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中国固有的知识与制度在外部冲击和影响下发生巨变，作为知识与制度的酝酿、产生和运作的主场地，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的设立与运行，集中体现了变化的各个层面。1926－1949年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转变，浓缩了中国学术转型过程的诸多层面，可以见微知著。整理国故运动对于中国固有学术的解构具有重要影响，它使以经学为的传统学术格局很终解体，整个学术按照现代西学规范重新分类，史学地位上升。中大语史所明确标举语言历史学，从笼统的国学研究，转向史学研究，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在中大语史所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研院史语所，进一步确立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并迅速产生实效。以中大语史所为中转，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崇尚“为学问而学问”，跃升为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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