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关乡村治理的研究，基本持有两种核心观点：一是“乡村控制说”，即认为中国乡村的发展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的，乡村服务于国家的统治需求；二是“乡村政权说”，即认为乡村社会依靠固有的熟人社会、血缘关系、宗族关系和信仰关系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自治形态。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发展的时期，这两种观点都已无法更好地展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无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需求相匹配。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更加宏观的视角去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脉络与治理结构，需要我们从国家制度体系的优越性着手，观察乡村社会的发展。郑玥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尝试在乡村社会内部权力运行中解读国家体制的优越性。本书以梳理乡村治理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尤其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组织化实践的过程。结合对当前国内8个省20余村的调研发现：乡村社会的治理精英是构成组织与乡村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一个重要联结点；组织化非常不错与不同类型乡村社会源生非常不错的结合构成了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精英；不同类型乡村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塑造了不同的国家-社会的联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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