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已有研究者指出，农民工的婚姻与家庭议题值得研究。不少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在上升。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农村离婚率的上升趋势跟农民流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流动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婚姻的稳定的？农民工夫妻又是如何维系婚姻家庭的？农民工夫妻维持婚姻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本课题主要探讨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流动对农民家庭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民的外出务工，农民的家庭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家庭的形态随着农民的外出与返乡不断地发生变动。本研究提出了变动中的农民家庭形态的观点以及跨地域家庭的概念。本研究认为，在户籍以及相关制度安排日益松动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形态的流动性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体现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农民家庭形态的变化还展现了农村父权思想的影响。其二，流动如何对农民夫妻婚姻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夫妻一方单独外出，还是夫妻共同外出，多数农民工夫妻的婚姻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少部分农民工夫妻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本研究认为，农村社区较高的社会整合度，农民工夫妻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农民工夫妻较强的婚姻承诺，以及农民工夫妻所面临的较大的离婚障碍是农民工婚姻比较稳定的原因。而家庭责任感的弱化、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抬头则是部分农民工婚姻走向解体的主要原因。研究还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的婚姻维系纽带主要是家庭责任感而非西方意义上的爱情。其三，流动如何对农民的婚姻承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婚姻承诺的动力来自于婚姻吸引力、约束性因素以及道德责任规范。本研究指出，农民工的婚姻承诺包括个人承诺、结构性承诺和道德承诺。农民工的婚姻承诺更多不是基于爱情的个人承诺，而是受制度、结构文化影响的结构性承诺和道德承诺。其四，农民工夫妻亲密关系的维系机制。研究认为，尽管流动给农民夫妻的婚姻维系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多数农民工夫妻能够通过各种个体策略和家庭策略化解困境，在婚姻维系中农民工夫妻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亲情。此外，农民工夫妻通过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机制能动地维系着现有婚姻。认知层面的维系机制包括认知互依、积极错觉和忽视婚姻替代品；行为层面的维系机制包括包容性行为、愿意牺牲、原谅背叛和个人奉献。其五，提高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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