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学者的作为自序：学者的作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专门设计选拔各级官员的途径。有不少学子通过此途径“科举取仕”成为达官显贵，权倾一时。到了近代，特别是西方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西方的科学思想、教育观念开始冲击中国的知识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泛起。一批志士仁人著书立说，传播西方科学民主思想，试图用思想观念冲击改变中国。到民国时期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一部分沿袭传统，步入政界，承担要职，以体现自身价值，像胡适等人；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安于寂寞，一心为学，潜心研究，以学术报国，像梁思成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反右”“文革”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两极分化现象凸显：一部分博士、教授通过各种培养锻炼途径走上政界，其中大部分人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少部分人则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考验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而落马，让人既痛恨又痛心。而另一些人则坐住了冷板凳，刻苦读书、专心为学、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作为科学家和著名学者而备受世人尊敬。作为学者，除了自己专业贡献外，能不能不“为仕”而“干政”，既可以减少体制内的“被围猎”出错，又可以客观冷静地观察经济和社会，将政治理念和经济思想通过大量的调研、学理的论证提供给“当政者”，即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智库，我认为这是可行的。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宪政国家普遍建立了政府智库，成为执政党执政的外脑。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都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是目前广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2016年3月，省委派我到东财主政，上任伊始，我就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为东财理顺各种关系，通过人脉争取到更多的办学资源；二是让东财更多地介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财经院校财经管理方面的智慧。一年来，东财与省委政研室签署合作协议，为省委十二次党代会做了五份调研报告；与大连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共建自贸实验区研究院；与国家发改委签署合作协议，共建反垄断研究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普惠金融研究院。这些合作贯彻了东财“博学济世”的校训精神，也彰显了“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我多次在不同场合上讲：东财要树立“顶天立地”的大科研观。所谓“顶天”，就是要多产出能够站在各学科前沿的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在学科建设上争取让更多的学科成为一流学科。所谓“立地”，就是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介入当地党和政府决策，贡献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形成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年来，我组建了东财两个学术团队，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团队，一个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研究团队。“政经”研究团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在学科建设上崭露头角，在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在全国政经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全国大型学术会议都请东财做大会发言，东财还主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汇编》资料集，成为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之一。“振兴”团队则在如何评价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成果、辽宁的历史方位和“十三五”规划、辽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辽宁的国企改革、辽宁的民企发展、辽宁的经济结构调整六个专题进行研究，形成了六份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不仅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和肯定，在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用一整版面发表了其中的观点，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智库》用两期的版面刊登了其中的研究成果。我与贺蕊莉教授撰写的关于改革财政体制的报告也得到了财政部的重视和肯定，专门派出调研组到辽宁征求意见。这些工作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我和研究团队。本文丛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我们研究团队的集体成果。虽然观点由我出，提纲由我拿，讨论由我主导，结题由我定稿，上报由我协调，但毕竟凝结着东财所有参与课题的研究人员的心血和智慧，在每篇文章之后，我都一一做了说明。恩格斯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我要补充的一句是：生活之树常青，理论也应常青！只有不断跟随社会发展进步的脚步，去理性思考，去著书立说，才是知识分子要承担的时代使命。
本书分为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研究和金融的取向 —— 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研究上、下两卷, 主要内容包括农村性用社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 典型国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特点与治理 ; 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变迁与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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