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关心中古医学史的研究者而言，孙思邈都是“房间中的大象”，他的传记和著作构成了理解这个时代医学知识和医者身分的基本要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古医学史几乎就是“孙思邈的时代”。虽然孙思邈大医和隐逸的双重面孔使得他和关于他的医学史叙述总是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中古医学史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既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墓志中呈现的医学家族、出土文书中保留的医学文本，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同时代的其他医者和医学著作；也是因为新方法的推动：当研究者尝试将宗教、性别、代际、地域、城市、中外文化的互动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纳入到中国医学史的叙述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中国医学史对研究对象的身分认定。医学史中不再只有重要的医者和医书的作者，与医学相关的历史人物身分复杂起来，他/她们是医生或病人、男性或女性、长者或孩童、作者或读者，他们有不同的甚至是杂糅的宗教信仰。从表面上，孙思邈在这些“新”的历史叙事中引退，但是他的传记和著作却依然被不断征引，即使只是作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对照或者脚注。这种叙事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身分问题”，它既是对历史中知识身分的判断，也是医学史写作者的身分与写作对象的关系。 对每个关心中古医学史的研究者而言，孙思邈都是“房间中的大象”，他的传记和著作构成了理解这个时代医学知识和医者身分的基本要素，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古医学史几乎就是“孙思邈的时代”。虽然孙思邈大医和隐逸的双重面孔使得他和关于他的医学史叙述总是与这个时代保持着距离。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中古医学史的历史图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这既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墓志中呈现的医学家族、出土文书中保留的医学文本，使得我们有机会看到同时代的其他医者和医学著作；也是因为新方法的推动：当研究者尝试将宗教、性别、代际、地域、城市、中外文化的互动等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纳入到中国医学史的叙述的同时，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中国医学史对研究对象的身分认定。医学史中不再只有重要的医者和医书的作者，与医学相关的历史人物身分复杂起来，他/她们是医生或病人、男性或女性、长者或孩童、作者或读者，他们有不同的甚至是杂糅的宗教信仰。从表面上，孙思邈在这些“新”的历史叙事中引退，但是他的传记和著作却依然被不断征引，即使只是作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对照或者脚注。这种叙事的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身分问题”，它既是对历史中知识身分的判断，也是医学史写作者的身分与写作对象的关系。 本书试图回到“孙思邈的时代”，观察他和同时代与医学相关的人们，并追问医学何以成为身分，这意味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史中的知识如何构成了一种身分叙事的基础；二是，有关身分的社会文化结构又如何成为一种认知表象，并在知识表述的每个层面中展开。而这个追问的过程，会遭遇医学史写作的“错位”，以及现代学术对中国古代知识理解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种种概念和范畴“错位”。本书试图在叙事的语境之中，尝试找到一种叙事的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这种努力并非试图修正所有的“错位”或者重建整体性的解释，而是试图在种种的裂隙和德性的争论之间找到一种重现身分叙事连续性的可能。于是，本书穿行于“孙思邈的时代”的身分叙事、文本运作和感官之知之间，尝试理解孙思邈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面对生命史中的变动与危机时，医学知识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应的方式当然是个体性的，但是当他们尝试以医学知识应对和理解生活中面对的种种权力和危机时（这种应对可能是凭借自身的书写、阅读方式，也可以是身体），也就是他们将自身的叙事与知识相融合或者冲突的时候，这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将对知识的历史性理解转化成为解读他们叙事的一个路径，而这意味着，一种用知识讲故事的可能性。不过，书名并不是《孙思邈的时代》，因为故事并不全都是关于他的。
本书学术性极强，但思路广泛，写法多样，是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内容上，虽然主要涉及医疗史，但时段上涉及整个中古时期，深度上触及政治史、医疗史、身体史、社会史等范畴。 本书的研究部分基于作者2011年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的*部分。此博士论文在2011年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3年又获得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青年学者奖的提名奖。在本书完成的过程中，2016年又先后得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鲁桂珍纪念奖金和英国Wellcome Trust基金会人文医学奖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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