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撰写的文本；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 。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和资料排列，而是对田野工作过程和所获得的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解释分析的结果。民族志作品一般都有对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讲故事”是民族志作品与其他学术文本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而与小说、报告文学等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具有了相似性。但民族志并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要通过对所研究的社会文化的特征和逻辑作出系统的分析解释与理性的归纳概括，即所谓“概化”而达到“深描”的目的，由此民族志因具有一般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学术性或学理性而成为学术作品，可以称之为具有程度不等的叙述性内容的学术文本。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研究方法论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普适性、抽象性的分析与概括，其文本的思维方法及表述方式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文本大体相同，而与民族志研究形成明显的区别。理论研究与民族志研究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指对象、范围不同。民族志作品大都为个案研究，研究范围限定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群体或社区，研究对象具有明确的所指，所做的“概化”是对田野工作所获得的资料的分析归纳；理论研究则需超越个案研究，讨论分析的范围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至少覆盖某一类社会文化或研究方法，提出的学术观点或进行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换言之，民族志研究的分析判断主要为对个别对象作出单称判断，理论著作的分析判断则对一类对象的全体作出全称判断。另一方面，表述方式不同。民族志作品必定包含叙述性内容，具有明显的具象性特征，作者的分析概括大都表现为“寓理于象”或“用事实说话”的归纳性表述；而叙述性内容在理论研究著作中却是可有可无的，至多援引为佐证材料，论证和演绎为理论著作撰写所采用的主要思维方式，抽象性的分析、推导与概括成为理论著作的文本特征。
够推动国内学界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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