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馀以前，余先后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七册及中国教学思想史六册，历时四载，全部毕事。时余精力尚健，馀勇可贾；原拟就中国经济思想深入研究，续有撰述。适同学周道济博士，方主商务印书馆，以该馆有七十馀年历史，蝉联不断，对我国文化教育不无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力劝余提前撰该馆馆史，以垂永久。
余今以该馆老成凋谢；硕果仅存，唯余一人，是举舍余莫属，只以创始之二十五年，余尚未参加，此段资料，搜集不易，姑努力为之。于是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尝试计画搜罗，，从事撰著，期以一年完成。不料老病旋即突发，疲惫万分；甫及半，即搁笔半载。*近病况渐趋稳定，决以馀生完成是举，健康生命，在所不计，卒于去年终全部脱稿。唯后段系扶病写作，资料排列，不无颠倒；且属文潦草，初校势须自任。幸而因病鲜外出，得以全日在家为之，每次工作一二小时，辄休息时许，竞日睡眠多次，以致夜间失眠，其苦滋甚。
是书经余初校后，即承同学王寿南博士代为详校，对于资料之排列先后，多所是正，寿南一面执教政大，一面为是书校雠；辛劳备至，殊可感也。兹已排校完毕，得一千一百馀页，字数超过百万，分量篇幅均与六年前余所撰八十自述相若。然彼时余精神体力均非此日可比，用能一气呵成，毫无困难。今则时作时辍，神智虽不让畴昔，精力实远不逮，扶病为之，苦况不堪言状；错误遗漏，自所难免，唯趁此馀生，完成*后之作，不使信史失传，亦一快事也。
书名定为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盖商务创办，实受新教育影响，而其间作述，亦转而影响于新教育；合并撰述，可知其间关系。读者除借此一觇商务过去七十馀年之历史，与中问屡遭巨劫，如何苦斗复兴，维持不坠。同时并得睹新教育之发展及其与商务之相互关系。
余为保存资料，不稍散佚，以得来不易，不忍割爱；宁滥毋缺，名为长篇，实较适宜。唯以能否及乎生前撰定，殊不敢必；姑暂视同定稿，以存其真。是书出版后，余如尚健在，或更谋浓缩简化，使成名实相符之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关系，此则敢望而不敢期许者也。盖以老病侵寻，一恙未痊，他恙又起，虽雄心不稍衰，其如精力何？诚恐是书殆为余*后之著作而已，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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