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在比较中取长补短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中国自春秋战国至今，2 000多年来，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从哲学的包罗万象到逐渐分化、细化，再到交叉、整合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即经历了一个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西学”和“国学”也经历了独自成型、各有侧重、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中西文化的大碰撞，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学”，一批经典科学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相继被介绍到中国，“赛先生”（Science）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五四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德先生”（Democracy）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浪潮，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高涨，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传播，“西学”著作被不断地译介到中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标志，形成了译介西方名著的高潮。随之，涌现出一批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学者，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在西方，随着中国经过20世纪百年的奋争，到今天成为发展中的大国走向国际舞台，“国学”开始成为“显学”，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和以费正清、杜维明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为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序：在比较中取长补短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中国自春秋战国至今，2 000多年来，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从哲学的包罗万象到逐渐分化、细化，再到交叉、整合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即经历了一个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西学”和“国学”也经历了独自成型、各有侧重、相对封闭的发展过程。但近代以来发生了中西文化的大碰撞，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学”，一批经典科学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相继被介绍到中国，“赛先生”（Science）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青睐。“五四运动”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开始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德先生”（Democracy）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浪潮，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高涨，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传播，“西学”著作被不断地译介到中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标志，形成了译介西方名著的高潮。随之，涌现出一批研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学者，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在西方，随着中国经过20世纪百年的奋争，到今天成为发展中的大国走向国际舞台，“国学”开始成为“显学”，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和以费正清、杜维明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为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西学”和“国学”研究的深化，东西方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仅就“西学”研究“西学”，就“国学”研究“国学”，不利于学术的交流、借鉴、繁荣、发展，应进行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以“中研院”和“西南联大”为主体的一批学术和研究机构，开始从事中西比较学的研究。随着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后，海峡两岸的学者注重将“西学”和“国学”进行比较研究，并逐渐形成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中西比较学成为学术中的热门，出现了“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比较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看来，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中西的历史进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在长期的社会进步中，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的秘密、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等，一直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从精神世界层面，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一直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过哲人之语揭示了西方社会的危机和矛盾，一直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典著作。总之，通过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的研究，特别是通过与中国本土学说的有机结合，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吸收“西学”的精华，不仅能够丰富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如能与执政党的理念相契合，还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结合，就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二是鉴别意义。西方思想学说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些学说本身就是歪理学说，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有些学说虽然当时看似正确，但脱离了其思想产生的那个时代那块土壤后，就会过时，如斯大林关于“继续革命”的某些思想等。因此，在比较研究中，可以通过深入的探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吸收有价值有意义有指导作用的理论，而摒弃那些已过时无价值无意义的学说。三是启发意义。任何思想学说，只要是有真知灼见、有理论根据和采取了科学的方法，不仅对本门学科有指导性，而且对于其他学科也具有启发性。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仅是经济学的经典，而且对于政治学、社会学都有裨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不仅是心理学病理学的名著，而且对于伦理学、哲学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总之，通过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可以是学科内的，也可以是学科间的，还可以是中西之间的比较）可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丰富想象、完善理论、借鉴方法等，可以使理论升华、成熟。有鉴于此，由于有长期从事高校一线教学工作和在政府部门从事宏观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我对比较教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到现在，我的足迹遍布中美上百所大学，通过这些实地访问调研和考察学习，我又对中美高等教育比较倾注了研究心力，10多年来，指导了多位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并与沈师大留美归国的王凤玉教授研究兴趣相投，我们一拍即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合作，于2011年完成了《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的写作，并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当年出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鲁昕博士拔冗作序，并向教育界推荐了这本书，使得本书成为比较教育学领域的一部新著。虽然，今天距本书出版已逾6年，但仍对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对于当下国家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不无裨益。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在美国，如不以美国大学为参照，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国情创造性地转化，要实现我国“双一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我将本书的主要学术观点简要阐述如下：一、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长，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大美国的大学比美国的历史还长，1636年英国商人哈佛捐资，在今麻省的波士顿剑桥，模仿英国大学体制，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所大学——哈佛学院。在随后的近400年间，美国的大学得以繁荣发展，至今已有4 300多所高校，与其国力相称，现在真正是世界上高等教育的*强国。美国大学承担了国家一大批重大科研攻关项目，贡献了世界上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培养了全球一大批*杰出的商界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与美国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紧密相关。美国强，归根结底是教育强、人才强。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中国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只有100余年的历史，与美国相差了近300年，这期间还经历了清末、民国、军阀混战、抗战、“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和冲击，由于国力、条件、人才等的限制，发展到今天我国已有2 900多所高校、4 000多万在校大学生已实属不易。所以，在比较研究中，我们要历史地看、发展地看、客观地看、辩证地看，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充满信心。二、美国的高等教育资金实力雄厚、办学条件强美国高校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都有很强的资金实力，资金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一是纳税人的税款，公立大学主要是通过本州政府的财政拨款作为主要办学经费，私立大学根据其对本州的贡献和需要，也有少部分的财政补助；二是横向（企业）和纵向（国家）的科研项目的研究经费，这些研究经费足以支撑美国大学的高科技研发；三是校友的捐赠，由于美国有较科学的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和高比例的遗产税纳税体制，所以优秀校友向母校的捐资积极性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高，在美国*大学中，每年校友捐资多的占学校总支出的近50%，少的也在20%~30%；四是资金的运作，由于美国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创新能力，可以吸引高校将闲置资金投向股市、债券，“钱生钱”“利滚利”使得大学的资金实力越来越雄厚；五是学费的收入，私立大学普遍收费较高，公立大学对本州学生采取学费优惠政策，但对非本州学生的收费较高；六是教育产业的收入，美国是较早将教育作为产业来办的国家，截至2016年底，国际学生已达300多万，占了美国大学在校生的15%，这几百万的留学生不仅拉动了美国的GDP，而且也成为美国大学*重要的财源之一。俗话说：“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有雄厚资金支撑的美国大学怎能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呢？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办学经费则显得不足，虽然，近些年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4%，但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渠道窄、支出不平衡。从公立大学看，分为国家办学和地方办学，地方办学又分为省属办学和市属办学。国家办的大学往往由于中央政府财政资金较充足，每年的财政拨款比地方办的大学要多得多，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国家搞了“211”“985”两项工程，采取择优扶强的政策，使得列入两项工程的大学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地方办的大学则由于财力有限，没有资金实力增加对所属大学的支持力度。而我国的私立民办大学基本没有政府拨款，仅靠学费收入支撑，加之办学历史短、师资力量弱，办学水平一直不高。虽然随着1999年“扩招”， 国家招生实行收费“并轨”，受教育者承担了部分培养费用，但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低，农村还有4 000多万贫困人口，收费标准不可能高，学费收入仅仅是大学收入的补充而已，学校还要通过奖助学金的方式补给学生，降低了大学的资金统筹能力。总之，资金实力悬殊，是中美高等教育存在的巨大差距，假使中国大学有美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支撑，中国部分*大学的办学水平绝不比美国差多少。三、美国高等教育的科研水平高、教育质量好美国高校是美国科技创新和孵化高科技企业的主体。美国没有庞大的科学院所体系，美国的科技创新得益于高校的科技实力。这主要在于：一是美国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美国的*科学家，高校占了大半，在某些高校校园里一不小心就会碰上诺贝尔奖得主；二是美国高校的实验条件全球领先，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多设在大学，企业的研发中心也交由大学来做，由此国家和企业的重大科研项目也交由大学攻关；三是美国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科研水平的评定重质轻量，有时一本高水平的著作、一项高水平的技术发明、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便可获得职称晋升，许多高校还设立了若干终身教授席位，只要是成就突出的教授都有获评终身教授的机会，而无后顾之忧……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激发出创新的能量；四是美国高校鼓励学者创办企业，著名的“硅谷”就是斯坦福大学科技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模板”，“微软”就是哈佛大学肄业生比尔·盖茨领衔科技创新的“杰作”；五是研究生培养数量和质量“双高”。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参与导师的项目研究，有的在读期间或毕业不久就有创新性成果问世，研究生成为美国科技人才队伍的源源不断的重要补充力量。反观中国大学的科研体制、机制、创新能力，差距就很明显了。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科学院所体系，国家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承担方是科研院所，大学承担的主要是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成果转化难。中国大学的实验室普遍装备水平不高，难以开展高水平的实验。企业对大学的信心不足，很少有企业将研发中心设在高校。在内部科研管理上，重量轻质倾向比较严重，教师晋升规定的成果数量较死，虽水平不高，只要量够也能得以晋升，其导向是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不遗余力地写书、发文章上，原创性成果少，消耗了宝贵的研发精力和创新热情，由此，中美大学科研水平的差距可见一斑。四、美国高等教育的软环境好，政府对高校的干预低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偏重于宏观和立法。根据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对高等学校没有直接管理权，虽然1867年美国就设立了联邦教育部，但该部只是作为一般性的指导和咨询机构存在，权力十分有限，主要是通过立法、评估认证和颁发指导性文件等途径，对全国高校实施宏观调控。相比之下，各州州政府对本州的高等教育却具有广泛的权力，大多数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建立的，大多数私立大学也是从州政府那里获得办学许可的。尽管在这方面州政府比联邦政府权力大，但对高校的管理权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州高等教育的立法权在州议会，州议会制定法案，对本州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来源、组织形式、师资资格等做出原则性规定。州政府下辖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或协调委员会是各州公立高等学校的办事机构，负责制定本州高等教育规划，向州政府提出预算方案以及协调本州各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州政府是高等教育部门的主要经费提供者，因此，州教委和各高校必须接受州政府的财务监督和指导。有些州还规定，州立院校的董事会成员由州政府任命，私立大学虽有自己的董事会，但其首届董事会成员名单和董事会成员的选举方式由政府明确规定，并受本州相关法律制约。如上所述，政府实际上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主要表现为间接管理和依法制约，而高校的招生计划、专业学科设置、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教师职称晋升和队伍建设等微观管理都归属高校。特别是有关学术本身，不受政府制约。这就形成了高校和教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的自主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政府无权干涉学校的学术活动和学者的学术自由，这就是美国高校创新能力强的奥秘所在：一个思想开放、兼容并包、言论自由的校园环境，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和结出创造性成果。而反观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政府还是管得多、权力大。从拨款到招生就业、教学科研、课程设置、学生管理、人才引进、校长选聘等无所不管，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强。这样的软环境一方面致使高校没有办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这才是“钱学森之问”——培养不出诺奖得主的真正症结所在。五、美国高等教育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新，教学效果好在美国的高校中，教学是*主要的自治领域，教学管理由高校自主操作控制，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活动的组织、教学过程的监控、教学效果的评价，以及高校各专业培养目标的确定、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编制、教学设施的配备、教科书和教学资料的选用、教学活动的安排、教学质量的监测评价等诸如此类的各种教学环节，都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事务，政府和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权直接干预。在美国高校管理中，教师委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术权力某种程度上高于行政权力。学校从上到下各个层级的组织结构都普遍建立了各种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各个层级的教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为教师和专家参与教学管理和学术评定提供了组织保证。美国高校的各项教学管理事务，都必须经由教师委员会讨论决策，提出政策性的措施和建议，供校内各层级的行政机构选用。教师的学术评价、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学术活动、职称晋升等也大多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和决策，这都体现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学术高于一切的管理理念。美国高校的课堂教学管理，也由教师说了算，采用教材、课时安排、课业评价、考试方式都由教师自主确定，行政部门按教师意志予以配合。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倡导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占主导地位，甚至教室座位也采取讨论或互动式、开放式摆放，教师讲与学生听、学生讨论与教师参与相结合，调动了学生选课听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的教学方式才能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促使学生积极动脑主动学习，保证学习效果更好，学到的知识更扎实。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的教学还受制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制约和学校行政权力的主导，高校听命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校内听命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很有限。教师很少参与到教学管理活动之中，教学方法陈旧，照本宣科“填鸭式”教学方法普遍盛行，教师没有教学自主权，学生没有学习自主权，培养了许多高分低能、适应性不强的毕业生。但美国的高等教育也不是尽善尽美，特别是学生管理方面，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德育教育缺失，学生的自由度过大，犯罪率较高；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学士学位要花费学生家庭的巨额收入，如此庞大的开销对其家庭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重视研究生教育，而本科生的数量在减少，质量在下降；两年制的社区大学特色不突出，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继续学习，无形中成为四年制大学的预备学校等等，这些方面美国应该很好地向中国学习。综上所述，通过对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和学术探讨，可以看出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和管理有其优越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集中在美国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政府和中国高校要很好地向美国学习、取经。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克服“夜郎自大”的心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面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真正地向世界开放，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迎头赶上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潮流。这也是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
本书共分为九章, 主要内容包括中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中美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比较、中美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比较、中美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制度的比较、中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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