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国研究由来已久，但是，总体上大国研究有出碎片化、机械化和循环论证之嫌，如国别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对大国与经济总量、政治制度、教育人口的关联性研究就是如此。宏观综合研究又失之笼统化和表面化，如艾米·蔡反复揭示的大国崛起与文化包容之间的关系，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维持的共同原因是包容，而大国衰落与倒塌也是源于包容，又如，亨廷顿指出了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属性，却没有揭示冲突的机制。察其缘由，盖因从人类文化生态的演化原理和文化形态深层结构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于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把握大国兴衰在人类文化整体演化史中的内在规律，还没有出现。为从整体、动态的人类文化“有机体”的具体演化进程中，探究强势文化实体的再生机制，揭示大国崛起的内在规律，有必要从哲学-人类学高度，应用混沌理论、依附理论和文化生态学原理，具体、细致地探寻作为现代优选大国原型的文化实体的演化过程，包括文化属性和再生机制及其在地缘乃至优选文化生态系统变迁过程中与其它文化实体彼此依附而共生、冲突却融合、膨胀又腐蚀的并存关系，以揭示作为现代优选大国的强势文化实体的本质和再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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