和黑人文化有关。他似乎没料到自己的看法是一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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