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理史》是一个壁橱诗句（closetverse）、哲学对话、冥思散文的大杂烩。而其议题和标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它并非一本介绍或者谈论美国地理历史的书。相对而言，它的副标题——“或人类本性与人类心智的关系”，更能说明本书的主题。在书中，斯泰因以她风格化的措辞阐述了她对“人类心智”的观点：它是什么，它如何运作，以及它与“人类本性”是多么地不同。
作者简介：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1874—1946）客居巴黎的美国才女，独一无二的艺术鉴赏家，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直接缔造者。她创立的花园街27号沙龙曾令各路艺术青年趋之若鹜，而他们后来都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师—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布拉克、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年轻的海明威向她学习怎样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并把她不客气的评论“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题在《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她像凯撒一样与自己的同性恋人谈着炽热的恋爱，用“天才”来形容自己，自恋得出类拔萃。 格特鲁德的写作具有相当的实验胜，开创了一种丰富的、复杂的、开放式结尾的、有着清感平衡力的句法和语义模式。她在世时出版了25部著作，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代表作包括：《三种人生》(1909年)、《美国人的成长》(1925年)、《爱丽丝传》(1933年)及《三幕剧中的四圣徒》(1934年)等。
目录：
序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性与人类心智的关系1.作者格特鲁德·斯泰因西方现代艺术的最早赞助人和收藏者，“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乳母”。上世纪90年代美国“格特鲁德·斯泰因热”。2．后现代写作预示了20世纪文学艺术发展的趋势。3.重要作品作者最有哲学分量的一部作品。序威廉·盖斯 1当格特鲁德·斯泰因还是位青春少女时，二十世纪正如一列从远方驶来的火车，而人们刚刚能听见它轰鸣的汽笛声。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国家重新对自己做出承诺，一整代人会吃上全新的面包，历史会翻开新的一页……焦虑着，祷告着。虽然纪年的数字给人们带来了些许不安，可世界的大部分还在一如往常地运转，在每个角落不断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重启。吉卜林刚刚写就《怪幻的人力车》（1889），史蒂文森就要出版他的《杜里世家》（1889），豪威尔斯的《暴富的危害》（1890）即将付梓……年轻的斯泰因小姐创作了一部情景剧，取名为《从死亡获取》，或称《破碎的姐妹》。亨利·詹姆斯也在忙碌着。人们也一定记得，《波士顿人》和《卡萨玛西玛公主》在同一年（1886）的早些时候宣告问世，而当时《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Magazine）在连载《伦敦生活》。同样一本期刊中，往往既醒目地刊登着那些打字机的广告，也刊登着一种由古柯碱牛肉、红酒和铁元素制成的滋补药，传说它对神经衰弱，大脑疲劳，由鸦片、烟草、酒精，或是镇定剂引起的并发症状，胃黏膜炎，以及声音或生殖系统虚弱尤为有效。诚然，女人常常需要类似的灵丹妙药以对抗精神上的抑郁、偏头疼、消化不良，以及食欲不振。安德里娜·帕蒂正在代言梨牌（Pears）香皂。炉边读物也与时俱进，展现出一些全新的面貌；路易·华莱士、雅培博士、莫特里的作品，瓦特·贝赞特的小说，查尔斯·杜德利·华纳，瑞德·哈格德，以及一套名为《英国文豪》的系列丛书在精心运作下名声大噪，这之中还要包括康斯坦斯·费尼莫尔·伍尔森的故事集，以及查尔斯·里德的训诫书《圣经人物》（12开，布面装帧，售价75美分）。在葛底斯堡之战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上，乔治·拉脱富朗诵了一首长长的颂歌： 然后，伴随一场壮丽的行进，这位金发的领袖，皮克特，指引千军万马猛冲向前，而他，仿佛只是位温柔的仲裁者。 而在巴黎世博会的美国展区，托马斯·浩文登展示了他的画作《约翰·布朗的最后时刻》。一则评论写道：“不难相信，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场景的忠实记录，而摄影本身却并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记录。”“这是迄今最好的美国绘画。”另一则评价称。同时，融合了书托、词典架、台灯立架和边桌于一身的霍洛威公司的阅读支架，被认为尤其适合于女士消费者。这件在俄亥俄的库亚霍加瀑布制造的产品也在销售。格特鲁德·斯泰因声称她自己长期以来被一些文字强烈地吸引着：莎士比亚（理所当然）、华兹华斯（尤其那些是冗长而繁复的道德诗歌）、斯科特的杰作《威弗利》，彭斯、班扬、克莱布、卡莱尔的《弗雷德里克大帝》、菲尔丁、斯摩莱特，甚至还有勒基令人敬畏的《英格兰宪法史》——一切当我个人被问及相同问题时也都会乐于提到的作品。世界末日的预言也司空见惯，日渐盛行。末日方舟准备就绪，山顶裸露。对某些人来说，数字依旧是数字：水管上的神奇标记……圣光笼罩的一天……树上的抓痕……岩石的积层。国际日期变更线如一堵高墙，贯穿于海洋之间。我们仅仅能够推测日历的变更是否对她有过影响，即使后来再没有人会去全身心地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或是说试图用现代化来定义美国。她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因为它在二十世纪里待得更久一些。无论如何，十五岁的格特鲁德·斯泰因频繁地思考生老病死、人事变迁，以及时间的流逝。年轻女孩都这样。她不思考那种濒死状态——即使对年轻的女孩，那也是令人不快的。相反，她思考死亡，死亡是奢华的，如热水澡一样舒适美好。她总是在阅读后久久地漫步，思考，那些新奇的想法如晨间湿润的草，与她不期而遇；她会对那些消亡的文明扼腕叹息，但也会为迫近的变局充满期许。这更多地是一个关于腾出空间的问题。“我开始消灭一切尚未死去的东西，十九世纪是一个对文明的进化、祈祷者、世界语及其理念深信不疑的世纪。”她说。青春期有开始，就有结束，像沉重的眼睑，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终结并未让她心烦意乱，但死亡却使她困惑，仿佛一道破裂的伤口——她也拥有了那些对于疯狂的早期恐惧，和许多人一样，尤其是在阅读《钦契一家》后或是参与到《化身博士》的表演之中时。她绝非沉溺于口腹之欢的饕餮之徒，而热衷思考和阅读革命，想象人间的种种残酷。她消费一切可能之物，正如我们所见，但一转身却开始抱怨：“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什么能满足我的欲望，除了那些发霉的书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帮助。”《斯克里布纳杂志》连载了《伦敦生活》，包括情节、风俗、人物、道德问题、观察、无穷尽的分析和些许描写，然后重温那些选好了的话题，如同孩子手中的连指手套上绣着的大象图案那么让人习以为常。最近的《哈泼斯》（Harper’s）则刊登了另一篇关于戏剧衰落的论文，作者布兰德·马修斯在这篇杰出的文章中谈到，关于戏剧衰亡的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说——这种属于民众的当下艺术形式的兴起，特别像是司科特《威弗利》这样的小说在早期的巨大成功。1888年7月，《斯克里布纳杂志》以一篇《伦敦生活》为第五章开篇： “那么，当你告诉我克里斯平船长不在那里的时候，你说的是老实话吗？”“老实话？”贝灵顿夫人直挺起身子，扭过头来，上下打量她的对话者；她深知，这样的动作可以使得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看起来格外美丽。即使对话者是她的妹妹——一个长期被她的魅力所压制的对象，她也无法不认为自己的美貌是一个全新的优势。 在《创作就是阐释》（CompositionasExplanation，1925）一文中，格特鲁德·斯泰因指出，在几代人及流逝的岁月之中，“唯一的不同便是那被人所见证的一切，而这取决于每个人如何去做每件事。”“除了创作，每件事都如出一辙。”随着她的成长，她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究竟为何人，像是某种如期而至的尴尬和脸上的粉刺，这是一种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年轻成员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无法避免而又再正常不过的情况。格特鲁德已变得有点木讷、疏离、冷漠、凝重，越发孤独。她的母亲成了一个无用之人，在卧榻上消耗着自己的人生直到死亡。她被这个世界彻底压榨了个一干二净。她的父亲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他矮矮壮壮，独断专行，缺乏教育，飞扬跋扈，好勇斗狠，野心勃勃，爱国而固执。在她十七岁的那年，她的父亲去世了，于是“我们那没有父亲的生活开始变得令人愉快”。第五章——在那些旧日的书中含有章回、诗句、章节、卷册、场景、部分、对话，以及由《斯克里布纳》而来的分区（比如“章”，Chapter，一个和“tête”或“tetle”一样用来作为开头的词）。同样，句子、段落，以及编号的页码，也都被用来丈量每一次心跳、生命的课题，每个原因的推论，以及像人们常常说的，时间的行进。然而，“当下”却是我们活着的唯一所在。当下像是一幅没有过去和未来的画作，笃定地延展，游离于时间之外。虽然威廉·詹姆斯已经证明了当下并不是绝对扁平的，可它也断然不会比色彩更为厚重。对此而言，地理学将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研究方法：绘制身体空间。地球或许是圆的，但经验事实上是平的。生命也许是漫长的，但生活也仅仅如同每一次呼吸那样简单。若是没有过去，在“现在”每一次被延宕的狭隘空间之中，一切岂不都保持着一种连续的开始状态？相同的道理，呼吸——也正在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始，重启。那么，最后的呼吸又有什么价值？一开始，作为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格特鲁德一直如一个婴儿那样被宠爱着，她穷尽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面对这份纵容。“小格蒂，”她的父亲曾写道，“是一只小德国百灵鸟。她一整天都在明明白白地说话，超过其他所有人。就像一只圆滚滚的小布丁，她蹒跚着走来走去，重复着那些说过和做过的事儿。”然而随着她的成长，她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究竟为何人。她的最大的弟弟不久便离家去上大学、工作，看起来和她多少有些疏远。而二弟西蒙，她认为他是个简单的人，事实上，他正是如此：“对我来说，和姐姐四岁的差距的意义仅仅是我不得不和她在同一间卧室里睡觉。不去关心一个姐姐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因为她长我四岁或是习惯在夜里磨牙什么的。”她深爱她的兄长，莱昂，但她并不相信男人。这成了她人生的中心主题：“恐男”（Menace），一个始终都绕不开的词。即便如此，她和莱昂总是“成双入对”，而莱昂则扮演“领路人”的角色。莱昂去哈佛，格特鲁德随后前往拉德克利夫学院；当莱昂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学专业就读时，格特鲁德注册成了那里的一名药学学生；最后，当她的哥哥去意大利时，她也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一道前往。他们一起在伦敦待过一阵子，在巴黎同租一间公寓，几乎原地不动地收集画作，仿佛两粒静止的尘埃。她和她的哥哥也分享着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的东西：一种意外的人生。格特鲁德坦承，每每想到这里时，他们都会觉得有趣。斯泰因家族原本计划生养五个孩子——然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其中的两个孩子过早地夭折，因此没有被“记录在案”，这先是为莱昂，再是为格特鲁德“腾”出了生存的空间。在本书的最开端，格特鲁德写道：“如果人们不是必须得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何以拥有足够的空间去生活呢。”她甚至改述休谟对鲍斯威尔那著名的应答——当这位哲学家平静地躺在自己的病榻上，鲍斯威尔不合时宜地问他生命的延续是否不可能发生。“把一块小炭放在火上，同样可能不会燃烧。”休谟答道，故守物质的领域。“人对永生的诉求是一种几乎毫无道理的自负……若要这样那每个时代的垃圾都应该被妥善地保管起来，然后创造不同的宇宙来承载这些无穷无尽的数字。”我并不认为她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假设理论”有任何了解，但她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些非常相似的道理：“在美国，无人所在之处，远超有人所在之处。”毫无疑问，她和特纳一样，都认为人类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可利用的自由土地的某种功能。特纳相信，在边疆，文明有规律地新陈代谢。在西进运动过程中，帝国的色彩不复存在，美国人从而“迁入”，然后扭转朝东，去往巴黎，为的是从内心深处一路向西——一个仿佛自始至终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因此格特鲁德·斯泰因相信，若要成为一个新的文化拓荒者，美国人比欧洲人准备得更为充分。人类的心智就像大草原一般延伸、拓展，无穷无尽。她对任何问题都有一套极有特色的处理方法：她总是能在自己生活的语言中，为那些普通的想法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达。而这些普通的想法，事实上都是对实实在在的事件重复思考的结果，它们既是完全特殊化的，亦是全然个人化的。更进一步地说，它们总是在最初发生的精确情景里被重新审视。于是，它们如同部分宗教经典般得以保留，这些想法无法被大刀阔斧地修改，唯有很小心翼翼地重新整理、安排。就好像音乐家要么拉长一个元音或是重复某句唱词以谱写新曲，要么在音符间或此或彼地跳跃，要么诉求一个气势恢宏的重奏。“我开始消灭一切尚未死去的东西……”那么，当我们回到本月连载的最后，贝灵顿夫人到底在做什么？ “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劳拉嘶吼着。马车缓缓移动，把他们放下，正当男仆要从车厢里跳出来时，赛琳娜喊道：“我并不想假装比其他的女人都好，但你却在假装！”然后，她来到房子的另外一侧，快速地迈步出去，她戴着耀眼的金银首饰，穿过绵长的日光，走进了那扇洞开的大门。（待续） 只有出走，只有离开，才对格特鲁德有益。而当她一旦发现自己是谁，她的自我也会由此被抽离出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这个出生地似乎与她格格不入。但在美国文坛，“格格不入”也绝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哈特·克莱恩来自俄亥俄州的加勒茨维尔；庞德出生在爱达荷州；无论密歇根还是密西西比，乍看上去都不像是一片应许之地；华莱士·史蒂文斯在雷丁见证了壮美的启蒙之光；凯瑟琳·安·波特降生在德克萨斯州的印第安河；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则生在缅因州的泰德镇；对于T.S.艾略特来说，甚至圣路易斯都会显得怪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迁居他处。有谁会认为罗伯特·弗罗斯特是旧金山的一名山野村夫呢？斯泰因家族几乎是立即动身去维也纳，她的父亲希望家族的人脉可以对他在那里的木材生意有所帮助。她的父亲也的的确确如是写下对“小格蒂”的回忆：“她蹒跚着走来走去，重复着那些说过和做过的事儿。”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后，斯泰因一家又返回巴尔的摩。但很快他们再一次更换了房屋、气候，还有海岸线，横穿整个国家去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生活。谢天谢地，格特鲁德的父亲终于在那里成功地经营了一家缆车公司。山峦拔地而起。除了几个特例之外，现代美国写作因空间而不堪重负：无根性——我们常说，那是我们的顽疾，没错。我们厌倦了搬家、迁徙、出逃，住在货车里，骑自行车，散尽家财，再接着过活（这也让我们成熟），直到有一日终于有人意识到，这个国家除了地理一无所有，而一部地理史无疑是它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历史。奇怪的是，多年以来对我们品行影响至深的弗洛伊德和罗马天主教会与汽车的后盖箱基本没有什么联系，除了那些花花绿绿的贴纸：猛犸洞公园的纪念碑，哈罗德俱乐部的广告。那么，如果你决意在凯彻姆终结自己的生命，生在奥克帕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历史简单地变成了时光与生命不停流逝的“西部”。如果你在好莱坞醉生梦死，留在圣保罗的意义又在何处？和亨利·詹姆斯一样，我们把扩大了的地域的意义更加拓展一步，但我们仍旧是匆匆过客。格特鲁德·斯泰因或是住在酒店、船只、火车里，或是租一个房间，或是公寓，住姑妈家，与他人或是密友合租，同时和她的书、她的身体、她的哥哥一道成长——仅此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说民主从来没有历史，它无法原地踏步，必须不断扩张，拥有足够的空间。在新英格兰，在南方，生活时而自然地朝向另一个方向，即一种来自欧洲的诱惑：去成为那些与不同的事物共存多年的人们，以及前者周围那些已被允许活了多年的人们的见证；从而去体察那些承载了存在、变换、时代、衰朽、消失等客观的物什与纷繁复杂的关系，去长久地凝视这一过程；去感受某件物体里人的痕迹，旧衣物、街道、商铺、城堡、教堂、磨坊——正如一个人感受他的自我，山谷间、小径上、湖畔，田野中、溪流旁——因为我们总是像乘坐公车路过某处那样，极少近乎呆滞地注视自己本身的变化，仅仅只是学会与它们在被日常的生活和习俗逐渐妥协的无意识的安逸中和平相处，如同水滴石穿，如同草木生长；格特鲁德·斯泰因却吹着“美国小号仿佛它是苏萨乐团的全部”，而且总是讲着并不流利的欧洲语言。（注：苏萨乐团是美国作曲家、指挥家苏萨，J.P.Sousa，组织的吹奏乐团，曾在欧美各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苏萨是美国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的词曲作者。）或许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她是最后一个仍然爱着自己国家的严肃作家。她随着自己的热情，变化着自己的写作风格（亨利·詹姆斯，理查德森，继而艾略特），此间疼痛如穿越一片灌木丛，她径直来到一切意义皆为她所理解的意义上的“美国”与“无可度量”的此时此地。但这一切并非立刻实现，是毕生的事业，也需要英雄气概去成就。她与哥哥在巴黎的生活开始不久后，她便完成了一份之后将近五十年都未曾发表的手稿：一件古怪、刻板、冷冰冰的作品，大部分由令人昏昏欲睡的心理分析组成，她坦率地称之为《证明完毕》（QuodEratDemonstrandum，1903）。这篇简洁的小说有关三个非人格化的女性书本形象的个人情感关系，被设计成一个如电车轨道般纵横交错的三角恋情，那些观点总是相互交织，虽大都被展现了出来，但始终未得到证实，每个人都是那么疲惫不堪——格特鲁德·斯泰因在性方面遇到的问题初见端倪。显而易见，她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某种恋情。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今她生活的周遭一道联合起来，对她充满敌意，迫使她越来越依赖一个她从未有过的自我。她缺乏一个有助于定义自己的所在，也没有一个能接纳自己的家庭。她成长为一个高大笨拙的女性，一位女学究，却也于学院之外，慵懒而散漫。事实上，她只是一位当下的追随者，追随新鲜水果的蝇子或蚊，一位在莱昂向他们的朋友讲述最新的时尚与发现时坐在一旁的沉默者；她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犹太人、机会主义者，总是四处流浪；而且，她对自己的性征没有丝毫把握。在《地理史》一书中被成功解决的“身份”问题，长期占据着她的全部，尤其反映在她整个写作生涯最雄心勃勃的作品《美国人的成长》（TheMakingofAmericans，1925）一书中。无独有偶，她的兄长也开始对她的写作嗤之以鼻。而她却仍旧听从莱昂的话，看塞尚的画，翻译福楼拜的书。这种耳、眼、心的从属关系最终使她如释重负，因为福楼拜和塞尚教会了她同样的事情；当她审视着大师为他妻子画的肖像时，她意识到，模特的真实已经被创作的真实所取代。画中的一切都与画中没有的一切息息相关，也与画外的一切息息相关（没有标记或时刻），然而画中任何线条和色块与画外（任何事情特指某个人）的关系却是偶发的，不必要的，虚幻的。塞尚夫人的肖像画。由塞尚而作。属于斯泰因。因此这幅画便有了身份（identity）。但这幅画是一个实体，于是她的胸脯不过是一个按钮，灰色的补丁，或是绿色的线条。在一个粗浅的看客眼里，胸脯或许比一个按钮要重要得多，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鼠等同，在艺术中，在我们关于任何时刻下事物如何展示自己的经验之中，或是在数学中——的确，在任何实实在在或是井然有序的秩序之中——存在着一种价值与功能之间奇妙而民主的平等性。她说，在美国宗教中没有上层阶级，没有等级秩序，更没有支配与权力的排名座次。身份——是你急需兑换的支票，或是你通过边境的护照。身份有邻居、亲属、丈夫，还有妻子。绘画亦需要经过相似的认证。诗歌也需要署名。身份是被雇佣了的人，是买进卖出的房屋，是声名斐然的“事物”，也是璀璨的星辰。她早早地描绘出了这种不同，在《地理史》中，她将其描述为人类本性和人类心智之间的差异。格特鲁德·斯泰因喜欢在二月开始工作。亨利·詹姆斯开始了那本将在世纪末挑起一场论战的《金碗》的写作。虽然这部人尽皆知的小说现在才终于完成。与此同时格特鲁德刚度过毫无建树的三十年，但这无关紧要，在另外一些正在被写作出来的作品里（前一年的《诺斯托罗莫》；刚刚出版的《欢乐之家》；以及即将到来的《有产者》）（注：《诺斯托罗莫》，康拉德，1904；《欢乐之家》，艾迪斯·沃顿，1905；《有产者》，约翰·高尔斯华绥，1906），社会上层的腔调，写作者的做作，持重的会客厅措词，对各式各样无用的细节如面粉和浓汤的关注，毫无意义的故作姿态，荒唐的叙述手法，空洞的对话，虚幻的情节比比皆是，它们既是浪漫主义的，也是“格拉布街现实主义”的。正如豪威尔斯抱怨的那样，在打字机上从某个人的脚跟开始写起似乎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那些“第五章”们还有其他一些临时的版块中，作家对一名酒醉司机的悬念设置就像在指挥一支军队，其余所有相关的事务则围绕连载和每个月消费杂志的需求。她看到了生活的模型是如何在这种肖像上被建立起来的。在《三种人生》（ThreeLives，1909）的核心故事里（它们仍是故事），她在词语中捕捉到了自己想表达之物： 温暖潮湿的早春，一整天都在撩拨着杰夫·坎贝尔。他工作，他思考，他敲打胸膛，他漫步，大声讲话，他沉默，他确信，转瞬动摇，又渴望深信不疑，他沉浸在自我之中；他走路，有时迅速地跑为了在冲刺中失去平衡，他咬自己的指甲为了使自己疼痛、流血，撕扯自己的头发以确认自己真正在感受，他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自己应该做什么。 节奏、韵律，单音节词的强烈脉动，对平常语序的充满技巧性的重置，对语速的小心控制，流畅性、简约性、精确性，激情……从来没有人能像她这样写作，后来者但凡延续了这种令人侧目的笔法，便成了成功者，如《尤利西斯》。《三种人生》或是《美国人的成长》都终结了传统小说那种无穷无尽的、由道德驱动的心理分析，即使格特鲁德后来也最终掌握了那种写法，而《断袖之书》（ALongGaybook，1909—1912）则开始了对人与人，主要是配偶间关系的另一次考察，但它却从此转入了纯粹的乐律。“我歌唱，”她说，“我歌唱，我所唱的就是他们来时的旋律，我歌唱。我歌唱我所歌唱的。”例如： 湿漉漉的天气，湿漉漉的笔，一张老迈的黑色老虎皮，一声呐喊中的静默，一枚黑色的硬币，最好的后继者，一颗闪耀的太阳。 此时她已经为《软纽扣》（TenderButtons，1914）的写作做好了准备。然而，在她作品中永远不会消失的，除了那种革命的热情，还有她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宣战的美国式倾向，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这一追求使得她能够反映其他作家无力反映的残酷现实，也让她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承担更大的风险。爱丽丝·托克勒斯来到了她的生活之中，她录入并校对了格特鲁德自费出版的《三种人生》并料理格特鲁德的生活，陪伴她，为她烹饪，保护她。而莱昂最终带着他失败的允诺，以及马蒂斯和雷诺阿的画作离她而去，任凭他的妹妹去偏离人生航向，去抓住一切机会，去定义自己。几十年之后，她无疑做到了——一个怪客、半吊子、八卦爱好者、疯女人、庇护者、天才、导师、骗子、酷儿——还有“蒙帕纳斯的鹅妈妈”（MotherGooseofMontparnasse）。我为我而写，也为陌生人而写。多年来她几乎都是靠一己之力自行出版；通常这些书在写就后很久方才与世人见面，它们遭遇的往往是沉默、冷漠，难以被人理解，甚至被人嘲弄；但彼时仍出现了很多的陌生人：猎奇者、阿谀奉承者、机会主义者、追随者。她非常享受自己成为一个名人，也同时注意到这种想法是自己内部的一次变化，于是她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忧虑。1933年，《爱丽丝·B·托克勒斯传》（TheAutobiographyofAliceB.Toklas）在美国发行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大西洋月刊》转载了其中的一部分。忽然之间她就赚到了钱。《三种人生》被现代图书公司签入麾下。她已近花甲之年，经历了人生中的第四个十五年。看起来是时候回去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将会像头雄狮般回到美国，她说。她抵达的消息点亮了时报大楼的灯光。记者们在船边等候她，有关她的消息占据了城市报纸的十二个专栏，内容大部分是报导和赞美之声： ……我们看到大楼上的电子屏滚动着“格特鲁德·斯泰因来了”这样的话，令人非常沮丧……虽然我有点喜欢这样……但对此承认与否都让我吃惊。因为这是身份主体的问题中最令人烦恼的事情。 她到家了，即使她在纽约的街上被陌生人认出，她也无法找回儿时的旧金山了。 ……开车前往我们曾住过的诺布山顶是非常非常令人恐惧的，虽然我曾经并不会这样，可如今却是如此。爱丽丝·托克勒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对我而言这的确是个麻烦…… 她和格雷西·艾伦一道登上《时尚》杂志内科瓦鲁维亚斯的漫画作品；在芝加哥，她终于得到了观赏自己创作的《三幕剧中的四圣徒》（FourSaintsinThreeActs，1927—1928）的机会；在普林斯顿大学，警察奋力挡住前来听她演讲的拥挤的人群。“美国的确希望令你感到快乐。”她带着冷漠的孩童般的信任，跳入人来人往的街道。“所有人，包括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都认得我，照顾我。”同性伴侣在侧，她时而奇装异服，嗓音低沉但直接，她热爱当一个名人，也因此变得愈发有魅力，她的签名受到追捧，她和爱丽丝一起探访老朋友，出版商、过路人、商人、学生、记者、教师，她们第一次乘飞机出现在全国各地，与许多富有而有名望的人会面，看到山峦像喷泉般起伏，沙漠如同大海里一块枯竭的地板，而所有的土地仰卧成一道道美丽的线条，使得马松、布拉克和毕加索或许会感兴趣画上一笔。在看过太多欧洲的砖与瓦之后，她在美国的木制建筑中看到了同样平整坦荡的平面，但只有俯瞰的地图最令她感到欣喜，因为它告诉了格特鲁德，人类的心智到底能够做些什么：没有翅膀依然能够飞翔，没有眼睛依然能够眺望，没有明证却依然能够洞悉一切。而在东奥克兰一条破旧的小街上，当她在如孩童般游玩时，这样的经验再次显得虚无。若要最终成长为一个男人，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又有什么意义呢？回到法国之后，她尝试去消化名誉带给她的教训。作为一个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自我和观众的女人或艺术家，她现在都拥有了，但她的自我到底是如何一夜成名的？在《时尚》杂志的“不可能的采访”栏目中，格雷西·艾伦说道：“格蒂，你难道不是开始变得合理了吗？若是人们开始理解你的话，那样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些记者，追随者，朋友——他们有的只是一颗趋炎附势的心……她回顾过往，重新审视自己的根基，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看到，没有感觉到。《美国地理史》便是这样一部终极之作。那些她冥想的结晶，在一年后被写入《什么是杰作》（WhatAreMasterpieces，1936）一文之中。这本《地理史》，则是冥想本身这一过程的风格化表达，以及一些评论。延续了早期作品《证明完毕》的风格，它所阐述之物远甚于它所证明之物，虽然它并不是一本哲学文集（格特鲁德·斯泰因从未“申辩”过什么），但却是她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作品。她曾迫切地期望桑顿·怀尔德可以写出一些附和的评论，但她却不得不最终选择现在被印在这里的优美的介绍。如果我们像忒修斯解救阿德阿里涅那样，紧随她的思想，即使得到的不是全部真相，我仍认为我们可以最终找到一种她所引以为豪的公正，即二十世纪关于文学的自然的最为严肃的思考，都由一位女人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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