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思想、实践、制度三个方面叙述了孙子兵法的智慧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管理主张和管理模式，以求为管理者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提供理论和工具两方面的帮助。如何在经营中取胜，有效管理是关键，最有实际应用性的办法尽在本书中。本书语言精彩绝妙，视角独特，案例新鲜典型，分析引人入胜。行文之中，在绝处逢生处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是高学术水平与超强可读性相结合的典范。
作者简介：
夏增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电视台公共频道特约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学和社会性别。号称“华科第一杀手”。曾在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妇联、武汉消防局等机关事业单位，以及湖北电力公司、武汉地铁等大型企业开展国学讲座。被媒体称为“麻辣教师”。
目录：
上兵伐谋：《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
目录：
第一篇百代谈兵之祖：孙子与《孙子兵法》
吴孙子与齐孙子
《孙子兵法》这部书
第二篇上兵伐谋：决策的智慧
民主和科学的决策
决策的多元思维
决策的权衡思维
决策的风险思维
决策的轻松心态
第三篇修道而保法：企业的内聚力和制度建设
道，即政治
道，即内聚力
组织内聚力的保证：制度建设上兵伐谋：《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
目录：
第一篇百代谈兵之祖：孙子与《孙子兵法》
吴孙子与齐孙子
《孙子兵法》这部书
第二篇上兵伐谋：决策的智慧
民主和科学的决策
决策的多元思维
决策的权衡思维
决策的风险思维
决策的轻松心态
第三篇修道而保法：企业的内聚力和制度建设
道，即政治
道，即内聚力
组织内聚力的保证：制度建设
组织内聚力的保证：核心价值观
打造强内聚力组织
第四篇致人而不致于人：企业的经营战略
获得优势
攻其要害
兵情主速
第五篇奇正相生：企业的变革之道
求变思维
把握变革时机
善于转变
《孙子兵法》原文
参考文献
写在前面的话：讲故事的《孙子兵法》“阐释学”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的传统军事名著，一直享有盛誉，甚至不大识字的人，也对此书敬而仰之。我最早接触《孙子兵法》，大约是中学的时候——以前肯定听说过，但那是第一次亲见。
那是在一个同学的家里，他家颇有藏书，其中就有《孙子兵法》。具体是《孙子兵法》的哪个版本，我早已忘却，只是清晰地记得，我把这本书借回家，用方格稿纸，认真地抄写了一遍。这个手抄本，应该还压在哪个箱子的底下，那是青春年少时渴望知识的印记。
想来我大约总共就抄过两本书，都是古籍，另一本关于《论语》的。那时候虽然已读大学，但买书不易，于是便坐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自习室里，每天傍晚抄一段，硬是把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抄了一遍。
当然，抄这两本书，一是出于兴趣，另一个原因则很现实，那就是这两本书字数都很少，《论语》只有15000余字，而《孙子兵法》不过6000余字而已。如果换成大部头，那恐怕很难操作了。虽然以后再也没有抄过书，但不料想，以后会把先秦诸子当成吃饭的本钱，看来真是命中注定的了。
古往今来，注解《孙子兵法》的人已经很多了，坊间也有不少通俗读本，如今再来解读《孙子兵法》实在是太艰难。注读古籍，应该说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训诂之学，考订文字、注疏词义；另一种则是义理之学，不唯从“小学”即文献本身入手，而是重在阐释文献所呈现的思想和价值。这一思路跟训诂的传统同样久远。比如说孔夫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孔老先生晚年喜欢读《易经》，当时是竹简本，“册子”是用熟牛皮做的带子缀连起来的，那册《易经》翻阅得太多太频繁，以至于把结实的带子翻断了三回。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些夸张，但却说明了孔子对《易经》用功之深。孔子注《易经》，可不是将其拿来占卜算命，他是要阐发其中的义理。
训诂难，阐发义理也不易。
对于《孙子兵法》一书，就文献功夫而言，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所做的系列工作可以说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峰，一般人难以置喙，只能听而从之，本书也从中借取良多。
经过前辈学者的反复研究，《孙子兵法》，哪怕是普通的读者来阅读，在字、词、句方面都不存在很大的障碍。但是，在《孙子兵法》的思想、内容、价值的阐释方面，由于人们的经历、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尚还有值得一说的余地。
所以，我们现在研读《孙子兵法》，只是给广大读者提供一种辅助理解的工具。我们都知道，中国先秦古籍，大多言简而意丰。《孙子兵法》堪称其中的代表，短短一句话，可以引申出极丰富的内涵。汉代的时候，学者们解读儒家经典，“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一部儒家经典的解释著作，其字数可达百余万字。后世对此多持贬斥的态度，认为注经烦琐，实际上，这也正反映了经典著作的寓意丰厚。
现在，很多人读《孙子兵法》的时候，似乎不存在读不通的问题，甚至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但是，能读通是一回事，能灵活运用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历史上的赵括，熟读兵书战策，但囿于兵书而不知战场环境的变化，后世称之“纸上谈兵”。《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同样如此，正是拘泥于兵书上的作战原则，不知根据实际战况加以变通，结果导致失败。这两个“优秀”的军事理论家，最终兵破身死，为天下笑，诚可叹也。
怎么样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参照系，使他们在阅读《孙子兵法》的时候，能有正面和反面的案例作参考，以加深对该书的理解呢？
我想，可以试试“讲故事”的办法。
第一个理由是，现在大家都很忙，下班路上或休息时间再读些艰深的东西，估计大多数就跟战国初期那位魏文侯一样，听音乐，“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一听高雅的庙堂音乐就想睡觉，一听通俗的民间音乐就兴味十足。读书大概也是如此，太学术化的书，估计一摸就要犯困了。通俗一点，有点儿小故事，浅显易懂；如果再能增长一些学问、见识，那就称得上轻松阅读了。
第二个理由是，《孙子兵法》文字虽简短，但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说思路万端，面面俱到，从这个角度上说，很多人都难以驾驭。正是如此，我则从中抽取出若干原理、原则，不是从孙武的思路来论证，也不是用逻辑推理来验证它的正确，而是选取一些历史上著名或非著名的战争实例，以及商战中的经营案例，来说明它、解释它。我把这个办法叫讲故事的《孙子兵法》“阐释学”，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案例教学。成功与否，当然要取决于读者的评判了。
用这个办法来诠释《孙子兵法》，是我从长期课堂教学实践中获取的经验。我在华中科技大学主要承担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的教学，选修的学生不仅来自五湖四海，也来自全校各个院系、不同年级，理工农医文法艺术，可谓“三教九流”。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在校大学生在每个学年里心态都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越是高年级，就越“挑剔”——我想用“挑剔”二字比较合适吧，因为挑剔，不到堂、不听讲就有合理的理由。因此，我往往面对的是一个背景不同、基础各异的群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产生相对好的教学效果，也就是说，让大多数人满意？
我的体会是，要寻找所有人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通俗、轻松、有趣，在此基础上，再对一些重大问题谋求深度探研，以达到通俗性和学术性的结合。
事实证明，这样的办法是成功的。
因此，我推而广之，将此法沿用到专业课的教学中，发现同样奏效。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教学方法。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我也会被邀请做各种讲座，包括在一些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讲座。在这些场合中用这套办法，效果也比较好。
我讲课和做讲座的内容范围较广，其中包括关于《孙子兵法》的解读。因此，我想将讲课和做讲座的内容和形式转借过来，完成这本书；甚至本书有些部分，正是根据以前在某些地方做讲座时的讲稿或录音整理而来。因此，本书有些部分的语言风格略显口语化，但我的目的是便于读者接受。
也有一些朋友，有的甚至读过MBA，他们经常从实践的角度来质疑企业管理学的相关课程教育，通俗地说，就是有个疑问：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是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是不是读书读出来的？
的确，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有的人天生就是管理专家，对管理活动悟性极高，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管理学专业，甚至没有上过几天学，但是却能从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管理办法。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天才”，那么，剩下的这大多数人的管理学知识、学问和才能就只能通过教育来获得。另外，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草莽时代，经营活动日益规范，而企业经营活动的规范性，除了走法治化道路之外，还必须有一整套成熟的概念、理论、体系来供人们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企业经营的实践，然后在实践中有所创新。这个任务，就需要由管理学的相关课程教育来完成。所以管理学教育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有必要。
有的朋友又有疑问了：如果说管理学可教可学，这容易理解，那么，国学与企业管理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附庸风雅？
这是个大问题，概而言之：第一，做企业，先做人。国学是一种素养，它关涉的是做人的道理。第二，国学是一种智慧，但它又不是一种“实用”的智慧，如果你想读一遍《论语》就能让企业利润率上升，这基本上属于“黄粱美梦”。国学的作用，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就是一种潜移默化，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在美国的一些一流大学，管理学是没有本科的，只有研究生教育，为什么？管理活动需要多元的、丰富的知识背景，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必要的管理学专业训练，才有可能培养出更高端的管理人才。
一个不读书的人可能会赚些大钱，但是一个不读书的人，肯定经营不出一个优秀的企业。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段子：坐飞机，在机场的头等公务舱候机厅里，阅读的人较多，而普通候机厅里，玩手机的更多；头等舱的很多在看书，公务舱的很多在看杂志或用电脑办公，经济舱的看报纸、看电影、玩游戏、聊天的较多。不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行为，而是你的行为决定你的位置。
总之，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读者对《孙子兵法》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学会或者更加精通于将《孙子兵法》灵活运用于经营人生和经营企业之中；或者能了解一些军事历史知识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想必也是极好的。
本书借鉴了很多专家的观点，也援引了一些专家的案例，在此深致谢意。
夏增民2013年秋于红安似马山
文摘
决策的多元思维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具有一种多元思维。
《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武首先肯定了军事斗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指出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估计、核实、明了五种情况，这五种情况分别是道义、天时、地利、将领和法规。对这五种条件了然于胸，必有胜算。
道义，其实是指政治条件。军事斗争一定是为政治服务的，这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传统思维。从来没有什么单纯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是政治斗争尖锐化的结果。在孙武的眼里，军事中的政治，就是使民众与国君同心同德，使民众愿与国君同生共死，绝不违背国君的意志。
天时是指气候条件。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战争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全天候作战，而是深受气候条件的影响，由气候条件支配。巧妙运用天气的变化，退可使自己免于损失，进可以大有斩获。这里的天时，具体是指阴阳向背、天气冷暖和四时变换。
地利是指地形条件。地形对战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现代军事科学已经发展出一门专门的学问：军事地形学。古时对军事地形的考量，主要包括地形的远近、险夷、宽窄、死生。
将领，是指人的条件，尤其是指挥员的素质。中国的军事理论向来重视人的力量，把人当作活的、能动的因素，甚至认为人的作用大于武器的作用。在孙武看来，指挥员的素质应该包括智慧、诚信、仁慈、勇敢和严明。
法规，是指制度条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尤其是在人数众多的战斗组织中，没有成文的、严格的管理办法，就形成不了战斗力。中国的军事思想，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孙子兵法》中所指军队的制度，其内容还比较狭窄，主要是指队形编制、官吏委派和财务管理。
孙武认为，凡此五项条件，作为将领不可不详知。懂得就能胜利，不知道的就会失败。开战之前，将领一定要弄明白：哪一方的国君有道义？哪一方能掌握天时地利？哪一方的军队更强大？哪一方的将领有才能？哪一方的士兵更精锐？哪一方更能严格执行法规号令？哪一方赏罚更严明？清楚了这些，就可以判断胜负。这也是“知己知彼”所要了解的核心内容。
关于这些条件，我们会在后文具体分析。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决策时一定要充分分析各方面的因素，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只考虑到符合自己想象的因素；更不能掩耳盗铃。总之一句话，要全面，要实事求是，要辩证分析。
二
我们用实例来说明。大家非常熟悉的赤壁之战中的孙权、刘备一方就是如此，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曹操在打败袁绍和乌桓以后，基本上统一了北方。此后，他又率大军南下，企图统一中国。为此，他曾在政治上、军事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每次出击，都经过深思熟虑。他手下一班谋士，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能给他提供一流的决策参考。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八月，荆州牧刘表病逝。虎视眈眈已久的曹操军队见时机已到，抄捷径轻装前进，快速推进至南阳盆地，几乎兵临襄阳、樊城城下。
刘表的儿子刘琮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曹操。驻扎在樊城的曹操的老对手刘备被迫南退。
曹操控制襄阳以后，派出虎豹骑5000追击刘备，大败刘备于长坂(今湖北当阳)。曹军进而占据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样，江汉平原基本上全被曹操占据。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另外，曹军挟新胜之勇，可谓锐不可当。同时，曹军在数量上也占有绝对优势，总共有20余万兵力，而孙权、刘备再加上原荆州刘琦的部队，也不过三四万。在这样的态势下，孙刘联军能否取胜，的确是个费思量的问题，因此在孙吴内部出现投降的声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是不是孙权和刘备就没有机会了？
当然不是。
诸葛亮、周瑜和鲁肃仔细分析了影响双方胜负的各种因素，从而得出结论，孙刘联军可以与曹操一战。
诸葛亮向孙权分析了曹军的劣势：首先，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第二，北人不习水战；第三，荆州民众尚未心服曹操。诸葛亮进一步指出，如果孙刘联手，可致天下三分。
孙权本无意降曹，只是对曹军之强大存有疑惧，诸葛亮的分析初步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但是，孙权无法说服内部的主和派，而且对是否真的能打败曹军，仍没有把握。
鲁肃则从孙权的心理角度替他做出了分析。
鲁肃说，孙权手下官员投降曹操，也许可以官至州郡，但是曹操能容得下曾为一方之主的孙权吗？江东之地为孙氏占据，到孙权已历三代，父兄基业又怎么可以轻易地拱手送人？
鲁肃的一番言辞可以说基本上打消了孙权想与曹操和谈或投降的念头。他马上招来周瑜商议对策。
周瑜乃是主战派，早就力主抗曹。他进一步分析了曹操军队的不足：第一，曹军连续征战，疲惫不堪，初到南方水乡，已染疫病；第二，时值初冬，天气苦寒，马无藁草，给养困难；第三，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的后患；第四，曹军擅长步兵和骑兵作战，不习水战，现在他们舍弃鞍马，根本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周瑜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兵力，认为曹操号称大军八十万南下，乃是虚张声势，不足为惧。从中原南下的曹军不过十五六万，荆州新降军队也只有七八万人而已，而且，荆州降兵降将的人心并不向曹。兵心浮动，焉能取胜！
赤壁水战的斗舰
采自蔡薇等：《〈中国造船史〉课程师生互动复原古船教学方法的实践与研究》，《教学教育论坛》，2012年第11期。诸葛亮、鲁肃和周瑜三人对战场形势的分析，终于使孙权下定了抗曹的决心。而身经百战的曹操，却又恰恰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严重低估了孙权的实力，认定他会投降，认定他不会容留刘备；同时，曹操也没有分析孙权与刘备联合以后的形势发展，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军队的弱点。
曹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致使他在赤壁之战中失利，从而丧失了统一中国的机会，天下由此一分为三。可见战前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因素对于战争的胜负是多么重要。
凡是决定性的大战、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都需要如赤壁之战一样的多角度分析。
比如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论断。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一定是持久战。
为什么？
他就是从日本、中国和整个世界形势三个方面，几乎考虑到了所有影响中日战局的各种因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这一力量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最后胜利必将是属于中国的。据此，毛泽东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势必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坚持持久抗战方针，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乃至最后取胜。
早期版本的《论持久战》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预测和论断，甚至连毛泽东判定抗日战争要持续8年之久，都得到了证实。可见，对敌我双方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和分析，是战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莽撞、冒失，轻率出兵，是对民族、国家，是对士兵、民众的不负责，也是对指挥员自己的不负责。
三
企业经营同样如此。
我们来举个企业选址的例子。
企业选址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影响着运营成本并决定着运营管理的难度。所以，企业选在什么地方，对以后自身的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很多投资人热衷于享受某一地方政府开出的各种优惠政策，因此去投资设厂，结果产品销售不出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企业领导人只考虑到了政府的扶持、优惠的税收，可能还有廉价的劳动力等因素。不可否认，这些因素是投资设厂必须要考虑的，但是仅仅考虑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
一般来说，工业企业选址有着共同特征，应着重分析、考虑一些基本要求。
第一，应充分考虑产品的原料、市场、能源和技术等因素来确定工业企业的地点。例如，多数农副产品、矿产品的初步加工工业，由于原材料失重很大，且在运输、储藏过程中损失很大，一般都趋向于接近原材料产地；如原材料失重甚小，甚至增重，成品不便运输，或运输周转过程中损失大，或不便利用管道等廉价运输方式的工厂，一般多靠近消费地点建厂；许多大耗电、大耗水的工业，建厂地点一般选择在动力基地，或江河沿岸，特别是能提供廉价电能的大型水电站附近；各种精密仪表、电子计算机等所谓“知识密集型”工业，则要更多地考虑技术协作条件，一般多选在教育和科学技术中心。
第二，应选择建设条件较为优越的地点。建设地点的“三通一平”要符合工业的要求。所谓“三通一平”，是指基本建设项目开工的前提条件，具体是指“水通”、“电通”、“路通”和“场地平整”。比如工业企业一般应靠近铁路、水运航道及公路干线等交通运输方便的地点，运量特大的工业企业更要尽可能接近车站、码头；耗电大的工业应尽可能接近能源中心；应考虑地方建筑材料的供应与施工技术条件，以便充分利用当地技术力量，就地取材，避免长途运输等。
第三，应尽可能利用现有城镇居民点，以便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减少近期投资，加快建设进度。
第四，在进行工业选址的同时，应相应考虑城镇或职工生活区的位置，使两者有良好的关系，且不影响今后的相互发展。
总的来说，要充分考虑到物流的因素，靠近市场、靠近原材料产地、靠近交通运输条件好的地区；考虑劳动力资源；考虑与外协厂家的相对位置；考虑特殊的基础设施条件。
在这个一般性的选址规律基础上，不同的企业又有着自己的个性化的要求。我们以汽车企业为例，先看看奔驰公司一家工厂厂址选择的案例。
德国奔驰公司总是不惜成本地追求汽车的完美性，其结果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的生产成本比日本和美国的汽车制造企业要高出30％。销售价格的高企，严重影响了奔驰汽车的市场竞争力。
为了重塑市场形象，奔驰公司针对美国市场开发了一个多用途豪华车项目。
从劳动力、运输和零配件的综合成本考虑，肯定是将厂址放在美国。然而，美国那么大，工厂建在哪里最优呢？
奔驰考察了美国35个州的100多个地方，最后将选择范围缩小到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而最终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厂址定在阿拉巴马州的万斯市。
为什么？
奔驰认为，阿拉巴马州浓厚的商业气息对于建厂是很重要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有利条件：
第一，靠近州际高速公路、铁路和港口，运输成本很低。
第二，州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十分优惠的政策，包括总额约为2.53亿美元的让利；低价提供了966英亩的地皮；配套一个外国贸易区和一个员工培训中心；扩建了水、气和下水管道，并提供其他基础设施；出资培训奔驰员工；税收减免等。
第三，有充足的劳动力。
第四，拥有优越的生活质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那就是：厂址周围的森林和连绵的山脉让德国人想起了他们的总部所在地。
事实证明，奔驰的选址是成功的。
四
但是，我们另一家比较熟悉的汽车厂商在选址问题上则走了弯路。
它就是东风汽车公司。
1952年，毛泽东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后来的东风汽车制造厂。一开始确定二汽厂址设在武汉。应该说，二汽选址武汉是比较占优的。
从经济条件上讲，武汉城市利用率大，投资较为节省；又位于全国中心，产品好销好运。但从国防条件上看，武汉却又有不利之处。武汉离海岸线约800公里，工厂比较集中，万一发生战争，正处于敌人的空袭圈内。原定的厂址选在今沙湖与东湖之间，空中目标明显。因此，在那个国际环境比较紧张的年代，武汉被否决。
后来，相关方面又相继考察了内蒙古、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地区。1955年，国家计委正式决定二汽厂址由武汉迁至四川成都东郊，甚至还建了近2万平方米的宿舍。但是限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1957年，二汽暂时下马。
“二五”期间，为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转业问题，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又被重新提了出来，根据毛泽东和李富春的建议，厂址定在湖南。但由于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计划并未实施。
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方针，即靠山、分散、隐蔽，其中包括建设新的汽车厂。二汽于是再度上马。
这次选址围绕川汉铁路进行，相关单位考察了黔北川南、湘西鄂西、川北陕南等地，最后提出湘西方案。但由于川汉铁路改为襄渝线，遂确定二汽厂址选在即将兴建的襄渝线附近。
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正准备打大仗，要找一个既有铁路又有水运，厂址打不烂、运输炸不断的地方，因此要从最困难的地方着眼。
于是，二汽选址便向着大山的纵深发展，最后决定设在武当山北麓的十堰。
十堰处于丛山之中，南靠神农架林区，东依军事重镇襄阳，十分符合“三线建设”的要求。
但是，在这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相当困难。当时的十堰，只是个百人小镇，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建厂基础设施。二汽在这里不仅要建设一个工厂，还要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城市。经过二汽人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十堰成为一个东西32公里、南北8.5公里的汽车城，号称百里厂区。
二汽项目从1952年起，“两下三上”，前后经历17年的波折，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等到20世纪60年代确定上马的时候，又深受“三线建设”路线的严重支配。
当然，二汽选址深山之中，除了国防的考虑，也考虑到了交通的条件。当时正在上马襄渝铁路，十堰正好在襄渝铁路沿线，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工业企业选址的基本规律，只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他基本条件不能实现。
但是，从地理和建设环境上说，十堰根本不具备任何建厂的条件，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二汽24个专业厂分布在20多条山沟内，厂区一般间隔2至5公里，同时信息闭塞，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良性发展。
从经济效益和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二汽的选择是失误的。二汽1975年投产，次年就全年亏损5066万元。1978年，二汽生产汽车2000辆，政策性亏损3200万元，是当时一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湖北省最大的亏损企业。1979年下半年，国家财政困难，国民经济开始调整，国务院将二汽列为“停建、缓建项目”。好在当时的厂长黄正夏提出“不要国家投资，只要国家政策”，制定了“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方案。1980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从此二汽开始走上了一条依靠自己努力，走内涵发展的艰苦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东风领导人开始改变二汽在选址上的被动局面，为了更好的发展，开始把二汽生产布局拓展到襄阳和武汉，把几十公里的厂区拉长到500公里，湖北省称之为“千里汽车工业走廊”。经过3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东风公司相继建成了十堰、襄阳、武汉三大汽车开发、生产基地，形成了重、中、轻、轿等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格局，终于扭转了选址失误的被动局面，成为中国重要的汽车制造企业。
东风汽车公司由选址引发的痛苦转型，以及它以后的发展，称得上是综合决策的一个好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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