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教育即生活》1919年，应胡适等人的邀请，杜威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中国之行，这不但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杜威思潮”，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1922年的学制改革的先锋。杜威的讲演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次访华，也对杜威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古老中国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也给他带来了丰富而深刻的启示。从1919年6月8日开始，杜威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16次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3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此书精选收录了杜威在华期间的16次教育哲学演讲和16次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演讲，体现了大师的视野和风范。
作者简介：
杜威：1859—1952，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我的教育信条》、《教育哲学》、《明日之学校》、《儿童与教材》、《追求确定性》等。 学科先与真生活脱离，次变成纸上的假东西，再次不能实际应用。这种学科，要是学生能用心去学它，也未始不可略有所得。无如与人生日用太没有关系了，儿童一见便生畏怯。即使勉强学它，也是看作例行公事，骗骗先生罢了。这因为儿童对于它全然没有兴趣，没有兴趣自然觉得困难，自然常常有逃学的事听见了。儿童因为没有兴趣，所以视求学为困苦的事。一般人——有许多学者——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人类的天性是不喜欢求学的，而人类的生活是不得不求学的，于是想尽种种方法去训练他，使他不得不求学。讵知他学了仍然不能知道。这就是学的东西与人生日用社会没有关系的缘故。倘人把学的东西与人生日用社会连贯起来，那么儿童决没有不喜欢求学的，因为好学正是儿童的天性。我们试看儿童在未进学校以前，与他的母亲或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何等喜欢求学：忽而问这样，忽而问那样。可见，儿童对于求学，本有很大的喜欢的趋向。就是间或有几个例外，也一定或是白痴，或是心理上起了变态。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学校制度的不适用，非但能使儿童本来喜欢求学的，变为不喜欢，且能使他一见学问，便生畏惧。这种学校制度还不是天天在那里造成一种人为的白痴吗？西洋某国的修身书里面有一课讲学校内的义务的，是个问答的体裁。问的是为什么不应该逃学。那答语是个譬喻，谓牙齿痛了，应该就医，能忍得住痛苦的，一会儿就医好了，倘忍不住这短期的痛苦，那便永远痛苦了。这可见它的用意是根本承认求学为一件很苦的事体。固然，我们总免不掉到牙医那里去就医。但这是偶然的，不幸的事体，是消极方面的，不是积极方面的。求学也是如此，困难痛苦都是消极的方面的事。要是我们能够把积极有用的一方面提出来，决不会没有趣味的。我们不要说儿童对于求学的苦乐关系甚小，要知它的结果影响于社会者很大而且很久。因为儿童学了这种讨厌的东西，将来出校以后，一定不能在社会里去应用，社会便因此受了很大很久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去掉它的困难痛苦的一部分，提出它的有用处、有趣味的一部分。功夫既省了，社会上也得应用了，儿童也不感受困难苦痛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分离的结果，其流弊在社会上是太不公平。一种书生是天生做的才具，能对于书本子上的学问有趣味。其余大多数的人，只知道五官接触的能够实成的事体才有趣味，书本子上的趣味是没有的。结果，大多数的人遂没有求学的机会了。加以书本子上的学问——文章经传——在社会上很重要，于是，书生在社会上也占了重要的位置。其余大多数的人对于学问有没有趣味，却不去管它了。这还不是不公平吗？因大多数的人对于学问没有趣味，所以我们应该改良学校的制度和教材，使他们也能感受教育的利益。倘是主张民治的教育——民治国家的教育——的，尤其应该注重大多数人的教育，使一般的工人、匠人、农人都能在民治国家、民治社会里尽一分子的责任。 节选自《教育之所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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