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成功的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位社会学家，他们了解社会关系，懂得社会规律，熟悉社会运作。该书堪称有关社会的百科全书，社会学大师波普诺带你推开社会之门，洞悉社会的文化、不平等、性别、宗教、权力、经济、人口、城市等诸多方面的本质和关联。看得懂社会，才能玩得转生活。跟随大师的脚步，做一名洞悉社会的达人吧。
作者简介：
戴维波普诺，美国社会学教授，全球知名社会学大师。他是高校的社会学教师，传授社会学知识，也是一名社会观察家，对社会组织、社会变迁、家庭及社区有着独特的研究。他也是一名知名作者，他的代表作《社会学》自1971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美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青睐，成为美国社会学课堂上最为流行的教材。他以独特的视角对社会万象进行理论的提炼，对社会本质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对社会问题给以洞若观火般的观察。
目录：
一章社会学与生活
一、社会学:破解社会之迷
二、社会学经典大师及主要理论
三、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
四、社会学:让生活更美好
第二章社会学家如何研究社会?
一、研究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之路
二、研究方法:格物致知之道
三、社会学家的客观性和道德性
第三章文化:社会的血脉
一、文化进化:从大猩猩到人类
二、文化:“文以化人”
三、我们如何看待文化?
第四章社会关系:一张无形之网
一、社会结构:一种真实存在的强制力量一章社会学与生活
一、社会学:破解社会之迷
二、社会学经典大师及主要理论
三、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
四、社会学:让生活更美好
第二章社会学家如何研究社会?
一、研究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之路
二、研究方法:格物致知之道
三、社会学家的客观性和道德性
第三章文化:社会的血脉
一、文化进化:从大猩猩到人类
二、文化:“文以化人”
三、我们如何看待文化?
第四章社会关系:一张无形之网
一、社会结构:一种真实存在的强制力量
二、身份与角色:一个人的两张脸
三、社会的类型: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第五章社会互动:你存在，我存在
一、社会互动:你看我看你
二、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
三、非语言沟通:此处无声胜有声
四、社会互动的形式
第六章社会化:如何变得“更社会”?
一、人类的动物特性
二、婴幼儿的社会化
三、人格发展:大师视角
四、养育孩子的方式
五、谁在形塑人格?
六、活到老，社会化到老
第七章人类是群体动物
一、社会群体:人能群
二、群体结构
三、群体是怎样运作的
四、组织的特性
五、组织过程和变迁
第八章越轨:一种生活方式
一、今天，你“越轨”了吗?
二、人为什么会越轨?
第九章社会分层:不平等天生存在吗?
一、不平等来自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二、社会地位与等级
三、历史上的分层制度
四、社会流动:攀爬社会阶梯
第十章少数民族:人群中的“异类”
一、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歧视
二、如何与少数民族相处?
三、少数民族的社会与心理反应
第十一章健康:隐形的财富
一、年龄与社会
二、变老
三、不同社会的老年人
四、艾滋病: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
第十二章性别:不止关乎男女
一、两性差异:从染色体到荷尔蒙
二、性别角色:男，女?
三、性别与不平等
第十三章家庭:社会的细胞
一、家庭能为人带来什么?
二、家庭结构
三、婚姻、离婚和寡居
第十四章教育:改变命运之手
一、为什么要受教育?
二、谁在实施教育?
第十五章宗教:信仰的力量
一、宗教与社会
二、宗教的要素
第十六章权力:迷人的游戏
一、权力、权威和国家
二、政府形式
第十七章:经济:生存与生活
一、经济
二、经济制度
三、工作:生活意义的源泉
四、社会与市场:一种人文观点
第十八章人口:一种生命数字
一、人口的结构:性别与年龄
二、人口变化的要素
三、人口增长与社会
第十九章城市化:一场汹涌的革命
一、城市的起源和成长
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
三、城市危机:以美国为例
第二十章集合行为和社会运动:群众的力量
一、集合行为:就在你我身边
二、大众行为
三、传播与集合行为
四、社会运动
第二十一章变迁:人类永恒的主题
一、社会为什么会变迁?
二、印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三、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四、发达社会的未来 克隆人:美丽新世界?
1997年2月，《自然》杂志刊发了一篇颇具轰动性的文章，讲述了利用一个成熟单细胞克隆哺乳动物的方法。该程序（克隆技术）也因此不再只是科学的幻想。研究者们已经成功地利用一只母羊的乳房细胞克隆出了一只小羊羔，并取名为多利。早在20年以前，当科学家们宣称克隆人类是不可能的时候，还并未引发关于该问题的严肃的伦理意义上的争论。然而，现在各种推测与日俱增。随着“不可能”的结束，无法想象的事是否也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将有人克隆人类吗?如果有，目的何在?又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阿道斯·赫胥黎在他1932年出版的未来性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第一次提出这些问题。在这一虚幻的乌托邦社会里，他描绘了一种类似于克隆技术的科学程序———“博卡诺夫斯基程序”。该技术可以创造出高达96个在遗传上具有相似性的人。故事中，当一个学生向伦敦中央孵化与培养中心的主任请教这一程序究竟有什么用处时，他得到了一个精彩的回答:“我的孩子!”……“难道你看不见吗?难道你看不见吗?”……“博卡诺夫斯基程序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啊!”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标准的男人和女人;统一地批量生产。小小的车间仅仅是靠博卡诺夫斯基卵细胞培育出的产品在工作。“96个相同的孪生子同时运行96台相同的机器!”由于激动，声音也颤动起来。“你真的知道你在哪里?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他引用行星般的箴言:“社区，认同，稳定。”的确如此，和平与和谐真的弥漫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之中。这个乌托邦社会不存在社会问题。只要你服用一种叫做“索玛”的镇静剂，每个人的需要都被满足，没有人生病，而幸福更是唾手可得。这个世界的缔造者们知道，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不仅需要想象出要实现的目标，而且还要懂得为实现这些理想需采用的手段。而克隆恰恰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一种臻于完美结局的手段。当然，赫胥黎并不是在描绘一个完美社会。实现社会稳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与平等荡然无存。秩序是由少数的“指挥者”控制的预先设计的社会制度维持的。在这样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里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而且这两个词本身都是被禁忌的。家庭已经消失数百年了。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社会制度要么消失要么已经面目全非。例如，尽管教育制度仍然存在，但已并非用来鼓励批判性的思考。相反，教育已经沦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它将社会成员训练成为盲目服从与被动接受的人。看似消失的宗教实际上却经历了深刻的转变。每周一次的被称作“团结仪式”的会议，将每12人一组的小组成员通过他们共同的毫无意义的仪式规则人为地联系起来。而在仪式中，他们会赞颂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上帝——福特。在对这一象征性的偶像顶礼膜拜时，所有人事实上是在崇拜由福特所代表的他们所处的社会本身。也正是这种仪式创造出了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纽带。赫胥黎借用一个局外人萨维奇的观察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缺点。萨维奇被当作一个实验的一部分被迫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由于从小是在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原始保留区长大，且那个地方社会生活的基础由家庭构成，因此他始终无法适应眼前这个“完美”社会。与社会中那些适应成功的成员相比，他质疑一切事物。他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各种复杂而缺乏爱的关系。既然无法接受这个世界奢华的消费文明，萨维奇从未充分融入过这个社会，也从未体验到归属的感觉。最后，他只好以自杀实现解脱。类似《美丽新世界》的小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成员是如何尝试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的。他们也使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哪些价值是对这些社会至关重要的，同时另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如何被塑造的。而要想认识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如何塑造我们将要更加困难。在美国，制度化的克隆和训练机制并不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大多将自己的前程视为个人的一种选择。倘若我们决定选择一种自己所希望的生活方式，我们只需选择它就是了，于是它就是我们的了。我们感到，我们是平等而又自由地选择结婚或不结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选择性似乎是无限制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美国人，我们有一些关于应该怎样为人处世的共同观点。如果有人不按这些被“设定的”行为去做，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这些社会现实环境不仅影响着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最终真的影响我们走向了这个目标。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结婚，而当我们真的结婚了以后，我们会认为这是自己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不仅我们决定结婚，而且连我们选择谁作为终身伴侣，都深深地受到了周围人的期望之影响。社会学是值得学的，因为它可以向我们提供塑造我们生活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信息。如果你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你将会吃惊地看到，你自己的生活也是多多少少可以预见的。你也将发现，在你寻找和实现个人目标时，社会学知识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一、社会学:破解社会之迷
（一）社会学:常识背后的真相
一些社会学门外汉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显而易见的科学。按照他们的看法，社会学家花很多钱去发现一些尽人皆知的东西。这样一种错误看法的存在是因为，社会学家所研究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确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一位业余的社会学家，用他所喜欢的理论去解释什么使得世界运转、使得人们行动。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与没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研究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社会学的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影响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社会因素，帮助我们去理解整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是如何连为一体的。比如，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离婚，要求人们认识到，问题并不仅仅是离婚，而且也与妇女的角色、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在社会中的位置有关。同样，犯罪的问题，牵扯到法律、社会的价值体系以及大城市的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注意问题的整体关系——常可发现，生活并不总是像它看起来的那样。社会学告诉我们，事物总是与我们第一眼的印象不同，要更为复杂。要想真正认识事物，就要透过表面现象寻找作为原因的社会因素。这种穿透“凭经验”、“想当然”的社会表面现象的过程，被社会学家彼得·伯杰称为“揭穿真相”。以自杀问题为例，这已经是美国青年致死的第二号主要因素（仅次于交通事故）。请你根据一般常识判断一下，在下列关于自杀及其原因的判断中，哪一条是正确的?（1）因为妇女具有依赖性，受压抑、性因素影响，所以她们比男人自杀率高。（2）年轻人比老年人自杀率高。一个人年轻时，生活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最强。（3）由于历史上的不平等、种族歧视，非洲裔美国人比白种人自杀率高。（4）很多人在节日自杀，因为这时候一些人最感寂寞、最感沮丧。（5）当传媒中不断地谈到其他人自杀时，受其影响，人们更易于自杀。社会学研究有效地揭示了这些论断的真伪:男性自杀率始终是高于女性的（尽管女性中企图自杀者比男性多）;老年人自杀率明显高于青年人，部分是由于健康原因;非洲裔美国人自杀率相对低于白种人。当社会快速发展时，会引发自杀率剧增。首先系统收集证据证明这一现象的，是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埃米尔·涂尔干。他的《自杀论》一书是社会学的先驱科学研究成果之一。自此以后，自杀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像涂尔干一样，常有惊人发现。社会学之窗社会学的洞察力社会学仅仅是生活常识吗?社会学家仅仅是在说一些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吗?兰德尔·柯林斯认为，这种普遍想法的产生可能是社会学家们使用技术性的术语造成的，而这些术语看起来似乎只是把熟悉的事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但事实上，柯林斯指出:“社会学确实了解一些有关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重要原则。”为说明社会学的解释“远非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先让我们思考早期美国一个叫做震颤派的宗教团体的令人困惑的行为。为了解释为什么公众要嘲笑这一团体的成员是摇晃的贵格会会员或震教徒，哈罗维讲述了他们如下的宗教活动:在宗教会议上，他们摇晃颤抖，像伊斯兰教苦行僧那样旋转，跳舞，唱歌，并用一种来自幽灵世界般的奇怪口音大喊。在另一个仪式中，某个神魂颠倒的人朝那些跳舞的人们大喊:摇啊!摇啊!摇啊!!你们身上有一个大幽灵———快把他甩掉!甩掉啊!!殖民地美国对各种宗教团体是较为宽容的，但是大众并不一定把像震颤派那样的团体看成是正常的团体。有些人实际上认为震教徒都是些与幽灵交流并且破坏安息日的“精神不正常的小流氓”。常识并未对震教徒的行为给出多少解释。然而社会学却给出了一种敏锐的洞察。而且这一洞察适用于所有类似于震颤派的宗教团体以及宗教仪式。这就是涂尔干的宗教理论。要理解这一理论，你必须变换一下思维方式。首先，你必须抛弃两点对于宗教的非常明显的立场:（1）你信仰它，或（2）你不相信它。然后，你必须接受社会学的立场，即“理解宗教的关键不是它的信条而是它的成员所表演的宗教仪式”。常识认为宗教信条先于宗教仪式。例如，信奉超自然的存在能引导人们将宗教仪式当作一种崇拜形式。但是柯林斯说，涂尔干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他认为“履行宗教仪式才产生正确的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他不相信超自然的存在相一致，涂尔干对于宗教仪式的关注促使他思考宗教仪式所具有的潜在功能:能够在团体成员之间形成凝聚力。这一深刻的思想使注意力从宗教信仰上转移开去，确认了社会赖以存在的机制———归属于一个团体的情感回报。尽管涂尔干不相信超自然存在，他却相信宗教确实代表了某种东西。柯林斯抓住了涂尔干有关宗教的结论的本质，他写道:的确有一种事物具有人们通常认为神才具有的所有特点。它并不是自然，也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社会本身。因为社会是一种远大于任何个人的力量。它给予我们生命，也能要我们的命。它拥有超过我们的巨大力量……这是宗教表达出的根本的道理。“上帝是社会的象征。”这种洞察力既然被柯林斯称为并不十分明显的社会学，他进一步对天堂和地狱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宗教中二者的对应物进行了解释。在有关团体成员的问题上，他说成员要拥护团体的道德准则以获得良好的声望。而回报就是归属一个群体时所带来的安全感。这就象征性地代表了天堂。相比之下，被剥夺成员资格是源于道德上的罪恶或者是因为与组织相对抗。而剥夺一个成员的社会归属感就是一种惩罚。“在天主教的神学象征主义之中，邪恶之人将从上帝那里被流放到地狱去”。柯林斯认为，人们归属一个群体最主要的好处就是能参与热烈的社交聚会以获得情感性力量。它可以促使人们做那些单个人不能或不会做的事情。同时他还解释到，正是这种情感性经历所带来的回报可用以解释宗教持续存在的原因。今天，宗教性团体的各种仪式对于公众来说常常是困扰人心的，有如早期美国震教徒的行为。但不论这些行为是东方宗教的唱圣歌，还是天主教的圣餐礼，它们都有着同样的功能。它们形成了一种在团体成员之间产生凝聚力的机制。当常识还无法洞察到这种功能时，社会学为理解世界的运转给出了丰富的解说。
（二）人与环境的鱼水关系
除了我们的常识会误导我们这点以外，还可以从社会学对于自杀的研究中学到其他一些重要的东西。自杀并不简单地就是一种“被推向悬崖”的失控、非理性、无规则行为。自杀率的各种差异显示，自杀与一些特殊的群体、地区、时间有密切联系——几乎可以说，每一类型都“安排了”一定的自杀配额。虽然没有人可以预言在每一类型中哪些人会去自杀，但是，可以确信哪种类型会具有最高的自杀率。例如，多年以来的数据显示，男人比女人、未婚者比已婚者、富裕社会的人比贫穷社会的人自杀率更高。从自杀的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当然，自杀肯定是个人决定之结果，即一个人得出了生命继续下去已无价值的判断。在此意义上，自杀是纯粹个人的行为。但是，在某些社会环境下的人群中，这种个人决定却表现出了更多的共同点。这一事实显示出，自杀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事实，即该行为受到了一个人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从自杀这一社会模式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类行为部分是由社会环境塑造的——家庭、组织、社区、种族、社团和历史时代——而他们自己正是身列其中。这个结论就是社会学家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人类行为由社会和社会环境所塑造。
（三）像社会学家那样思考
任何科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都是“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状况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哪一种特定的环境中呢?通过什么过程?涉及什么样的机制?换言之，如何解释一种既存的现象呢?这些问题都有助于回答“为什么”这一总问题。涂尔干想要知道，在关于“为什么”一个人自杀的问题上，社会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全面地理解涂尔干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就把握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和在知识发展中的学科潜力。在讨论社会学的“为什么”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三种非社会学的关于为什么自杀的答案。（1）生物学的答案。有可能是生理的或机体的因素起作用——例如，生化的不平衡会导致一个人结束了他或她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回答，当然是与社会科学无关的，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社会学家不否认生物学原因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不研究该原因。（2）传记学的答案。某一人自杀的原因可以表述为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了这一行为。这一天，某人在学校受到处罚，接着他与一朋友绝交，与父母吵架，以及受到近来家庭中离婚的影响，等等。这种分析在解释某一特定的自杀时是有助的和有效的，记者们常运用此方式。然而，试图从特殊中寻求一般的社会学家却不常用此法。在每一个自杀案中，连续发生的事件总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们不能适用于一般的情况。（3）心理学的答案。或许对于自杀的最通常的解释就是心理学的，它研究个人的心理过程。比如，自杀者有可能留了一个绝命的字条，描述了他或她自杀的原因———或许他或她想“报复”父母，或者无法调整深深的负罪感。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人们还想知道这个人的人格气质如何———该人有过精神病、极度沮丧、奇耻大辱吗?这些信息并不是仅从绝命的字条中就能获得的，这就需要调查该人以前的精神状况。有关一个人的生物学、传记学和人格的知识可以提供某一自杀发生的合理解释，生物学家、私人侦探和心理学家发展了这一类的知识。那么，社会学家做什么呢?社会学家并不研究自杀的生物学、传记学、人格学的功能，而是研究其社会的功能。社会学家用其社会背景与环境来解释自杀个案。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主要并不研究诸如为什么某一个人自杀（或犯罪、婚姻失败、被开除学籍或失业）。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该行为所赖以发生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在社会学家眼里，自杀更多的是被看成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而较少是个人行为。社会学家并不想知道某一人为什么自杀，而是想知道为什么在某一社会环境中，自杀率比其他地方更高或更低。试图找出诸如下列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农村自杀率比城市自杀率低（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或为什么意大利人比奥地利人更少自杀?比如，农村和意大利有什么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是如何与自杀相联系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能全面解释自杀，也不能预测个案中的自杀。但是，它却能提供丰富的信息，不仅是关于自杀的，而且是有关人类组织的根本性质。当然，如果说社会学仅仅关注社会而非个人，这并不准确。虽然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对于人类行为做出充分解释，但是，社会学家认识到被概括为“社会”的，正是人类的创造物，它是个人彼此互动的结果。多数社会学家的主要兴趣是关注于如此被创造出的社会的本质、它对于个人的影响（就像在自杀研究中这样），自然，很多社会学家也关心社会互动过程本身。社会是怎样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互动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呢?
（四）社会学:探索社会的密钥
使用如此抽象的概念诸如“社会”或“人类社会组织”，社会学家是如何解释、说明自杀的社会类型的呢?为什么在密西西比农村的自杀率大大低于纽约市呢?为什么意大利的大大低于奥地利的呢?要想给这些问题以全面的社会学解答，将会使我们把话题谈远，但是，用不长的篇幅来讨论社会学的各种解释，可以使我们深入到社会学的本质。在这些低自杀率的群体、社区、社会中，究竟是什么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更不易于走上绝路呢?涂尔干认为，这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具凝聚力、整合性，或有更紧密的结合性。在这些群体中，个人具有更为明确的生活目的与意义;他们具有更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对于其行为取向的预期更为明确;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被置入了或联结到了一种超出或高于他们自己本身的关系之中。同样地，这些社会群体对于其成员具有更强的控制，它们对于个人的行为有着很强大的外部限制。这些社会特征最为盛行于那些稳定的、传统的和有着很深宗教影响的群体、社区与社会。正是在这些群体中，自杀率是最低的。个人与群体的联系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群体要防止个人采取、甚至防止个人考虑采取自杀结束他或她的生命。实际上，在这里，人类生活被看成是群体的联系和目的要大大地高于个人。与此相反，自杀率最高的是那些“个体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在这里，群体联系较弱，群体期望受到质疑;而个人可以相对自由地过他们认为适当的生活，可以变成一种社会孤立。在此，社会孤立的人们的生活受制于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很强的群体目标。事实是，这种缺少很强群体目标的个人兴趣，常常使个人不足以有活下去的意志。因此，甚至可以说，自杀是享有大量自由的人们付出的一种代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任何道德的判断。基于一个社会自杀率较低或个人自由度较高而判断一个社会优于另一个社会，这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使命。那样一种道德的或政治的判断超出了社会科学的领域。然而，社会学却可以提供此种判断所赖以为基础的有价值的重要信息。为了更深入地进行探讨，有必要提到一种特殊类型的自杀，因为它与美国人通常所接受的关于自杀的观念有明显的差异———此种类型的自杀甚至受到强群体的鼓励。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自杀，自杀者希望献出他们的生命以拯救日本民族。再有的例子就是老年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感到自己已变成了家庭的负担;以及信奉印度教的寡妇，她们希望与丈夫同赴火葬。这些个案是一种强大的而非弱小的群体认同，形成了自杀的原因。此种个人将群体的利益置于他或她的生命之上的自杀被称作“利他式自杀”。当然，从道德角度看利他式自杀，会与那些想要实现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的自杀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学解释的最后一个方面。如果自杀与群体联系的强弱有关，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有些群体凝聚力强、具有很强的联系，而另一些群体缺少凝聚力、联系松散呢?与农村相比较，城市的整合性较弱，这一点反过来又与城市的较高自杀率相关联。但是，为什么城里人比农村人联系更为松散呢?当然，答案也可以使用生物学或心理学术语。但是，看起来并不是城里人在生理上不同于农村人，城里人与农村人心理上的不同并不像是来自什么天生的差异，差异是在社会环境方面。那么，群体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解释个人的自杀行为方面，社会学家倾向于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寻找诸如社会整合性水平这类社会现象的原因。例如，社区与社会的形成，就主要是通过社会设置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家庭受经济影响，经济受政府影响，政府受法律影响，法律受道德影响，等等。这样，每一种社会环境都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网。因此，我们在对从文化到文化甚至从群体到群体作总结时需十分小心。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很多文化中老年人的自杀率较高，但是，我们不能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自杀率总是很高。例如，与城市自杀率较高的美国相比，在日本，农村地区自杀率更高。有几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一点，在日本，老年人多住在农村，他们的收入较低，在不适当的福利制度下生活拮据。探索其他文化的以及探索我们自己文化的社会真实的网络，这就是这门称作社会学学科的任务，以及对它的挑战。
二、社会学经典大师及主要理论
社会学取其现有的形式不过100年的历史。当然若溯其学科根源，可以追回到18世纪。欧洲的这段历史被称为启蒙时期，其思想家相信理性和人类完善自己的能力。社会学的一些早期假说就来自这些思想家。一个主要的假说是，正如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可以使用推理去发现物理的规律、行星运转的规律一样，研究社会世界的科学家也可以运用推理去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另一个假说是，一旦知晓了人类行为的规律，就可以用它来完善社会本身。但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迅速、广泛的社会变迁，这对启蒙学者的乐观思想提出了挑战。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在那里，发明者完善了珍妮纺织机，机器动力的纺织机使得大量的纺织品既快又便宜地被生产出来。随着纺织工业以及冶铁和其他工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迅速扩张的城镇，去工厂劳动。他们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产业工人;他们的雇主也形成了强有力的新的社会阶级。家庭结构、社会政治、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工人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丈夫、妻子、孩子都要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有些人一天劳动19小时，每周工作6或7天。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是稳定的，解雇是很平常的事。除了长时间劳动和缺乏保障以外，工人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也很差。恶劣的条件降低了城市新贫民的预期寿命，与此同时，犯罪率却在升高。对于这一系列可怕的问题，19世纪早期的思想家们试图加以解释和希望予以解决。（一）经典大师
虽然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但最著名的早期社会学家却是法国人、德国人，而非英国人。原因之一是，遍布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求知欲遵循着法国革命的传统，这种求知欲产生了很多新的思想方法。
1.奥古斯特·孔德
奥古斯特·孔德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曾经是另一位早期社会思想家亨利·圣西门的私人秘书。孔德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早先，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实证哲学”，既强调它的科学性，又与传统的哲学相区别。他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去发现社会的“不可更改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新的秩序。孔德并没有以纯科学的兴趣去分析社会;他更想培养“精神的精英”———由他自己领导———去管理新的社会秩序。
2.赫伯特·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他通常被认为是该时代英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社会像一个有机体———是一个自我管理体系的思想。通过吸收一种类似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斯宾塞提出社会就像物种那样，由简单向复杂进化。达尔文在其自然选择的理论中指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动物更易于存活和繁衍。与达尔文的思想类似，斯宾塞认为那些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的社会比不能适应环境的社会更易于生存与发展。斯宾塞是后来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拥护者———即认为适者生存的原理适用于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换言之，社会的特征，包括它的不平等，都是“自然”进化原理（或规律）之结果。与该时代的改革思想家不同，斯宾塞反对政府干预社会事务，因为他认为这种干预会阻碍这些自然发展规律。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经常受到人们的怀疑。然而，他将社会类比为生物有机体的思想却在现代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学派中得到了响应。许多早期的社会学家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社会状况。他们被穷人糟糕的工作条件特别是童工所打动，如这些在纺纱机器上工作的小男孩们。
3.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德国人的家庭，但是他成年后大部分时光是在伦敦度过的，他多数的著作是在此完成的。马克思不相信社会是一个自行管理的有秩序的体系。反之，他把社会看成是不断冲突与变迁的。他指出，每一个社会都包含有“毁灭自己的种子”。与斯宾塞的社会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观点相对立，马克思相信社会主要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他将人类历史看成是经济上的各阶级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与孔德的传统一样，马克思感到社会科学家不仅应该认识社会而且应该改变社会。然而，马克思的观点颇为激进，他相信正如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一样，资本主义也将通过阶级斗争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他将自己大部分的生命都投身于引发这个变迁。事实上，马克思的观点和理想所激发的社会变迁，多于历史上其他所有的人，当然，并不一定是完全按他所预料的那样。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观和关于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被视为对于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
4.埃米尔·涂尔干
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确定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指出了它与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改革之区别。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和《自杀论》中，涂尔干提出，社会学主要应关注于他所谓的“社会事实”。这些事实在人们以外，但是却对人们施以控制。例如，法律也可以说仅仅是一些词句，但是人们的行为体现出法律是可以感知的、是真实的。涂尔干相信，社会事实应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他坚持认为，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是用生理的、心理的特征来解释。这样，根据他的观点，如果要理解社会法律的含义及其发展，就必须考察社会的宗教。如果要理解社会组织，就必须考察诸如政府、经济组织这些作为社会组织构成部分的机构。与孔德、斯宾塞相同，涂尔干将社会视为它自己的一个整体，该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他的核心兴趣之一就是:社会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由于对前工业社会的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之崩溃深感沮丧，涂尔干便寻找社会团结的源泉。最终，他相信社会是因其成员享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而连为一体的。涂尔干强调社会团结的思想常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激进社会学家的批评，他们则对于社会中的冲突之源泉更感兴趣。涂尔干对于宗教促进社会团结之能力的分析，阐述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这本书也被视为社会学对于宗教分析的重要贡献。
5.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或许对于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他对社会的宏观方面特别感兴趣，比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他是从广泛的历史性和世界性角度来展开研究的。或许他最为著名的是对于科层制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于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他也有重要贡献。韦伯的多数思想都与马克思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韦伯既是一名有贡献的学者，也是一名热心于研究当时德国问题的人。作为学者，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在研究问题和得出结论时，只有将他们自己的观点暂时放在一边，他们才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客观方法。这样一种“价值无涉”社会学，直接与孔德和马克思的传统相对立。然而，韦伯相信，作为公民，社会学家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管理一家军事医院，后来，他又帮助起草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像涂尔干一样，韦伯塑造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模型。韦伯感到社会学必须包括“社会行动”研究，即研究人们相互之间行为取向的方式。在他看来，研究人际互动不应该只依赖于客观的定量方法。它也必须包括韦伯所谓的“解悟心声”，即对于他人心灵的“同情理解”。
（二）社会学在美国
虽然社会学的奠基者是欧洲人，但是它却逐渐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社会。美国的知识氛围有助于激励新思想的产生，而它的社会氛围———异质性十分强，社会变迁迅速———亟需社会学的系统研究。像许多欧洲先驱者一样，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对于社会改革颇有兴趣。从一开始，美国社会学及其实践者，就承担起这样一项使命:认识、评价与解决城市问题（仅举几例，如贫困、恶劣居住条件、行为放纵等）。虽然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大多来自农村背景，但是强烈的宗教倾向和道德原则导致他们去推进城市改革。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注重解决城市社会问题，这一点使他们明显地区别于更多意识形态而更少实践倾向的欧洲的早期社会学家。
1.芝加哥学派
美国社会学学科首先建立于中西部地区。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到了1905年，社会学的研究生学习已发展到东部地区，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有了正式的社会学学科教学。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全美国范围内，社会学已被广泛地接受为学术性与实践性学科。芝加哥大学居于社会学研究与训练之中心地位持续了多年。这一时期，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被统称为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典型的美国社会问题，如贫民窟、移民、种族关系、城市化。他们收集了大量有用的统计数据，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迄今仍为人们所使用。芝加哥大学的领导人物是1914年开始在此任教的罗伯特·帕克。帕克是独一无二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研究学者和理论家的结合。他曾一度充任布克·华盛顿的宣传主管和代笔人。他与伯杰斯合作撰写了社会学的第一本主要入门教材。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为了美国其他大学中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是诞生于芝加哥的社会学理论分支“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家。米德强调，人类既对于抽象的含义也对于具体的经验做出反应。与同时代的多数理论家不同，米德认为人类的心灵和自我意识主要是社会的产物。他确定了视个人行为为社会产物的这一领域的社会学研究。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
在大萧条的动荡岁月里，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雇用社会学家作研究，并让他们为诸如“职业促进管理会”、“农业部”、“自然资源委员会”这样一些政府部门作咨询。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很多社会学家应招到华盛顿工作。社会学家运用他们的技术，设计服务人员的训练项目，发展向平民的宣传运动，给作战部、价格管理办公室、国务部作咨询。他们也帮助建立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食品配给制。然而，在大萧条以及二战以后，芝加哥学派参与社会改革、收集数据的强烈热情逐渐衰退。美国社会学家变得对于建立社会理论更感兴趣。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社会学已经如此大大发展、迅速成长，以至于应该回头看看，总结一下已经收集的关于社会的知识了。这样一种变化还伴随着学术主流地区的东移，从芝加哥大学移到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最重要的纯理论社会学家是塔尔科特·帕森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哈佛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帕森斯综合了一些经典社会学家的不同学说，主要是韦伯和涂尔干的，合并成他所谓的“行动的一般理论”这样一个总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总体理论中，他寻求去发展一个可以用来分析所有类型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从分析社会的主要制度到分析个人的行动。后来，他将该理论应用于广泛的主题，包括宗教、教育、种族关系。帕森斯对于几代社会学家都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他偏爱抽象理论，他的关于社会的观点比较呆板乏味，因此也一直受到强烈抨击。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是罗伯特·默顿。作为帕森斯的学生，默顿仍遵循着帕森斯的传统，但是，他尤其感兴趣于发展社会学的中间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居于狭隘的“专门理论”与广泛的“总体理论”之间，前者关注于社会生活的单一方面，后者则试图无所不包地解释广泛的社会因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默顿的理论没有帕森斯的理论那样抽象，比较容易用实证检验。默顿的持久的贡献之一，是他关于越轨行为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就像帕森斯和默顿一样，很多社会学家都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但C·赖特·米尔斯则是一个例外，他是目前所称的“冲突论”发展中的重要人物。米尔斯既批评芝加哥学派的“铁杆经验论”，又批评帕森斯的“总体理论”，认为他们缺少社会关注。他曾将自己描述为“明明白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既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也受到韦伯的影响。米尔斯全身心地介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与政治活动;他尤其希望看到，美国的财富和权力能够更平等地分布。
3.今日社会学
今天，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学都已是一门完善的学科。最为发达的还是在美国，所有的主要大学都讲授社会学（如1998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专业人员有13200人）。社会学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稳固的发展。在东欧国家，社会学的地位尚不很确立。社会学在苏联范围内所遇到的障碍，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也遇到了。在苏联，社会研究受到限制，那些与官方关于现存社会安排设想相矛盾的发现变得默默无闻。不仅如此，苏联社会学家难以接触到西方同行们关于该社会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发生的影响深远的改革而发生了变化。由于不再受到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并且对于西方社会学家的理论与方法也更为熟悉，苏联社会学家看到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关于妇女就业、工作条件、健康与抚养儿童、学校教育等方面的决策。在苏联以及如匈牙利等邻国，社会学的崛起是因为需要解决众多的社会秩序问题———不法行为、犯罪、家庭破裂、自杀等比率都在上升———这些都使社会学的发展变得更为紧迫。
看来，每遇到社会动荡和无序时期，社会学的影响力、吸引力便上升，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当东欧、苏联这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迅速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紧张与两难困境时，其社会学学科会变得更为重要。同样原因，社会学也可能在美国复兴。如上所述，社会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困惑与动乱之中。旧的社会秩序已被打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学受到青睐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新的认识与新的观念。在美国，社会学发源于20世纪的前20年，这也是一个因迅速与广泛的城市与工业发展而引发社会巨变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社会学又大显身手，因为发生了以城市骚动、民权运动、反战示威为标志的深刻的社会冲突，使人们又来求助于它。今天已有征兆显示，美国社会可能处在另一次社会动荡之前夜，其依据是经济下滑，收入与财富分布不平等程度上升，国民凝聚力下降。会引发社会学复兴的，也是人们越来越频繁问起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为了建立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之基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三、社会学如何解释社会?
社会学是一门完善的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用统一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学科。虽然社会学家在一些基本的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学中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确实，很少有学科，特别是像社会学这样的新学科，能够有高度的统一性。社会学仍然在确立其研究范围的过程之中———这包括它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之应用。在试图理解社会如何运转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基本特征，有着不同的假设。一些人认为秩序与稳定比冲突与变迁更重要，另一些人则持相反观点。一些人主要考察社会的大的制度结构，另一些人则更关心小群体的人际互动。这些选择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有时候也称作“理论范式”）。理论视角帮助社会学家去选择他们所要提出的生活中的问题，选择他们用来寻求答案的方法。换言之，他们限定了社会学家寻求解释社会与社会行为的方式。最常使用的三种理论视角是功能主义视角、冲突论视角以及互动论视角。
（一）功能主义与平静生活
功能主义的视角强调这样一种模式，即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对总体发生作用，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根据这种观点，社会非常像人类的身体或任何活的有机体。像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四肢、心脏、大脑）一样，社会的构成部分（比如家庭、商业机构、政府）以系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对整体发挥着好的作用。每一部分也帮助维持着平衡状态，这也是系统平稳运转所必需的。功能主义（有时也称“结构功能主义”）可以溯源到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如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埃米尔·涂尔干的著作。后来，默顿指出，社会结构构成单位的功能可以是“显在的”（可以意识到和看到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未意识到和未看到的）。例如，小学的显功能之一是使学生打下阅读、计算这样一些学科技术的坚实基础。然而，小学的一个潜功能却是教给学生诸如合作与组织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技术。如果社会结构的某一部分阻碍社会满足其需求，则被视为具有反功能。如果在学校里学生们从其小伙伴群体那里学到了社会所不希望有的行为，那么，学校也就具有了反功能。既作为文化人类学也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视角，功能主义特别适合于研究稳定的、小规模的社会，例如，太平洋群岛上的孤立的社区或美国中西部的小城镇。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怎样形成了有秩序的生活，表现出了强大的合作精神和高度的团结性。在这些种类的背景中，并不难设想，事情还会像以往一样继续下去，除非来自外部的因素破坏了平衡。确实，功能主义者通常将社会变迁解释为来自外面的力量干扰了系统的平稳运行。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世界上很多地方被卷入战争、反叛和革命之中。功能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功能主义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社会学的第二种理论视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是冲突论。
（二）冲突论与秩序变动
冲突论强调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斗争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该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构成社会的各部分远不是作为整体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冲突的。这并不是说社会就永无秩序———冲突论者并不否认很多社会秩序的存在———但是，秩序只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一种结果，而且，它也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自然状态。冲突论者源于马克思。他们强调社会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在他们看来，社会经常处在极易被破坏的平衡之中。事情常常是这样的，社会秩序（常常是十分短暂的）源于社会的某部分统治于其他部分之上，而不是源于各部分之间的自然合作。社会秩序是力量与强制的产物，是统治———强的压迫弱的，富的压迫穷的。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如何应用上述理论分析校园中的社会组织，来展示与比较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视角（注意，虽然这两种视角非常之不同，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是不相容的。每一种视角考察了社会的不同方面）。功能主义者可能会将校园看成是各种有机的部分构成的统一体，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以及维持校园生活正常运转的成员、研究助手、食堂工作人员等。所有这些部分都相互联系，并且都对校园的正常运行做出贡献。任何一个部分的动荡都会带来暂时的失衡。学生因教学质量、伙食问题或大的政治事件而罢课，都确定无疑地会使校园陷入混乱。但由于社会是建立在认同与合作基础上的，这种暂时的不平衡会迅速地转化为有利于整体向好的方面发展。冲突论者将会透过校园表面的平静考察不同群体自身的利益以及他们之间的对抗。例如，教师会为减少课时压力而抗争。二年级的大学生会因选修课的减少而不安。医学实验室的助手会组成工会，以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之达到与校外同样工作的水平。而学校管理人员会认为，所有其他人员都没有看到，在面临政府削减经费的压力下，他们为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做了极大的努力。冲突论者认为，校园的“秩序”只不过是各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难以持久的、暂时的结果。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首先关注宏观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研究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有时候被称为宏观社会学家的研究人员，运用上述理论视角研究社会的主要结构单位，如组织、制度、社区、民族国家;研究诸如城市化、社会流动等社会过程，以及研究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社会信仰体系。这两种理论视角，在关于人类社会、人类行为的结构主义观上也是相同的。结构主义观的前提是:第一，社会结构应被视为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它在个人之外却又控制着个人的行为;第二，个人行为主要是非个人所能造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产物。这些理论视角强调社会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强制力量，缩小了自由意志和个人自治的重要性。
（三）互动论与日常交往
社会学中，另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理论视角，因其更关注于社会的微观方面———社会互动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而区别于上述理论。这种理论视角被称为互动论视角，它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交往的，他们如何使这种交往产生实质性的意义。倾向于互动论视角的人，有时被称为微观社会学家，因为它们研究个人和小的群体而不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乔治·米德通常被认为是互动理论视角的奠基人。或许由于在如此之近距离观察人类行为，互动论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具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在社会约束中的更多的自由———比功能主义学派、冲突论学派宏观社会学家所说的要多。换句话说，互动论者并不将社会看成是一种控制力量，至少没有达到宏观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程度。互动论者强调，人们总是处在创造、改变它们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之中。再者，他们不仅对于人们如何行动感兴趣，而且对于人们的思想和感觉感兴趣。互动论者探索人们的动机、目标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回到前述的那个关于校园的例子来说明互动论视角。互动论者既不用合作也不用冲突解释校园生活，他们关注于这样一些问题:学生们刚入学的时候如何看待校园生活，高校的经历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宿舍里的社会互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互动论者并不很关心大学校园的组织、运转，而是关心校园中日常互动的性质，学生、教师和管理者是如何看待这种互动的。互动论者并不把校园看成是其成员必须与之相适应的一成不变的组织。相反，他们认为，校园的组织通过参与者的互动而发展和变化。除了在研究上侧重于个人外，互动论者与宏观社会学家在研究的方法上也明显不同。由于互动论者研究的是人们所想、所感觉的，他们常使用定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设计上是要研究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相反，宏观社会学家更多的是使用定量的方法，比如认真加以控制的统计研究。
（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社会学理论视角的多样性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有着严格定义和统一的世界观的学科。但是这种多样性也说明社会学不是一门追求狭隘性、封闭性的学科。确实，今天，很多社会学家将这种多样性看成是可以使其学科更重要、更具活力、更具冒险性，这样一种多样性总是试图探索人类经验之深层意义。还需强调的是，这三种视角所显示的差异性并不是起源于矛盾或对抗，而是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绝不是说一种视角是对的，另一种是错的;每一种视角都考察了同一社会现实的相关方面，而给对方以补充。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都可以发现秩序与冲突，如果只研究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那就会丢失了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同样，社会的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也确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宏观社会组织是从微观处境里人们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这样，高校校园的组织就是参与者日常互动的产物。然而，同样的，每一种社会处境也是由已经事先就互动于该处境中的人们组织起来的。这样，新入校的学生发现有一种在他们以外的、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结构，他们必须使自己的生活适应于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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