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2003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三联书店楼下徘徊着深呼吸了很久，才鼓足勇气上了二楼，到周刊编辑部去接受面试。面试官是李鸿谷，传说中的“李大人”。虽然得到了实习机会，还是被他用那句“三联是有门槛的”打击了。
那时候SARS刚过，我离毕业还有大半年，只是个百无一用的新闻系科班学生，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一脑子的不切实际，哪里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架势。离开那个连正经窗户都看不到的格子间，在阳光下痛定思痛，悟出来的社会第一课，大概就是收起敏感易碎的玻璃心，既要低到尘埃里，又要无知者无畏。
我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间不巧，刚好错过了在安贞大厦的时光，只能在同事们的闲谈追忆中，遥想一下顶层复式套间的奢华，然后，回到三联书店二楼的格子间里，被杂志的出版周期驱赶着，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上山下乡”。是的，这就是社会部的命运，哀怨和控诉都是没用的，不如备好一本详尽到各乡各镇的中国地图册来得实际。
在前辈们的教导下，我很早就认清了形势，安分地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为信条，鼓起勇气奔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社会部的大熔炉里锻造出了标准的模样：粗糙皮实、随遇而安，对大巴小巴上的山寨节目视若无睹，在各种交通工具上都能昏睡过去。熬夜写稿欲哭无泪的时候，就一遍遍默念社会部里的名言：“天亮了，稿子就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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