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成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沉淀了丰富而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地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与精神。研究汉语成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对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增强汉语能力，提高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水平，促进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将产生显著的作用。本书立足于汉语成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通过对成语的考查，甄选出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分别阐述了汉语成语中的隐逸文化、仕途经济、音乐艺术、书法艺术、道教文化、自然性灵，并探讨汉语成语所呈现出的美学意义。本书既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又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作者简介：
焦玉琴，河南信阳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对汉语及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研究，在相关领域发表若干学术论文及论著。
目录：
第一章成语与隐逸文化
第一节隐逸之志在成语中的体现
一、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二、对隐逸之士的赞美与欣赏
第二节隐逸的生活形态
一、怡然自得的精神生活
二、深居简出的潜隐行止
三、粗衣粝食的物质生活
第三节隐与仕的矛盾
一、隐以待机
二、弃官归隐
三、隐与仕之间
第二章成语与仕途经济
第一节成语中的进身之阶
一、科举入仕第一章成语与隐逸文化
第一节 隐逸之志在成语中的体现
一、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二、对隐逸之士的赞美与欣赏
第二节 隐逸的生活形态
一、怡然自得的精神生活
二、深居简出的潜隐行止
三、粗衣粝食的物质生活
第三节 隐与仕的矛盾
一、隐以待机
二、弃官归隐
三、隐与仕之间
第二章成语与仕途经济
第一节成语中的进身之阶
一、科举入仕
二、其他入仕升迁路径
第二节迥然不同的仕途运命
一、春风得意的仕途
二、命蹇时乖的仕途
三、“前倨后卑”的启示
第三节仕途众生相
一、忠正的廉吏
二、奸佞的猾吏
三、特色宰相
第三章成语与音乐艺术
第一节古代音乐的特征
一、乐器与乐律
二、音乐风格与地域特征
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四、音乐美学思想
第二节音乐的社会性
一、音乐的社会应用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三、音乐与人生56
第三节音乐成语中的人与事
一、音乐名家荟萃
二、文人琴事
第四章成语与书法艺术
第一节书体、书风与书境
一、书体与书风
二、书法境界
第二节书法艺术美的体现
一、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
二、对书法的赞誉
三、未尽人意的书法
第三节书法成语中的人与物
一、名人书事
二、书法的物质载体
第五章成语与道教文化
第一节道教的起源
一、老子与道教的创始人
二、道之为道
第二节道教的理论构成及修炼方术
一、道教的教义
二、道术与修炼
三、得道与成仙
四、符箓与祈禳
第三节道教的神仙鬼怪
一、神与仙
二、妖怪和魔鬼
第六章成语与自然性灵
第一节成语与植物
一、梅
二、兰
第二节成语与动物
一、麟、凤、龟、龙
二、马
第三节成语与器物
一、玉
二、鼎
第七章成语的美学特征
第一节 成语的形式美
一、成语的结构美
二、成语的音韵美
第二节 成语的修辞美
一、比喻
二、比拟
三、借代
四、夸张
五、摹状
六、对偶
七、排比
八、对比
九、婉曲
十、反问
十一、顶真
十二、回环
十三、互文
十四、衬托
十五、通感
十六、飞白
十七、修辞格的综合运用
第三节 成语的典雅美
一、成语的来源
二、成语的古汉语语法特征
三、成语的古汉语词汇特征
四、成语的古汉语语音特征
第四节 成语的内涵美
一、丰赡的精神文化
二、多彩的物质文化
参考文献 第一章成语与隐逸文化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不朽的精神主题。它滥觞于上古三代，奠基于春秋战国，成熟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唐宋，式微于元明清。可以说，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隐逸的事迹，出现过众多的隐逸之士。仅以唐代为例，有史可考或有诗文著作传世的隐士即有242人之众。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列出《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表明他对隐逸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义。《后汉书》、《晋书》、《南史》、《宋史》、《明史》等史籍均专辟逸民列传，述其行迹，高尚其志。这一代代的共同创造翻映出不同时代的人们对隐逸的体认，寄托着他们的文化理想，从中也体现了中国隐逸传统的绵延不绝。隐逸现象为世人描绘出了一幅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景。
关于隐逸的故事不仅屡屡见诸历史典籍，而且在诗文著作中也留下了大量不朽篇章。西汉淮南小山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西晋文学家潘岳作《许由颂》，赞颂许由“邈哉许公，执真履贞，辞尧天下，抱朴隐形，川停岳峙，澹泊无营，栖迟高山，与世靡争。”左思写《招隐诗》，描绘出“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隐逸生活。陶渊明留下《扇上画赞》，以诗句“形逐物迁，心无常准。是以达人，有时而隐”，表达对隐逸的肯定与赞赏。王维的《送别》则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表达失意之子的归隐之志。类似的诗文在中国浩瀚的文学作品中多得不胜枚举。
隐逸思想作为一种精神传统，曾历史地传承和积淀于历代不畅其志的中国士人的血脉之中。从先秦诸子如老庄之流，到明清之际如黄宗羲、顾炎武之类，隐逸传统从未中断过，隐逸之士也从未绝迹过，人们对隐逸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隐逸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隐士在中国哲学、诗歌和历史中都扮演了显著的角色。“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隐逸思想在汉民族语言中镌刻下深深的印记。汉语成语以其含蓄、凝练、典雅、生动的特质为我们记录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描写了隐逸之士丰富微妙的心灵，刻画出隐士群体超尘拔俗的性格，展现了中国文化中一个色彩斑斓、深厚幽微的隐逸世界。
第一节 隐逸之志在成语中的体现
隐逸，是一种去群体化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包括人格、心态、思想等，表现为一种安静恬退的操守、悠闲散淡的情怀、玄淡雅致的境界和高远脱俗的韵致。它们体现了隐逸的理想和心理积淀，并作为一种文化角色进入民族的价值系统，成为自由与自适的象征。中国古人远自上古三代始，便已产生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一、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让我们先从被尊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陶渊明说起吧。“世外桃源”是陶渊明虚构的一个没有战乱、安乐美好、丰衣足食的地方。据其《桃花源记》记载，“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无疑，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表达了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无限向往之情。那片虚构的乐土，因其展示了人诗意栖居的和谐境界和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成为中国文化中乌托邦的代名词。源于这篇散文的成语“落英缤纷”、“鸡犬相闻”、“怡然自乐”都极言了那片向往中乐土的美好、祥和；“与世隔绝”极其自然地暗示了作者本人的归隐之志。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到了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他急于用世的心情在其诗中表达得非常鲜明：《杂诗》之五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qiānhé思远翥zhù”写出少年陶渊明对建功立业的渴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写出了风云际会将有所作为的决心。但乱世并没有给他兼济天下的机会。东晋末年，政权更迭频繁，宗室夺权激烈，从桓玄的骤兴骤亡、刘裕的取晋而代之，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对这些，陶渊明都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他希望有一个远离战争的世界可以让他容身。所以他笔下的“世外桃源”安乐祥和，俨然一幅承平时代的田园风景画。
陶渊明的归隐之志不仅在充满浪漫色彩的“世外桃源”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他咏唱古代隐士的诗文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感。陶渊明非常仰慕那些不慕荣利的隐士：“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咏贫士》）；“故夷、皓有安归之叹”（《感士不遇赋》）；“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咏贫士七首》之五）。在以上对长沮、桀溺、黔娄、伯夷、商山四皓、袁安等的歌咏中，反映出陶渊明对这些隐士的处世原则、言行操守的欣赏与赞同，表达出自己“见贤思齐”的迫切心情。
在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其中“归去来兮”和“迷途知返”表达出诗人对躬耕田园的深情眷念和坚定信念，也成为今人所喜用的成语。当“质性自然”的陶渊明看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就感到宇宙间充满了生意而为之欣慰，但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他最终毅然地选择归隐田园，那份“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慰自适之情溢于言表。
陶渊明在多篇诗文中都表达出这种归隐之志。诗人于《与子俨等疏》中写到：“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氏以前的人，即太古之人皆恬静闲适，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代的隐逸之士对那种闲适质朴的生活心向往之，均以“羲皇上人”自况。因此“羲皇上人”因陶渊明之笔而成为隐士的代称。
陶渊明最终走上归隐之路，和他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晋书?陶潜传》记载，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太守派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是一品位很低但有些权势的职位。这次来的督邮以凶狠贪婪远近闻名，每年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去必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督邮一到彭泽，就吩咐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又不得不去，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对他说，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长叹一声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挂冠而去，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感慨则因寓意着诗人的清高气节而成为一则成语为后世念诵。
陶渊明实无愧于“隐逸诗人之宗”的称谓。他热爱自然、秉性恬淡、无意于名利，诗与文皆成就极高，其中关于隐逸思想的流露、隐逸生活的写照也都真实质朴，语言纯净自然，任何时候吟读其作品，都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为陶渊明的诗作编集时曾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陶渊明集序》）由此产生的成语“爱不释手”，表达了人们对陶渊明诗文的共同感受。
无独有偶，西晋文学家张翰亦因辞官归隐而留下一段关于“莼鲈之思”的佳话。张翰，吴郡（今江苏）人，齐王冏jiǒng辟为大司马东曹掾，性格纵任不拘，时人比之为阮籍。他曾对同郡顾荣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话语中流露出对天下时局的失望和欲“超然独处”于“长林丰草”之意。“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后人便以“莼鲈之思”（又作“莼羹鲈脍”）指代辞官归隐。
中国古人辞官归隐者良多，究其原因则或有不同。上述陶潜、张翰皆因不满世道纷乱，充满祸难而“超然远举”，也有因君王猜忌而萌生“遁名匿迹”、“超然远引”之念的。曹植当属此类。曹植，魏文帝曹丕之弟，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因为立储一事，跟曹丕曾明争暗斗，隙怨丛结。根据《世说新语》，当曹丕登上皇位之后，对自己的亲弟弟仍然放心不下，一心想要除掉他。因母亲卞氏开口求情，曹丕勉强给了曹植一个机会，命他在七步之内成诗，否则杀无赦。曹植就作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lù菽shū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明白如果自己杀了曹植会被世人耻笑，于是将弟弟软禁起来。此时的曹植虽不失王侯之位，但抑郁不得志，从而对“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的退隐生活产生向往之意（《七启》），这就是“飞遁离俗”的语源。曹植发愿抛弃虚假的不自由的富贵，“愿返初服，从子而归。”（《七启》）这便是“返我初服”的出处。“初服”即未做官时的衣服。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曹植“飞遁离俗”、“返我初服”的愿望未能实现，年仅四十便忧郁而终。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残酷。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这类帝王子孙之间兄弟相残、争权夺利的例子数不胜数，春秋时期的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齐桓公），秦朝的扶苏与胡亥（秦二世），唐朝的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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