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1931年—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报纸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对于这些扭转中国、日本甚至全世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日本主流报纸进行了怎样的报道，这些报道又对时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日本从野心膨胀到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中，主流报纸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应独立客观的“第四权”，为何一步一步沦为政客愚弄民心、推动战争的罪恶凶器？
本书从战争与新闻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舆论管制对于社会生活以及国家走向的影响，运用大量原始资料，为读者展示了那段特殊时期日本的政治、文化景况，对御用报纸、犬儒媒体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推波助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并揭示了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对于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日）前坂俊之 MaesakaToshiyuki1943年出生于日本国冈山县，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1969年进入《每日新闻》东京总部工作。现为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学、IT传媒学。主要著作有《传媒统制——日本的战争报道》、《日本伟人奇行录》等。译者简介晏英，江西省高安市人，2007年获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早稻田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学位。留日期间，曾荣获日本GlobalVoicesformJapan征文最高奖。现任教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任东京中文周刊《阳光导报》时事评论专栏作者、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会员。著有《从近代立宪主义的原理看现行中国宪法》（日文），译有《医疗纠纷调解——纠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目录：
目录：
推荐序/展江001
中文版序004
日文版序008
第一章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
——报纸和审查1
第二章从中日对立走向“九一八”事变15
第三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29
第四章爆弹三勇士的真实面目
——军国主义的赞歌是这样制造出来的50
第五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世界孤儿的诞生63
第六章“五一五”事件及相关评论84
第七章言论弹压导致的自我约束和离间军民关系问题100
第八章从京大泷川事件到天皇机关学说事件116
目录：
推荐序/展江001
中文版序004
日文版序008第一章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
——报纸和审查1
第二章从中日对立走向“九一八”事变15
第三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29
第四章爆弹三勇士的真实面目
——军国主义的赞歌是这样制造出来的50
第五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世界孤儿的诞生63
第六章“五一五”事件及相关评论84
第七章言论弹压导致的自我约束和离间军民关系问题100
第八章从京大泷川事件到天皇机关学说事件116
第九章搭上性命的新闻报道时代
——针对报社的恐怖活动138
第十章陆军宣传册事件和永田铁山暗杀事件152
第十一章“二二六”事件中受到致命一击的报纸165
第十二章“二二六”事件之后190
第十三章同盟通信社的成立198
第十四章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212
第十五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225
第十六章太平洋战争之路237
第十七章太平洋战争开战的独家报道255
第十八章报纸已死268后记292
译后记295
注释300如果说日本报业借助战争而大发展，是始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么1931年至1945年的军国主义时期，则是政府和军方借助全方位对外侵略扩张行动而控制舆论的阶段。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报业这个日本最重要的舆论机关对于军国主义势力从抬头到支配日本政治的记录和态度，尤其是所谓主流报纸对于军部从揭露和批判到退缩和沉默、再到顺从和屈服的变化过程。这种批判反思，根植于扎实的报史研究，理据充分，持论公允，让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一个屈从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舆论压力而放弃社会公器责任的新闻界是如何误导一国之民的。
自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持续走强的过程，其间从政界到学术界，再到新闻界不乏批判的声音。从作者的记录来看，军国主义最初并未强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当时已经很发达的日本报界，如果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和民主自由的理念，是有可能阻止军国主义思潮在整个社会泛滥成灾的。可总体而言，《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所谓的主流报纸，却在稍作抵抗后率先从思想上被收编了。这里所说的收编，不是说报纸改变所有制而被纳入国营体制，而是说在民营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逐渐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进而成为“自筹干粮+领皇粮”的体制附庸和帮凶。
——展江推荐序
三天时间饶有兴致地读完前坂俊之先生所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中文译稿，感触颇深。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军国主义就以中国为侵略对象，并且一条道走到黑，将中、美、苏、英、荷等国通通树为敌人而四面出击，最终因野心太大和天怒人怨而战败。这段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至今还存在诸多争议，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明治维新和所谓大正民主时代，日本报业迅速崛起。将这一过程视为政治经济变革，特别是宪政体制的有利结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另一个维度来考察，日本19世纪末开始的富国强兵、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民读报热，也是日本报业成长的助推器。
如果说日本报业借助战争而大发展，是始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么1931年至1945年的军国主义时期，则是政府和军方借助全方位对外侵略扩张行动而控制舆论的阶段。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报业这个日本最重要的舆论机关对于军国主义势力从抬头到支配日本政治的记录和态度，尤其是所谓主流报纸对于军部从揭露和批判到退缩和沉默、再到顺从和屈服的变化过程。这种批判反思，根植于扎实的报史研究，理据充分，持论公允，让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一个屈从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舆论压力而放弃社会公器责任的新闻界是如何误导一国之民的。
自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持续走强的过程，其间从政界到学术界，再到新闻界不乏批判的声音。从作者的记录来看，军国主义最初并未强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当时已经很发达的日本报界，如果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和民主自由的理念，是有可能阻止军国主义思潮在整个社会泛滥成灾的。可总体而言，《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所谓的主流报纸，却在稍作抵抗后率先从思想上被收编了。这里所说的收编，不是说报纸改变所有制而被纳入国营体制，而是说在民营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逐渐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进而成为“自筹干粮+领皇粮”的体制附庸和帮凶。
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发现，日本新闻界对于军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地方报刊和非主流的另类报刊，即发行量较小、较个人化的报刊，它们在经济上不大依赖既有的政商力量，以针对重大时事和政治问题的言论为主。这其中，菊竹六鼓主持笔政的《福冈日日新闻》、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后来主持的《他山之石》、战后任首相的石桥湛山的《东洋经济新报》能直面时局，大胆批判盲目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空谷足音，难能可贵，留下了不失光彩的印记。可是，从这些报刊的社会影响力来看，由于发行量受限，充其量只能影响少数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来说其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回顾和深入充满创痛的历史，我深深认同作者在序言中的一段总结：“有关‘战争和媒体的关系’，本书向读者揭露了二战前后日本媒体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过度报道以及背后政府控制媒体的实态。”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在诸多被压迫、被殖民的弱小民族那里是反抗殖民压迫的强大诉求，但同时也是国际争端、尤其是流血军事冲突的根源之一。民族主义容易凝聚民族意志，但往前走一步，又很可能成为使对外扩张和不义战争合法化的意识形态。19世纪大肆侵略扩张的沙俄、20世纪初打败沙俄之后称霸东亚和东南亚的日本，无不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类现象并没有绝迹，仍然是我们当代人不得不正视和警惕的问题。
其实，作者通过太平洋战争中新闻界的失守，揭示了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深刻问题：通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实现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福音。它既可以如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帮助一个国家免于饥荒之害，更可以为防止祸国殃民的思想走火入魔般地延烧做出贡献。这种祸国殃民的思想在种种包装之下一旦四处蔓延，轻则导致国际间不断的纷争和冲突，重则导致一个或多个国家陷入“总体战”甚至种族灭绝的浩劫。
展江
2014年11月9日
中文版序
本书日文版出版于2007年，从出版面世到今天的七年里，日中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日中恢复邦交40周年之际的2011年，围绕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日中发生冲突。2012年12月，安倍政权诞生后日中对立进一步加剧，甚至发展到让世界各国担心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程度，而日韩对立也进一步加剧，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关系已经降至二战后的最恶劣状态。
回顾以往150年间的日中关系，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友好阶段很短，而纠纷、对抗、战争的历史却很长。日本近代化的起点明治维新（1868年）—日中甲午战争（1894年）—日俄战争（1904年）—辛亥革命（1911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太平洋战争（1941年）—日本投降（194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中签署友好条约（1978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日本人均GDP世界第一（1993年）—北京奥运会召开（200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日中围绕钓鱼岛主权发生冲突（2012年）—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一（预计在2016年）。从以上时间轴可以看出，日中关系的发展以约三十年到四十年为一个周期，纠纷、对立、战争、恢复邦交、友好交往，不断循环。
在这150年间，约三分之二是对立、战争的时代；日中邦交正常化至今的约四十年，可以说是日中和平友好相处的时代。
而现在的状况，一边是由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信心倍增的中国，一边是难以逃脱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萧条、已经进入“少子、超高龄社会”、因被中国超越等多重打击而失去自信的日本，两国的认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这里所说的认知差距，是指日中两国之间对问题的认识差异、共识的缺乏和种种误解等。这150年来的日中关系史就是这种三番五次的误会、反复的误解导致的对立冲突的历史。
虽然日中两国从地缘上讲是“一衣带水”，而且“同文同种”（日本从中国引进了汉字，同为亚洲的黄色人种，从外貌特征上很难分辨），但是，认识、感情表达、思想方法、语言、手势、行动方式，以及构建于这些之上的社会体系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处处让人感觉到中日不同文化间认知和交流的差异，其差距之大，要理解起来显得尤为困难。
考察这150年来日中对立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对立肇始于日本明治政府册封“琉球王国”（同时向中日两国进贡）强行推行“琉球处分”，把琉球的大部分改为“冲绳县”（1879年）。随后，围绕台湾、朝鲜问题的对立层出不穷。
究其根本原因，是民族优越感或者说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在起作用。一边是中国作为世界核心的大国意识、中华文明的册封体制；一边是来自西欧近代意识的日本主义和皇国史观。这两者形成了对立。在此基础上，日本由于长期的小国意识，对西欧列强和中国有着过高的警惕，使得日中对立进一步加速，进而导致甲午战争的爆发。
不断制造出认知差距和交流隔阂的这一民族优越感，不管哪个民族都会有，这是共通的。这样，一国的人民就不可避免地认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是最好的，而蔑视他国、他民族、他文化，并因此形成越来越突破底线的价值标准。这些问题要克服起来就不容易了。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一书中指出，冷战后，基于自身文化优越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撞是世界冲突的基本形态。诚如斯言，世界各地的民族纷争正日益多发，如何能够让大家积极地向前迈进一步，承认各自文化的相对性，用多元文化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是21世纪的紧急课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是在日本战后50周年（1995年）之际，本人有感于日本国民和媒体正在忘却战争这一危险，而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这15年间日本各大报纸的新闻报道如何开展进行的梳理。
自明治政府以来，日本的言论自由就被有关法律（如《新闻法》、《出版法》）严格限制。因此，报纸要求言论自由，与政府、军部展开了持续的对抗和斗争。昭和时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挟持政府后，议会政治被中止。在滑向战争深渊的道路上，媒体受到严重的言论管制，新闻自由完全被扼杀。本书正是对这一过程和相关报道内容的剖析。
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任期为1946—1954年）指示研究“日本在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以及外交过错”，最后形成了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日中两国陷入长期战争，并诱发太平洋战争的原因在于：1.缺少全局观念，对中国政策失败。
2.缺少基于现实的判断，形式主义、希望性判断却备受重视。
3.没有能够从“在中国的驻屯军的独断专行—不扩大方针与和平谈判—军部的挑衅—中国态度的恶化—日本的反弹—日中之间不信任感的增大和紧张的加剧—日中两国军事冲突—驻屯军的失控”的恶性循环中逃脱出来，错过了多次回头的时机。关于这次日中两国之间的对立，除了以上指出的认知差距和民族优越感两方面的原因外，沟通不畅、媒体报道存在差距也加深了这一对立。沟通不到位、缺乏理解，进一步加剧了反日厌日、反中厌中这一彼此不信任的情绪，导致恶性循环。
有关“战争和媒体的关系”，本书向读者揭露了二战前后日本媒体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过度报道以及背后政府控制媒体的实态。
现在，民主制度下，有法律确保的拥有言论自由的日本媒体，与战前的新闻体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随着IT技术、智能手机等数码科技的发展，世界正飞速向全球化、村落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正在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世界进行着实时的双向传播。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中对立还是友好将给全世界今后的发展走向带来重大的影响。在战后70年（2015年）之际，力图分析日中之间的战争历史和发生原因的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如果能够有助于今后日中关系的改善，有助于日中之间的重新认识，我将会感到无比欣慰。
最后，对晏英先生热忱翻译本书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坂俊之
2014年10月10日
第十八章
报纸已死
由于开战而沸腾的编辑局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日日新闻》统版编辑部职员古谷纲正（后来的TBS新闻解说员）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在报社过夜，负责政治经济版面的内容。政治经济版面的整理由一个编辑和两个统版编辑部职员组成。在第一版的“开战独家报道”的版面设计完成并送往印刷车间以后，他们从1点半开始像平常那样喝起酒来。凌晨两三点，陆续收到美国合众社和美联社关于日军已经进攻马来半岛的电报。一直喝到凌晨3点过后，他们开始在值班室打起了瞌睡。但是，凌晨5点左右，他们又被“准备号外刊”的命令叫醒了。
古谷等人分工，给部长、编辑、部里的职员打了电报（当时有电话的人家很少），叫他们赶过来。正在准备号外刊的时候，从美国合众社收到了攻击珍珠港的新闻快报。
开战的第一份电文在早上7点作为临时新闻被广播了！“大本营海陆军军部今天上午6点发布消息称，我帝国海陆军在今天早上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英美军队展开了战斗。”
这天凌晨4点，报道机关发布了内阁情报局“从现在进入气象管制”的指示，中止关于天气预报的所有广播。接着，传出了新闻工作者全部集合的指示。凌晨5点过后，记者们陆续聚集到了陆军省俱乐部。
正好是凌晨6点，陆军省报道部部长大平秀雄大佐说完“发布会现在开始”后很紧张地朗读了大本营发表的第一号新闻。
上午11点40分，“我在这儿宣布对英美宣战，我将率领海陆军全体将士奋勇作战”的“宣战诏书”发布了。
广播一直重复着大本营的新闻，中午有特别节目，在宣读完诏书之后，还播放了描述东条首相接受诏书情景的报道。以下是那天《读卖新闻》编辑局的情形：编辑局沸腾了。政治部、社会部、欧美部、东亚部等部门都一起行动起来。每当有从世界各地的外国电报传来时，干部们都会感到不安，全体职员整个骚动起来。“关岛好像是发生了大火灾。”“美国战列舰‘俄克拉荷马’号好像被击沉了。”“不是还没有到发表的时候吗？”
叫声、喊声，通过口头，通过耳朵，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混乱像台风一样以外电为中心扩散开来。“德意也好像要对美国宣战了。”“这难道不是他们当然的义务吗？”电话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停地尖叫着。街巷里号外刊泛滥。①虽然是千篇一律的表达，但是编辑局沉浸在当天的兴奋中的气氛被传达出来了。
各报纸的晚报（12月9日）都充斥着华丽的标题。《东京朝阳新闻》的文章标题是《帝国发布向美英宣战令，西太平洋的战斗开始，痛击夏威夷舰队航空兵》，《东京日日新闻》的是《帝国发布向美英宣战令，反抗英美的暴政，恢复东亚的本来秩序，政府就宣战的使命发表声明》。《读卖新闻》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发布向暴戾的美英宣战令》和《帝国的兴败、东亚的荣衰就在这一战》。《国民新闻》的文章标题是《奋起吧，面临挑战的帝国》。
至于社论和专栏，《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是《帝国向英、美宣战》（12月9日晚报）：“现在，已经接过了宣战的诏书，惶恐之余亦不胜感激，浑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期待一亿同胞，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每一个人都有为决死报国而献身的精神，为圣上安心，为光辉的历史谱写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报知新闻》的社论《天赐良机终于到来》（12月9日晚报）说：“残虐无道，掠夺瓜分世界，地球上人类应当共同拥有的财富与资源的80％被他们占有。恬不知耻的英美，竟进一步把魔爪伸向了东亚的最后一块肥肉——中国大陆国民，奋起吧！国民，前进吧！照耀我们的是三千年国体的精华！”
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日日通讯”（12月9日早报）专栏中，德富苏峰写了《一亿国民的义愤》，里面是这样说的：“谚语说，做贼也有三分理。美国自己不知反省，反而把矛头对准我帝国。无视既成事实，看不清目前的形势，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使我帝国屈服。”
报社的战时体制
从开战之日起，特高课职员开始在报社常驻了，理由是“与其说这是为了审查，还不如说为了得到信息，收集正确的情况，以便粉碎流言蜚语”。
在《东京日日新闻》刊登“开战独家新闻”的同一天晚上，12点15分编辑局召开了报社员工紧急会议。高田元三郎主任指示说：“今天的版面真的是让其他报纸感到很惊讶，从明天开始，编辑局实施战时体制，要有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要沉着冷静应对。”②
编辑局从9日开始，从以前的部门制改为四组制，即报道组（由政治、经济、社会、照片等部门组成），编辑组（由编辑、校阅、审查、资料等部门组成），海外通讯组（由欧美、东亚、外电网、俄罗斯等部门组成），联络组（电报、电话、传真、航空、鸽子队等部门组成）。
海外通讯网从开战之日起被切断。纽约分局局长高田市太郎8日下午发自华盛顿的紧急电文《日本空军轰炸马尼拉》最后被限制播发。关系密切的美国合众社的电报在开战的同时被中断了。
伦敦、新加坡也是同样。为此，外电网只能指望布宜诺斯艾利斯、柏林、罗马等中立国以及轴心国了。
禁止进行战况报道的指示
情报局在开战的同时针对各报纸、通讯社发表了两条指示。一是大本营指示（《关于禁止进行战况报道的指示》），即“除非得到大本营的许可，否则禁止刊登”。二是“对我军不利的事项禁止刊登。但是，为了了解战场的真相，有利于同仇敌忾、弘扬士气的可以给予许可”（《基于陆军省令的报纸刊登禁止事项标准》）。③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不能报道战争了。
12月9日，在情报局第二课临时召开的恳谈会上，针对新闻出版传达了关于报道的禁止事项：一般社会舆论的指导方针：
1.此次对英美开战是为了帝国的生存和权威，要强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2.要立足于敌国称霸世界的自私野心才是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这一立场做评论。
3.强调基于“八荒一宇”（译注：四海一家，这是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的理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强调以实现世界各个国家的追求为目标。具体的指导方针：
1.在战略上，宣传我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2.努力暴露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之弱点，利用宣传来摧毁他们的自信，并努力让他们丧失来自第三国的信任。
3.不断培养国民对英美的同仇敌忾的精神。同时，彻底消除国民对英美的依从心。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尤其应该警惕之事项：
1.曲解战争的本意，诽谤我帝国的公正态度的言论。
2.曲解开战的经过，诽谤政府以及统帅府的措施。
3.开战的时候，期待德意支援的言论。
4.宣传政府、军部之间意见对立的言论。
5.国民不服从政府的指示，与国家舆论不统一的言论。
6.动摇中国与满洲以及其他外国关系的言论。
7.特别是要警惕在国民之间助长反战、厌战情绪的言论。
8.有助长反对军部的思想倾向的言论。
9.助长和平气氛，让国民的士气消沉的言论（当局最讨厌的是那些启示对英美妥协、停止战争的言论）。
10.一切扰乱后方治安的言论。④在太平洋战争中，有着比侵华战争时更为严格的言论管制、更多的相关法律和条令：治安、警察方面：《刑法》、《治安警察法》、《警察犯处罚令》、《治安维持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
军事、国防方面：《戒严令》、《要塞地带法》、《陆军刑法》、《海军刑法》、《军机保护法》、《国家总动员法》、《军用资源秘密保护法》、《国防保安法》、《战时刑事特别法》。
报纸、出版方面：《报纸法》、《报纸等刊登的制限令》、《出版法》、《不稳文书临时取缔法》。
邮政、广播、电影、广告方面：《临时邮政取缔法》、《电信法》、《无线电信法》、《大正十二年年递信省令》第89条、《电影法》、《电影法施行规则》、《广告取缔法》。虽然以上有了26部言论统制法，但是就报纸而言，还有《内务省禁止事项》，《陆海军、外务省禁止事项》，《宫内省要求》，《情报局恳谈事项》，大本营发表、指导原稿等束缚。另外，还要由情报局、内务省、陆海军报道部、航空本部、警察厅审查课等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
审查是怎样进行的
大本营报道部的新闻审查，并没有指定具体的审查负责人，而是由报道部的职员轮流进行。因为报纸组稿的截止时间是在深夜，所以白天的审查是在报道部办公室，但是到了下午5点以后就把桌子搬到更衣室里进行审查。
报社把从前线得到的原稿以及两张照片（立即冲印后）用摩托车送交同一报道部的审查员。审查员查看照片的说明，检查是否有还没有公开的武器，如果没有，就盖上“已审查”的印戳；如果有的话，则盖上“不予许可”的印戳。需要修改的话，可以把不适宜的部分删掉或者把该部分做模糊处理，然后盖上“已审查”的印戳。⑤
如果遇上审查员也不能判断的情况，则盖上“保留”的印戳，留待第二天咨询专家。
另一方面，在执行审查的总部即内务省警保局检查课，在1942年5月有85人在密切监视着各个方面。这里还有专门的“报纸审查员”。“1943年，在报纸的页数不断减少时，事前审查反而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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