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秋白规划理念中，“普通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各类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在瞿秋白看来，什么样的方言都可以进入普通话。这样的普通话理念可能与不少人的普通话概念有不少距离，但却是当今社会公共交流的“常态”。带着一定的方言影响走进各种各样的公共交际现场，哪怕是非常正式的话语环境做直接交流，这是瞿秋白时代的普遍情况，也是八九十年之后今天中国公共社交领域的常态。即使是语言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们，他们的交流要想达到播音主持的业内水平，这是很不现实的。瞿秋白时代，现代广播和有声电影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据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介绍，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为扩大发射功率从德国进口的设备1932年才安装完成；而据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到1936年后，声片才基本取代默片。所以，瞿秋白的普通话理念里虽然有“标准语”概念但不是极其强烈，这是时代的局限。但是，这种“标准语”概念不强的“普通话”却是中国各个阶层实实在在的实际“通用语”。也就是说，瞿秋白所强调的虽然不是“标准普通话”，但却是现实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通用普通话”。假如这样来区分普通话的话，瞿秋白所主张的普通话理念或者说他所强调的普通话概念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了。因为即使对“标准普通话”要求非常严苛的广播电视，一度也能宽容一些听起来不太标准的“通用普通话”。1999年带有较浓四川口音的刘仪伟竟然在央视《天天饮食》节目中一举成名，受到很多观众的追捧。后来，刘仪伟还在《东方夜谭》中说新闻，幽默，活泼，有亲和力。至于崔永元也是一口的“北京普通话”，然而他主持的《实话实说》《小崔说事》节目却在央视火爆十余年。即使像白岩松这样的央视主持，其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也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实际上，任何一档脱口秀节目都有可能“请”方言来参与，甚至还有主动邀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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