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文集、方志、报刊、档案等多种史料，结合田野调查，试图从近代以来福州的自然环境、市场网络和民间宗教、地方权力等角度,探讨近代福州市民在社会变迁和局势动荡情况下，如何自我调适，应对灾害，从而说明自然灾害与民间组织嬗变、基层自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埠之前，福州灾害频发与文风兴盛并存。一方面，以祭祀瘟神五帝的社境成为主要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士绅数量众多，主持赈灾、濬湖、修渠等公共事务。开埠之后，福州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商贸繁荣、火油流行，火灾更为频繁。与此同时，地方权力渐趋多元，外人势力渗入、商人力量兴起，士绅地位虽受到冲击，但仍有相当影响力。官府亦调整基层管理体系，推行联甲制、设立保甲局，但效果不佳，导致社会问题丛生，火灾逐渐失控。清末废科举、行自治、准结社，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使福州社会基层形态悄然变化，传统的官绅共治模式终结。救火会由此兴起，一方面，其兴衰沉浮与国家力量紧密相连。民国初期，福州局势紊乱，政权更替频繁。为弥补地方权力真空，救火会迅速发展，至二十年代末臻于很好，后因政府控制加强，有所萎缩。建国之后，各地民间社团基本消亡，福州救火会却依旧活跃，直到“三大改造”完成后，才渐渐消失。八十年代再次复兴，至今仍有活动，延续时间长达百余年。另一方面,救火会多由社境组织嬗变而来。民国时期福州救火会共有37处，与传统社境组织的空间分布相似，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借助民间信仰，救火会跨越籍贯与职业的差异，成功整合社会各阶层，获得广泛认同。由于政府缺位，福州救火会功能不断扩展，有类于社区自治组织。从运行机制来看，救火会人员志愿参加，自筹经费、自我管理，会务独立。从业务上看，除消防外，涉及救灾、慈善、治安、调解等诸多事务，多次代表市民，发动集体运动，反对政府捐税，并与商会、保甲、善堂等地方力量互动频繁，在城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较之“国内仅见形态的基层自治组织”的苏州市民公社，福州救火会有相似之处。除置于地方脉络考察外，本文还对建国前各地民间救火会的时空分布加以梳理，用图表表示，弥补以往善会善堂史的研究不足，并分析数据得出：救火组织肇始于明末清初，同光年间，江南、直隶救火会数量众多、至民国时，极为普遍。建国后则迅速消亡。较之京、沪等地，福州救火会起步较晚，但功能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在全国较为罕见。这与火灾频频、畏火惧火民性、特殊地方权力结构等诸多因素有关。 本文认为，火灾攸关都市安全，救火会不仅是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重构，还体现官民力量消长，二者彼此扶持、又互有冲突，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救火会作为“新式团体”，并非突兀出现，而多由传统组织嬗变而来，是社会机体自我调适的表现。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以小见大，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以新的视角了解明清福州城市机制的运作，以加深对灾害与社会等问题的理解，为当今社会管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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