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著的这本《企业外交与近代化（近代中国的准条约）》阐述了：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很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晚清政治改革时，清政府设立专门经济管理部门，试图以制度化的努力，将经济剥离于外交事务之外，以保利权。民国成立后，全面继承了晚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条约和外债，并宣布对所有外人既得利权一体保护，准条约当然在此范围之内。经过次世界大战，准条约的弱化趋势加剧，除无线电类准条约一枝独秀外，其他类别的准条约逐渐消失。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很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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