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必然导致贫穷，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在美国，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7美元的最低时薪，他们要如何生存，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先后当过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住房、医疗、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
作者简介：
著者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Ehrenreich），美国畅销书作家。1941年生，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女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作品常出现在《哈泼》《国家》《新共和》等重要刊物中。她出身底层，父亲是矿工，前夫是卡车司机，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代表作有《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品《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BaitandSwitch:The[Futile]PursuitoftheAmericanDream，2005）、《失控的正向思考》（Bright-Sided:HowtheRelentlessPromotionofPositiveThinkingHasUnderminedAmerica，2008）等。译者林家瑄，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曾任艺术行政、期刊编辑，并从事翻译。译作包括《两位严肃的女人》《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等。
目录：
前言致谢序章准备开工第一章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第二章在缅因州擦擦抹抹第三章在明尼苏达州卖东西第四章成果评估出版后记难能可贵的是，艾伦瑞克既揭示出“社会事实”，又写得好看，或许，在研究者看来是学术著作，而在普通读者看来是有趣的故事。无论如何，她让我们明白，社会成员之间息息相关，休戚与共。——郭于华，清华大学教授芭芭拉·艾伦瑞克以亲身的经历与第一手的丰富素材，揭露了美国严重的阶级分化，底层老百姓为了生计和一瓦栖身，游走于商业资本和地产资本之间，为生存和尊严，每一天都进行着充满苦与乐的抗争。——潘毅，《中国女工》作者通过艾伦瑞克的作品，让我们愈加理解了“贫困”的含义。所谓“贫困”，不仅仅指物质，更重要的在于精神，创造出大量“精神贫困”的社会，是一个衰弱的社会。不管军力有多么强大，不管GDP有多么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无法“再生产”有人性、有尊严的人，也将不会“可持续发展”。——廉思，“蚁族”研究第一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序章准备开工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一天，《哈泼》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LewisLapham）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我对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譬如说，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接着，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你知道，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某些求知若渴、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要笑不笑的表情，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过了长长的几秒后，他吐出三个字：“你来做。”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数十名（也许数百名）60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想让自己“无产阶级化”，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但那可不是我。我同情那些父母，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提升”的对象。在我自己的家庭里，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在许多时候，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即便收入不高。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她必须一面工作，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薪水奴隶的绝望感”对抗。我和已结婚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他还是一名时薪4.50美元的仓库工人。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所以对我来说，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更是一项责任，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租一间月租大约400美元的房子住，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如食物券、医疗补助、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全美游民联盟（NationalCoalitionfortheHomeless）在1998年（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指出，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一个人需要赚到8.89美元的时薪，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寓。另外，公共政策前行中心（PreambleCenterforPublicPolicy）则估计，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每97人只有1人能取得这种工作，赚得“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到头来，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名科学家，而事实上，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在这个领域里，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但到最后，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在自然界里，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也许，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毕竟，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PolicyInstitute）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有30%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晓得的秘诀，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许，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又或者在另一方面，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身体上、财务上和情感上的），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无论如何，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怕弄脏手，走出去实际做。秉持着科学精神，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很显然地，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第二项原则是，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并确实保住它。意思就是，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第三项原则是，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而且后来也证明，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例如在1998年春末，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KeyWest）进行这项计划时，我曾跟面试者说，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您好”，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2000年初夏，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而计划进行到最后，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放胆痛斥雇主一顿（虽然是私下地，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有时候（虽然不是每次）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我住在西屿的时候，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此外，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在这点上，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结果，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而在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有一次，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我回答：“写作。”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