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厘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随便说一个历史事件，又似乎都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及过渡、转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等，对它们的各类评价论争始终不断。这该是是历史吸引人的地方！
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
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
目录：
那四十年悲情的历史代序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曾国藩与湘军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
历史常态下的百年中国海军
颐和园与北洋海军
戊戌变法始末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一）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学术领域占据优势。省城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其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即主持）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如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人都在这里学习过，非就学于岳麓，即肄业于城南。湖南著名学者欧阳厚钧和贺熙龄，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理学的熏陶和影响。只是由于曾国藩当时正急于谋求功名，眼光完全局限于应试诗文，无暇顾及学问，所以未能从这里直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
曾国藩其后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历任检讨、御史、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他“潜研性道，宗尚闽洛”，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登门求教“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并说，“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日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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