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散》以黑色幽默的调子、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形式，讲述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灭时代芝加哥一家广告公司里的故事，描述了现代白领群体的办公室生活：无处不在的流言蜚语，裁员的威胁，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与困惑，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深层思考和惊人之举……令人忍俊不禁之后是淡淡的忧郁，纵是曲终，余音犹在。
作者简介：
约书亚·弗里斯，美国当代作家，生于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市，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岛长大，现居纽约布鲁克林区。在衣阿华大学获英语和哲学学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学习美术硕士课程。曾在《衣阿华评论》《2005年美国最佳新人作品》和《草原大篷车》等杂志上发表过小你不懂我的心
我们这群人桀骜不驯，而且还拿着过于优厚的薪水。早上我们没有什么指望。至少那些有烟瘾的人可以期待十点一刻的茶歇。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喜欢几乎所有的人，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有那么几个特定的讨厌鬼，还有一两个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报以好感。而那些喜欢所有人的家伙则遭到众人的一致唾弃。早上免费提供的硬面包圈让我们满心欢喜，只是觉得供应的次数太少。我们享受的福利种类之多、数额之高令人惊叹，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怀疑公司是不是划得来。我们觉得迁居到印度可能会更好，或者回到护理学校，去照顾残疾人或者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虽然这种冲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发生，但从来没有人付诸行动。相反，我们会聚在会议室讨论当天的议题。
通常，活儿来了，我们会雷厉风行，非常内行地完成。有时候也会把事情搞砸。打印错误，数字颠倒顺序，等等。我们的行当是广告，细节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客户的免费电话号码中第二个连字符后面的第三个数字本应是8，但是错写成6，而且就这么拿去印刷，刊载到《时代》杂志上，读了这则广告的人就不可能即刻打电话，当天定购。即使他们可以上网去查，我们仍然要为这则广告付出代价。这是不是令你感到厌烦了？我们每天都为此烦恼。我们的烦恼绵绵无期，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消亡。
林恩·梅森就要死了。她是我们这家广告代理公司的一个合伙人。就要死了？这还说不准。她才刚过四十。患了乳癌。没人知道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是真的吗？有人把这称作谣传。但事实上没有谣传这回事儿。这是实情，还有些情况是我们的谈话中没有提到的。乳癌如果在早期发现是可以控制的，但林恩可能是耽搁得太久了。林恩的境况使我们想起弗兰克·布利兹勒拉。我们还记得当时眼看着弗兰克，心里想他顶多只有六个月的活头儿了。我们叫他老布利兹。他抽起烟来简直不要命。在冰冷彻骨的天气里，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羊毛背心，站在大楼外面狂抽老金牌香烟。在那时候，只有在那种时候，他看上去坚不可摧。当他回到大楼里，穿过走廊的时候，我们未见其人，先闻其味，那股尼古丁的气味甚至在他走进办公室之后还弥久不散。后来他开始咳嗽，我们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可以听到这种肺部症状在日益加剧。由于他的咳嗽声，有些人每年都把他列入“名人死亡倒计时”，虽然他算不上真正的名人。他自己也知道，知道自己被加进了“死亡倒计时”，知道下了赌注的某些人会因为他的死而小赚一笔。他知道这些因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我们无所不知。
我们不知道是谁持续不断地从别人的工作间偷东西，通常是些小玩意儿——明信片、带框的相片，诸如此类。我们有怀疑对象，但没有证据。我们认为这种偷窃行为其目的不在于赃物，而是寻求刺激——类似商店扒手的偷窃瘾，或者也许是一种病态的求助行为。汉克·尼尔瑞是公司文案中惟一的黑人，他说：“拜托，谁会想要我的旅行牙刷呢？”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把一个寿司卷放在了乔·蒲柏的书架后面。起初乔对那个寿司卷浑然无觉，随后他开始偷偷地闻自己的腋窝，还把手掌贴近嘴巴，嗅一嗅自己呼出的气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断定气味的根源不在于自己。我们也闻见了。那股恶臭经久不衰，比动物腐尸的气味还要难闻。乔每次走进办公室都感到一阵作呕。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那股味道愈发不可收拾，甚至惊动了大楼的物业人员。他们在那间办公室里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那个阳光寿司卷——裹着金枪鱼、鲑鱼、大马哈鱼鱼肉和豆芽的寿司卷。麦克。波罗斯汉斯基——保安部门的头儿——不停地用领带掩住鼻子，仿佛真的是个警察在调查凶案现场。
我们经常彼此道谢。这是每次进行交流之后的惯例。我们的相互致谢绝对是态度诚恳，不带有丝毫讽刺意味。我们会说：谢谢你这么快就把事情搞定了，谢谢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会对会议组织者说：谢谢你安排了此次会议。我们很少对各种会议报以微词或进行贬损。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会议都不着边际，事实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会议都是毫无成效或漫无目的的，但是从众多会议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去参加，会后彼此致谢。
卡伦·吴经常有新鲜事儿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我们都讨厌她。她一开口，我们的眼神就变得呆滞起来。在上下班的路上，我们有时会忧心忡忡，担心自己麻木不仁、感情冷漠、缺乏同情心，毫无理由地对别人心存怨恨，只是因为他们的亲和力和友善？——这也许是事实。我们突然领悟到，我们的这份职业，每天朝九晚五例行公事，正在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糟。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或者这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注定我们的灵魂龌龊不堪，我们的精神苍白无力？我们希望不是这样。
玛西娅·德维尔因为给吉纳维芙·拉特科-德文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而声名狼藉。玛西娅经常在开完会之后给吉纳维芙写信。有一次她写道：“跟令人郁闷的人一起共事真郁闷。”她就此打住，等着吉纳维芙的回复。但是通常情况下，每当她收到吉纳维芙的邮件却并不回复，这要花费太长时间——玛西娅是美术指导，不是文案——而是径直走进吉纳维芙的办公室，关上门，然后两个女人会推心置腹地谈上一阵子。关于令人郁闷的人的令人郁闷的事儿，我们尚可容忍的惟一一点是她首先想到向吉纳维芙倾诉，吉纳维芙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这一切。玛西娅本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她的母亲会耐心地听她喋喋不休。她还可以打电话给她四个兄弟中的任何一个，这四个住在南城的爆筒子会非常乐意把那个令人郁闷的人狠狠教训一顿。但是他们不会理解玛西娅的处境。他们会报以同情，但这不是一回事儿。吉纳维芙根本不需要频频点头就可以让玛西娅明白她完全理解。我们不是全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获得理解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吗？但是玛西娅收到的邮件不是来自于吉纳维芙，而是来自吉姆·杰克斯。他问：“你是在说我吗？”埃姆博·路德维格回复道：“我不是吉纳维芙。”本尼‘沙斯博格说：“我觉得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汤姆·莫那写道：“哈！”玛西娅立时窘迫不堪。在短短两分钟内她收到了六十五封邮件。其中一封是人力资源部警告她不要发送私人邮件。吉姆又一次问道：“玛西娅，请告诉我一你说的是我吗？我是你所说的令人郁闷的人吗？”
玛西娅对吉姆恨之入骨，因为早上他有时会拖着脚走到电梯边上招呼说：“我的黑鬼们，别来无恙？”他的本意是用反讽来显示自己的风趣，可他完全没有幽默的天分，只是令我们感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玛西娅，特别是当汉克在场的时候。
那段时间，时常会有人用转椅推着另一个人飞快地掠过走廊。游戏之余，我们在公司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趴在各自的写字台上，专注于手头的任务——直到本尼穷极无聊地走过来站在门口，问：“你在干吗？”
他问的可能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干活儿。”是惯常的回答。
然后本尼就会用他的黄宝石毕业戒指在门框上敲打一下，飘然离去。
我们对自己的大咖啡杯简直厌恶透顶，还有鼠标垫、桌面时钟、日程表和写字台抽屉里的东西。甚至为了振作精神和寻求慰藉而贴在电脑显示屏上的亲人照片，都在提醒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时日，令人腻烦。但是当我们得到一个新办公室，一个更大的办公室，我们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带去，我们又会重新对一切都燃起热情，苦思冥想如何摆放各种物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心满意足地打量我们那些旧玩意儿在这个条件有所改善的、全新而重要的空间里显得多么令人赏心悦目。这种时候我们心里毫不怀疑自己刚刚做了正确的决定，尽管大部分时间我们总是三心二意。不论你把目光投向哪里，不管是走廊、卫生间、咖啡吧、餐厅，还是大厅和打印间，到处都是正在胡思乱想的我们。
在这整个该死的地方大概只有那个电动削笔器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对愤世嫉俗的人没有多少耐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有些愤世嫉俗，可悲叹自己难以置信的厄运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国内形势对我们相当有利，我们很容易弄到创业资金。供国内消费的汽车多得车行道几乎都容不下了，它们的外观很气派，让人觉得我们的孩子坐在里面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到处都在首次公开募股。每个人都认识一个银行高级职员。选一个五月的星期日，带上水瓶和安全头盔，骑着山地车在森林保护区兜风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件事。犯罪率达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而且我们还听说先前靠救济金过活的那些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每天都有新的护发产品被推向市场，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发型师的玻璃柜，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往镜子里瞟，每个人都确信肯定有一款适合我。但是，我们中间仍然有人为找男朋友而犯愁，也有人很费劲地和他们的妻子做爱。
有时候我们会聚在六十层的厨房吃午餐。餐桌只能容纳八个人，如果所有的位子都坐满了，吉姆就不得不坐在水池边上，一边吃他的三明治，一边试图插入我们的谈话。这对我们的好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递给我们一把勺子或一包盐。
汤姆朝着桌面说：“跟令人郁闷的人一起共事真郁闷。”
玛西娅应道：“汤姆，见你的鬼去。”
猎头公司不断骚扰我们。它们用升职和加薪等承诺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我们中间有些人离开了，但大部分人还是留了下来。我们对当下的前景还算满意，不想再经历重新结识一帮人的漫长过程。我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熟悉和适应新的环境。就职头一天，听到的姓名都是从一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前一分钟你正被介绍给一个长着火红头发、白皙的皮肤上爬满雀斑的家伙，还没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站在另一个人面前，紧接着又是--4"。几个星期过去了，你逐渐开始把姓名和面孔对号入座，终于有一天，突然间一切都清楚了，永远也不会弄错了：那个表情热切的红头发名叫吉姆．杰克斯，再也不会把他和“本尼·沙斯博格”搞混了。你经常会在邮件和印刷材料上看到本尼的名字，但一直不清楚他就是那个身材略显敦实、面孔如面团一般、发卷像开瓶器上的螺旋、笑声短促的家伙。这么多的人，有着这么多种体态、这么多种头发的颜色和这么多种时尚宣言！
玛西娅·德维尔的发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她听的音乐也很是令人难以忍受，那些乐队我们早在十一年级的时候就不屑一顾了，我们中间某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听的那些音乐，真是无法想象她居然会喜欢那种噪音。我们中间还有些人根本不喜欢音乐，有的喜爱谈话节目，还有相当多的人始终把频道锁定在播放老歌的电台。晚间，当所有人都回了家，当我们都进入梦乡，整个城市沉入黑暗之后，那些老歌继续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回荡。想象一下——门道里只投射出呈平行四边形的一处亮光。凌晨两三点钟，漂泊者乐队创作的一支欢快的乐曲在黑暗中回响，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正在发生谋杀、吸毒和骇人听闻的强奸案。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还远远没有销声匿迹。早晨，我们最喜欢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又开始播音了，回放着我们最爱听的老歌。我们大都是先吃掉松饼最上面的一层碎屑，然后再吃剩余部分。这些老歌会在整个核冬天反复播放。
我们对烦闷而漫无尽头的时日有着深刻而鲜明的记忆。接着会有一天，我们的项目进展顺利，与家人和同事也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还能为此得到报酬。我们决定在共进晚餐的时候喝点儿酒来庆贺一下。我们中间有些人喜欢特定的某个餐馆，其他人则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尝试各种菜点，然后品评一番。我们之间的差别就像狐狸和刺猬。卡伦·吴非常在意自己是第一个发现某个新餐馆的。如果有人提到了一个她没听说过的餐馆，你可以用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来打赌，卡伦当天晚上肯定会去那里进行品尝和点评，第二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她会告诉我们(我们中间那些还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那家新餐馆的人)关于那家新餐馆的一些情况，说它有多么好，我们都应该去试试，云云。那些听了卡伦的建议去尝试过的人，会把同样的建议告诉那些没有听过的人，结果很快我们就会在那家新餐馆不期而遇。到了那个时候，卡伦绝对不会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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