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多少豪杰》是朱正先生的晚年自选集，收入了对李大钊、白坚武、叶德辉、胡风、聂绀弩、丁文江、徐铸成等现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其可读性远胜厚重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片断叙述真实而新鲜。
如写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人。知道李大钊的人不少，但知道白坚武的人不多。作者抓住这一点，通过写白坚武与李大钊的关系来叙述那段历史的轨迹和两人的不同命运；又如《叶德辉之死》，对叶德辉之死的经过作了研究和考证。在谈到王国维自杀动机时说：“静安先生（按：王国维字静安）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作者简介：
朱正，一九三一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是编辑。一九五六年出版《鲁迅传略》；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后来出版有关鲁迅的著作有《鲁迅传》《鲁迅手稿管窥》《鲁迅三兄弟》《鲁迅的人脉》《重读鲁迅》（与人合著）等。在鲁迅研究之外，出版了《从苏联到俄罗斯》（与蓝英年合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报人浦熙修》及《辫子、小脚及其它》等几本杂文集，还编有《鲁迅选集》等多种。
目录：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关于叶德辉之死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聂弩绀的“运动档案”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胡适的苏联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文集》前言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附录：自述：从鲁迅研究开始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关于叶德辉之死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聂弩绀的“运动档案”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胡适的苏联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文集》前言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附录：自述：从鲁迅研究开始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
——朱正
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历史又是零散的片断的组合。二十世纪的人和事，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朱正笔下，都耐人寻味。他写的是过去，想的是现在和将来。他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了，眼光之高远，见解之独到，往往令人拍案叫绝。
——季东
思想家，我当然算不上。算做思想者，大约还可以。因我对于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读到过的、经受过的，总喜欢想一想。这书里所收的，就是这些“想一想”的记录。
——朱正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
——朱正
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历史又是零散的片断的组合。二十世纪的人和事，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朱正笔下，都耐人寻味。他写的是过去，想的是现在和将来。他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起来了，眼光之高远，见解之独到，往往令人拍案叫绝。
——季东
思想家，我当然算不上。算做思想者，大约还可以。因我对于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读到过的、经受过的，总喜欢想一想。这书里所收的，就是这些“想一想”的记录。
——朱正
再举一例。路翎当然是因为受到胡风的拖累而受到压抑的作家，以致没有能够尽其长才，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可痛心也极令人愤慨的损失。“三十万言书”中一再说到他被压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不过，胡风以沈从文、张恨水作对比的陪衬来立论，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说，“沈从文、张恨水都可以写，而且还能得到领导同志的词意恳切的鼓励，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笔去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不可”(305)，后面还说到似乎沈从文、张恨水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
甚至对于沈从文，也用“求贤”的态度词意恳切地劝他恢复创作生活，甚至对于张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国家出版社出版，还劝他把能够靠“题材”吸引读者的“梁祝故事”写成小说，由这来建立他的作家地位。(332)
大家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这以后他出的书，只是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这些了。可见词意恳切的“求贤”，并没有能够消除沈的顾虑。不知道胡风会不会想到：沈从文、张恨水也是有才能有成绩有读者的作家，如果说剥夺路翎的写作权利是错误的，那么不给沈从文、张恨水写作的条件倒是正确的吗?
胡风从一开始，就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的形象同公众相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情绪(以左右分亲疏)和左倾观念，他都有。就是后来，他同周扬、林默涵论战，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题绝对不能容许的。”(93)这岂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吗?
最后举一个例：1951年，发生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这事，“三十万言书”是这样说的：“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42)。可见他对这一场大批判是毫无异议的。1985年，胡乔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事，他说：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而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却是赞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给影片作了“反动的”定性。我看到这些地方，忽发奇想：假如命运安排胡风坐在周扬的椅子上，情况会怎样呢？就艺术感受力和文艺理论水平来说，他大约要高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写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他同样会组织这样一场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当作敌人，受了那么重的打击，真不能不为他抱屈。
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