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生活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腹地典型的蒙古族游牧民作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生计选择和草原情结为中心的研究，展示出实践主体如何维系和延续游牧生计及其精神世界的动态图景。研究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分析。其一，在国家引导下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牧民怎样以家庭为载体，弹性调整和变化生计策略，来维系游牧生计的延续性；其二，定居之后的空间改变及其生计策略的调整对牧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及其这一过程带来的社会分化及社会问题；其三，定居与生计策略的调整是否对他们的心态及地方性文化机理产生影响，作为游牧经济及文化传统的精神世界何以延续，而草原情结在生计及传统延续过程中又如何起作用。这三个问题成为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在整个社会变迁的叙事背景下，牧民经历了怎样一个不断选择以及情感纠结的调适过程。首先，本书着重分析了从游牧到定居这一转变过程中家庭生计的适应策略。从草场公有到承包到户，从不被的游牧生活到网围栏内的定居放牧，游牧民自给自足的家庭生计逐渐被卷入到国家化、市场化的现代性体系中，无论是他们的经营方式、生计观念，还是生产技术，都被波兰尼所预言的“大转型”时代所淹没。然而，在传统与现代、适应和选择的阵痛中，他们并没有充当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逐渐成长为能动的再造者。由此，基于“生存伦理”及“道义经济”的理性思考，生计经济开始转变为现金经济，一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多元经济结构，并根据季节、草场和劳力弹性调整家庭成员的经济活动，通过家庭内部及外部的合作完成再生产资本的整合与积累。但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的职业选择是为了一元的牧业生计，从事其他生计是为满足牧业所需而积累资本，合作社生产互助组织的复出可以被看作是基于“路径依赖”而对传统生产合作组织的延续，因而吉登斯所谓的“现代性断裂”论断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定居并不是对游牧经济的断裂，而是一种延续性的生存策略。这是笔者试图对现代性研究中强调定居是对游牧的断裂这一学术观点做出另一种解释。其次，本书对因居住空间转换及生计策略调整对牧民家庭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描述。地方政策的相继推行使牧民从游牧到定居及其再定居的生活空间不断得到扩展和延伸，而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作为传统的文化空间，而且因空间距离的改变也造成了家庭成员社会距离的变化。如蒙古包内家具、马具、灶具、琴具的严格摆放位置，传统的长幼尊卑座次、寝位安排秩序，以及观念、惯习等社会经验细节。与此同时，本文发现因地理位置、草场类型、退化程度以及家庭生产资源占有的多少而形成的经济分化在全旗范围内表现出贫困程度自东北向西南逐渐递增的地域性特征，而牧民所具备的经营意识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掌握也成为嵌入东乌旗牧区社会分化的重要变量。再次，本书描述了作为游牧经济及文化传统的精神世界如何延续的问题以及草原情结在生计延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力量表现在游牧民对于牧业家计的执着及其传统合作生产组织的延续之上，同时面对社会的变迁和主流文化的不断冲击，他们通过与“大传统”的博弈与互动，不断弹性适应并维系着“小传统”的生存空间，将传统带入饭店，将信仰带进楼房，对于草原的依恋与割舍不断就像种子一样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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