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三朝，均以“复三代”自期，此为研治清代思想史者不可忽略之现象。常州今文经学之复兴，可视作是对此一风尚之回应。不过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者所持之“复三代”，与以乾隆为代表的官方体系所推行的“复三代”不同。乾隆借“复三代”以“作君作师”，意在收回士人手中的教化之权；庄存与借“复三代”，意在规范人君权力。此种不同折射出常州学术之精神。具体而论，庄存与于其经学著述中，泛论三代之势，以天子可贬。又借两汉灾异之论，奉劝人君通过“修敬”来加强自我教化，避免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之危险；其侄庄述祖侧重于对三代文献之整理，志在为“复三代”找到文本依据。是故庄述祖转向《夏时》、《归藏》学之研究，发掘其中的古圣王所以省躬、所以授时、所以敷政的经世之旨。其与庄存与借灾异奉劝人君“修敬”的关怀并无二致。庄述祖之后，常州之学转交至刘逢禄与宋翔凤之手。刘、宋二人虽发挥外家之学的侧重点不同：刘逢禄留意于《公羊》之学，注重提炼其中之条例；宋翔凤留意于《夏时》、《归藏》之学，注重发微其中之奥义。然在很终的义理诉求上，二人却与庄存与、庄述祖保持一致。要之，常州学派之公羊学精神可归纳为：通过施加道德限制，以规范人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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