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月，何乐模从英国出发，辗转丹麦、美国、日本等地，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中国，并深入西北内陆的西安城，意欲获取基督教在华传播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于西安本地官民对该碑采取了保护措施，何乐模最终未能获得景教碑原碑，但在西安仿刻了一通同大、同质、同重的景教碑，并经由黄河航运、京汉铁路货车运输，以及长江航运运抵上海，再从上海运往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由此，何乐模在完成其第二次环球航行的同时，也将景教碑的复制碑从中国西北内陆成功地运抵美国东海岸。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复制碑的1908-1916年间，何乐模以之为模版，用石膏制作了十余通模造碑，分送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和亚洲的十余个国家的博物馆与大学，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发表了有关景教碑及其历险过程的演讲，有力地推进了西方世界对于清代后期中国内地的认识与了解，也极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由此，何乐模仿刻景教碑的活动也成为清代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何乐模在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行程与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山川河流、城镇村落、寺庙祠宇、道路交通、官绅商民、风情民俗、商业贸易、农业物产等。书中还附有大量照片，生动直观地反映了作者眼中的清末中国自然图景与社会众生相。《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不仅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景教碑世界流布史的重要文献，而且也是从历史地理、城市史、社会史、环境史、中西交流史等学科角度出发研究百多年前中国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堪称清末西方人在华考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目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航行在直隶的大运河上
第二章穿越山东，进入河南
第三章初尝乘坐大车旅行的滋味
第四章踏上前往陕西的路途
第五章黄土高原地区
第六章古老的西安城
第七章中国最重要的石碑
第八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第九章翻越秦岭山脉
第十章乘坐屋船的疾速之旅
第十一章森严的开封城
第十二章重返西安城的艰辛之旅
第十三章二度驻留西安城序言
前言
第一章 航行在直隶的大运河上
第二章 穿越山东，进入河南
第三章 初尝乘坐大车旅行的滋味
第四章 踏上前往陕西的路途
第五章 黄土高原地区
第六章 古老的西安城
第七章 中国最重要的石碑
第八章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
第九章 翻越秦岭山脉
第十章 乘坐屋船的疾速之旅
第十一章 森严的开封城
第十二章 重返西安城的艰辛之旅
第十三章 二度驻留西安城
第十四章 运送一通两吨重的石碑
第十五章 返回沿海地区
第十六章 仿刻碑的命运
何乐模小传
附录一 1907年何乐模前往西安府获取景教碑历险记
附录二 美国报刊上的文章 与报道四十九则
附录三 澳大利亚报刊上的报道四则
附录四 法国期刊上的报道一则
附录五 英国期刊上的书评一则
附录六 清末电报档案与报道二则
附录七 民国年间报道一则
附录八 从西安到罗马：何乐模仿刻景教碑始末考
译后记这是有关多年之前丹麦探险家、学者(何乐模博士)历险活动的一本广受欢迎的著作。他设法雕凿了一通8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竖立的大名鼎鼎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云回美国。令人遗憾的是，仿刻碑现在存放在罗马，在那里比在美国更受珍视。何乐模博士的著作以生动活泼、愉快有趣的风格写成，是近年出版的可读性最强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之一。
——1923年7月11日美国“视点》杂志书评
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何乐模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由哈钦森公司出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有关在中国游历的著作。……千百年来，尽管这通碑刻的存在为世人所知，但却一直被考古学家忽视。然而，就在1907年，一名丹麦的年轻人何乐模深入中国蛮荒之地，获得了一通重达2吨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带回文明世界。该书讲述了这一传奇经历。
——1921年9月27日澳大利亚《昆士兰人报》书评 这是有关多年之前丹麦探险家、学者(何乐模博士)历险活动的一本广受欢迎的著作。他设法雕凿了一通8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竖立的大名鼎鼎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云回美国。令人遗憾的是，仿刻碑现在存放在罗马，在那里比在美国更受珍视。何乐模博士的著作以生动活泼、愉快有趣的风格写成，是近年出版的可读性最强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之一。
——1923年7月11日美国“视点》杂志书评
法学博士、文学博士何乐模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由哈钦森公司出版)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有关在中国游历的著作。……千百年来，尽管这通碑刻的存在为世人所知，但却一直被考古学家忽视。然而，就在1907年，一名丹麦的年轻人何乐模深入中国蛮荒之地，获得了一通重达2吨的景教碑的仿刻碑，并将其带回文明世界。该书讲述了这一传奇经历。
——1921年9月27日澳大利亚《昆士兰人报》书评
何乐模博士撰写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记述了由作者完成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朝圣之旅。何乐模博士是丹麦人，职业生涯丰富而有趣。他曾一度在丹麦海军服役，也曾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特派通讯记者。何乐模还曾担任一位美国国务卿的机要助理。但他曾经做过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就记述在本书当中。……这本书幂倪对他历险活动的记述极富趣味性，而且还生动刻画了中国内陆僻远地区的写实图景。
——1925年3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书评 我和方先生成功地为我们的5名陆地船工找到了一个即使不是全然赞美但也充满魅力的绰号。我们称他们为“骆驼人”。我们坐在适宜观察的甲板上，看着这些纤夫，当他们缓慢行走，但却稳步向前时，就想探究出他们到底与什么十分类似。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一起徒步行进，一个跟着一个，步伐坚毅，速度缓慢，他们脖颈前伸、肩扛背拉的神态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承负着“免除世罪者”(peccavimundi)的大部分重压。
当他们在正午灼人的烈日曝晒下一起劳作时，我对此深表同情，但却无法替代——只能偶尔给他们每人买个橘子。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受罪，他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并不足以让他们想得这么远。他们的思考程度有限，不知道吹东扯西，而且像牲口一样吃得极其简单，动作单调，发出的声响也缺少变化。他们只能在获准休息的时间里睡觉，对于自己“像骆驼一样工作”并没有提出半点异议。
在北京驻留期间，我多次有机会前往满城内的西半部地区，因而经常沿着骆驼道穿行在庞大的北京城。我想探究一下这种尤其对于骆驼而言极其特别的行为方式，因为它们是以一种缓慢而威严的队列方式一头接着一头——一连串骆驼——行进的。
它们的眼睛极富表现力，有时闪现出哀求的意味，并且总是会扭过头，专注地看着你。
它们的头颅以一种奇怪的、不太自然的姿势挺立着，似乎想要暗示它们始终受着不公正待遇。当它们的十字鞍鞯上搭好沉甸甸的麻袋，里面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商货，它们奇怪的傲气似乎就会消失一部分；但是当它们卸掉负载归来时，它们的头颅和脖颈就会以一种奇怪而轻佻的方式晃来摆去。
关于北京，我几乎没有什么好说的。
毫无疑问，北京是我曾经有幸访问过的最有趣的城市之一，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记述这座轻而易举就能抵达的城市。在仅仅花费几天时间进行考察后，我就可以对这座城墙环护、恢弘华丽的城市进行精确的甚或完整的记述。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包括：城内众多的公使馆和使馆护卫队；宛如中世纪城市一样十分保守的北京城，却又带有国际化、现代化的一面；北京城内的污秽之物和刮风时吹起的可怕扬尘；美丽的庙宇和天坛，天坛是皇帝在夏至日和冬至日进行祭拜的地方；令人兴趣盎然却趋于腐朽衰败的喇嘛庙；“大钟”；宽阔的皇家御街和狭窄赤贫的胡同巷子；北京城的种种堕落与丑恶；开有16座城门的浩大城墙，每座城门上都有一座壮丽巍峨的城楼；“紫禁城”；“动乱中的中国”；以及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特征。我想说，当不计其数、才华出众的人士早已对这些景况进行过描述的时候，我写这些还有什么价值？那么我苦苦求索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们在午夜时分离开东泊头，继续沿着连绵蜿蜒的大运河航行。
天气凉爽宜人，正午时分的气温计显示温度才62华氏度，因此当我结束早上的工作，得知在过去的24小时里我们只行进了24英里，而且其中的16个小时还是连续不断地行进时，就决定上岸去稍稍活动一下。方先生又一次表现出对散步这个提议的反对态度，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去。
当然，走在高高的土堤上别有趣味，在那里能看到乡野的美景，有着无数土坯砌盖的村落，肥沃的麦田，远远比整天坐在观察甲板上强得多。坐在甲板上就只能看见堤岸，高大的堤岸实际上几乎遮掩了所有景象，除了“骆驼人”的后背和浅褐色的河水。河水中有很多水蛇，河面上漂浮着秽物，水禽稀少，偶尔会有受了惊吓的乌龟浮出。
我沿着堤岸走得很快，把船远远地抛在身后。在穿过几座小村子时，虽然村民们惊惧地盯着我看，但我还是安然通过了，并没有受到伤害。最终，当我想要休息一下，以便我们的船能赶上来接我时，我却与一大群羊不期而遇，三四名年龄在15至18岁之间、皮肤晒得黝黑的小伙子照看着这群羊。
他们看上去非常健康，个人的所有物品显然都随身携带着，捆成一个卷儿扛在肩上。他们用长长的鞭子来管束羊群，实际上却从不会打伤它们。
我来到渡口等待上船，而那些放羊的小伙子正打算给羊饮水，因此我们就不期而遇了。
他们一点儿都不胆怯——这也是出于他们的天性——走过来摸摸我的太阳帽和护目镜，还试着抡了抡我的哥萨克皮鞭。我很遗憾地承认，他们显然发现这皮鞭对于他们放羊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也就是船只抵达那一片阳光和煦的地方之前，我们在田野上如同山丘般隆起的坟地之间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还比谁跑得快，我却无一胜绩。我们爱抚新生的羊羔，甚至还安排了两大山羊部落的头羊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角斗，这两只头羊尽其全力互相冲撞对方的脑袋——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如同海军舰只猛烈对撞的方式去撞击对方。
终于，我的屋船赶上来了，我不得不向这群快乐的伙伴们告别。
我的翻译方先生站在甲板上，对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踪影全无有些焦虑不安，小羊倌们围着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满足他们天生的好奇心。他后来告诉我，这些羊倌儿询问了我的名字、年龄和职业，他们竟然把我当成了来自日本的一名留学生！
我的秘书兼翻译、祖籍宁波的方贤昌(F0ngHsienChang，音译)先生与我的厮仆兼厨师、来自天津城的马四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对于这种情形，我倒是乐观其成。这或许听上去有些荒谬，但是我更希望他们不要和睦相处。我在天津就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清晨开船之前都不让他们私下碰头，以防止他们之间进行任何事先的沟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讨厌东方人对于秘密结盟的癖好，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私下沟通可能会危及我此行的任务，妨碍我实现最终期望的目标。
的确如此，直到方先生和马四在数月之后的汉江上游地区分手之际，他们都从未有机会策划任何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阴谋诡计，这要感谢他们之间存在的相互敌视——这的确要谢天谢地。
这天天气晴好，一天工作过后，我们于傍晚7：30在安陵(Anling—hsien)下锚停泊，这里是我们在直隶省境内停泊的最后一“港”——直隶是年富力强的总督袁世凯的统治区，他是自明代以来比任何其他中国人都更有可能为汉人创建一个中国的人，但是他梦想当皇帝的专横的帝制倾向最后证明了他的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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