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为思想启蒙运动赋予了典型的民族特色。面对鸦片战争之后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中国思想界历经一系列的反复碰撞与考量，逐渐走出了“全盘西化”的迷雾，到抗战前夕的新启蒙运动时期实现了重要转型，拉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序幕。但另一方面，受严峻的救亡形势影响，新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化探索，也暴露出诸多缺憾，呈现出畸形发展的倾向。究其原因，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还没能完整地把握“中国”的现实内涵，而是力图通过复归传统、过高提升传统文化在中国国族建构中的表征意义，从而弱化了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启蒙批判，致使业已生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逐渐发生了“传统化”导向的实质蜕变。直到运动夭折，倡导者纷纷奔赴延安后，受延安解放区新场域新环境的熏陶，才对“中国”内涵的界定有了全新的转变，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路径做出了重新选择。总结上述经验教训，结合新时期的时代变化，当前，思想文化界应在开放与整合并行、精英与民众共荣、爱国与立人同步等原则的指引下，着眼于质-量-度三位一体的视野，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确保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正确航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