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帝国史
作者：约翰·达尔文 整理日期：2015-06-04 18:19:12
从1405年帖木儿之死到欧洲帝国的兴与衰，从美国成长中的帝国势力到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复兴，《全球帝国史》是对帝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极具魅力的回顾和展望。本书详细剖析了西方在进行海外扩张中与莫卧儿帝国、伊朗帝国、奥斯曼帝国、日本帝国和中华帝国之间戏剧性的关系。
作者简介：
约翰达尔文的兴趣在于帝国的历史，既包括它们的兴起，也包括它们的衰落。他写了大量关于英帝国衰落的文章，他如今在剑桥教授帝国史和全球史，是纳菲尔德学院的研究员。译者：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史，妇女史、社会性别等。已出版著作《世界视野中的扬州区域社会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英吉利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等，译著《城市人：环境及其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高芳英，女，苏州大学1982年学士、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1997年硕士，2003年历史学教授。现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专业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世界史研究会副会长。
目录：
1定位
2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3现代早期均势
4欧亚大陆革命
5与时间赛跑
6帝国的界限
7世界危机之路（1914—1942）
8被否定的帝国
9帖木儿的阴影
阅读材料
索引
译后记
前言前言
1405年帖木儿（Tamerlane）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帖木儿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Khan）式的一系列“世界征服者”中的最后一位，他艰苦卓绝地把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岛”——置于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欧亚大陆西端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海洋国家，开始探索通向海洋帝国必经的海上新航路。这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在我们仔细考察前，这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帝国之路的开辟和经济上的杰出成就，使西方崛起为全球的主宰，这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之一。它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历 前 言
1405年帖木儿（Tamerlane）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帖木儿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Khan）式的一系列“世界征服者”中的最后一位，他艰苦卓绝地把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岛”——置于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欧亚大陆西端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海洋国家，开始探索通向海洋帝国必经的海上新航路。这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在我们仔细考察前，这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帝国之路的开辟和经济上的杰出成就，使西方崛起为全球的主宰，这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之一。它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历史观。在许多标准的评论里，这似乎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康庄大道，而其他的选择都是羊肠小道或死胡同。当欧洲的帝国解体，为新的后殖民国家所取代，欧洲自己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范围的同盟。本书的目标在于展示从帖木儿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比传奇故事中竞争更为激烈、混乱和贻误时机的时代——尽管这是一个很难表述清楚的观点。但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把欧洲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即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帝国、国家和文化建构工程里。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把握欧洲扩张的进程、性质、规模和限度，使我们当代世界的一团乱麻的渊源变得清晰一些。
如果没有过去20年里的大量新著，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这些著作既有“全球”史，也有中东史、印度史、东南亚史、中国史和日本史。当然，并不是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坚持全球史观：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隐藏着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之事的一系列猜想。然而，系统地考察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结则是相对新近的事。弗雷德里克特加特（FrederickTeggart）在他的《罗马与中国》（RomeandChina,Berkeley,1939）中说道，“只有充分认识到所有人民都有其历史、认识到这些历史是在同一个世界同时发生的，认识到比较它们是知识的起点”，“对过去的研究才是卓有成效的”。麦克尼尔（W.H.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Chicago,1964）中以顽强的精神迎接了这种挑战，其书名精明地隐含着他对研究范围的理解。不过，近年来，全球的和非西方史的资料大幅增长，其重要原因来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但是，大迁徙和移民（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反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曾经把“历史”当作统治者私有财产的许多王朝的解放（中国就是个绝好的例子）也许同样重要。读者阅读更为自由的新观点，重新诠释历史的著作的渴望，推动了历史著述的大量出版。这一切似乎对只能用欧洲扩张故事的途径进入历史研究开启了新的远景。考察欧洲进入现代世界的轨道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变迁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何理解欧洲得以主宰世界，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更有资格。
我对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感激之情在每章末尾的注释（已改为脚注——译者注）中一目了然。在我作为具有无穷的历史想象力的已故杰克加拉格尔（JackGallagher）的学生时，他的引人入胜的著作，第一次把世界作为联结的整体进行介绍。我从牛津的同事——朱迪思布朗（JudithBrown）、戴维沃什布鲁克（David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Deutsch）和彼得卡雷（PeterCare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帝国史和全球史知识，我也得益于校园内外的许多其他同事的专业知识，铭记着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辞。关于经济问题的理解则通过与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EconomicHistoryNetwork）的联系而不断完善，该网络由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O’Brien）创立，成为讨论世界不同部分经济变迁多样化途径的平台。本书中的有些思想受到与詹姆士别利奇（JamesBelich）和菲立浦巴克纳（PhillipBuckner）的“旅行研讨会”讨论的激励。教授这么多天才学生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历史学教育通过在达去20多年里对博士生的指导而得到极大的扩展。我特别感谢那些评论本书初稿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邦尼（Richard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Holland）、马丁恰德尔（MartinCeadel）和安德鲁赫里尔（AndrewHurrell）。本书的错误和疏忽遗漏由我负责。
我用科林斯巴塞罗缪（CollinsBartholomew）出版的“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作为我书中地图的基础。没有博德莱安（Bodleian）地图系的奈杰尔詹姆斯（NigelJames）的指导、劝告和不厌其烦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愉快地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没有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Winder）的关注和鼓励，本书的写作任务会难得多。面对西蒙的热心，没有作者会让他的努力付之东流： 我对他的关怀以及他在某些关键时刻的精明与适时的劝告极为感谢。
最后，我之所以能在许多杂务中长期坚持写作，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异常丰富的资料，以及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College）给研究人员随时随地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研究和写作设施。
人名与地名注释
写一本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的书，必然涉及到某些相关人名地名在语言上的尴尬。不仅名字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往往反映了看法、地位以及统治的变化。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改变城市、城镇和街道——甚至国家的名字——作为象征旧秩序（通常是殖民地的）的结束和一种本土文化身份的确认。
我的做法是使用最可能为西方和英语读者熟悉的名字，同时适当注意其他的版本。有时，这意味着使用对特定地方有着特殊的当代意义的名称。由此，我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非“伊士坦布尔”（Istanbul）来表示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首都。这是该市在1453年被土耳其征服后西方长期的标准用法。我保留它表明其作为帝国首都的角色（与现代伊斯坦布尔相当不同），也表明其作为一个有朝一日“被解放”的被占基督教城市的地位（在许多欧洲人的眼中）。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洛桑（Lausanne）条约为止。
有三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伊斯兰名字的拉丁化总是有点主观臆断的——也许这样是不可避免的。当欧洲人试图翻译伊斯兰名字的读音时，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拼写出了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在今天看来有些似乎是奇异的。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有些变化反映了在欧亚中部三个主要伊斯兰语言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口语间的差异。最为熟识的伊斯兰名字如Mahomet、Mehmet、Mohamed和Muhammad。Feisal会拼成Faisal或Faysal。我希望我使用了熟悉的容易理解的拼法，而不是那些学术上更“准确”的拼法。
第二，关于伊朗的例子。直到1935年，伊朗被正式称为波斯，这在西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国名。然而，“伊朗”在该地区和区域更为常用，为了简化，在本书覆盖范围内，我选择了使用它作为这个地域单元及其人民的标准术语。但重要的应该记住，“波斯”（一个从波斯语Farsi来的词）是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也是描述同一片土地上种族划分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的同种同文化的民族。
第三，关于中国。现在广泛使用的拼音体系是用罗马字母给中文注音。然而，本书关于中国人名和地名大多数参考书，我依照旧WadeGiles体系，保留了最可能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形式。最显明的例子如下：
清朝用Ch’ing而不用Qing
北京用Peking而不用Beijing
南京用Nanking而不用Nanjing
广州用Canton而不用Guangzhou
江南用Kianggan而不用Jiangnan
新疆用Sinkiang而不用Xinjiang
乾隆用Ch’ien-lung而不用Qianlong
国民党用Kuomintang而不用Guomindang
蒋介石用ChiangKai-shek而不用JiangJeshi
毛泽东用MaoTse-tung而不用MaoZedong
周恩来用ChouEn-lai而不用ZhouEnlai
“读完这部杰作，一件事情变得清晰了。世界上再也看不到最后的帝国了。”
——约翰-格雷(JohnGray)，《文学评论》（LiterarvReview）
“一部杰作……它的广博知识、原创性和视野让人印象深刻……深入到过去600年的世界历史中，提供新鲜和煽动
性的见解。”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Sandbrook)，《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
“令人着迷……若是这本书能够到达正确的手中多好啊，这可能对使世界少些不安全的地方起到作用。”
——蒂姆·布兰宁(TimBlanning)，《星期日电讯》（SundayTelegraph）
“绝妙的阐述……对全球历史卓越的理解。”
——皮埃尔·布朗东(PiersBrendon)，《独立报》（Independent）“绝妙的阐述……对全球历史卓越的理解。”
——皮埃尔·布朗东(PiersBrendon)，《独立报》（Independent）“读完这部杰作，一件事情变得清晰了。世界上再也看不到最后的帝国了。”
——约翰-格雷(JohnGray)，《文学评论》（LiterarvReview）
“一部杰作……它的广博知识、原创性和视野让人印象深刻……深入到过去600年的世界历史中，提供新鲜和煽动
性的见解。”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Sandbrook)，《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
“令人着迷……若是这本书能够到达正确的手中多好啊，这可能对使世界少些不安全的地方起到作用。”
——蒂姆·布兰宁(TimBlanning)，《星期日电讯》（SundayTelegraph）
“绝妙的阐述……对全球历史卓越的理解。”
——皮埃尔·布朗东(PiersBrendon)，《独立报》（Independent）“绝妙的阐述……对全球历史卓越的理解。”
——皮埃尔·布朗东(PiersBrendon)，《独立报》（Independent）
“具有挑战性，有重大意义，令人信服。”
——马亚·亚桑诺夫(MayaJasanoff)，《卫报》（Guardian）
“独具匠心……推翻了西方兴起是必然的这一假没。”
——索尔·戴维(SaulDavid)，《BBC历史杂志》（BBCHistoryMagazine）
“文笔优美见解卓越……构思巧妙而富有想象力……一本极其重要的书。”
——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星期日时报》（SundayTimes）帝国的历史
世界历史，通俗地说就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帝国的历史。从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认为帝国是反常的：在一个非帝国的世界里是不欢迎入侵者的。帝国的崛起归于具有独特个性、狂躁精神的民族在特殊的环境下所为，它们的衰落是可预见的，因为使它们崛起的特殊环境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观点虽然吸引人，但不应赞同。扫描世界历史进程的反面，在大多数时间里，帝国的势力只要经过政治运作就会得到认可。帝国是一个影响或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种族的、文化的或生态范围是重叠的或被忽略的：它们的普遍存在可以从事实中看到，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或是全球范围内，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天赋资源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可以耕种的草原或者可以航行的河流问题，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利用，以及国家从容调配人力和资源的问题。在公元前200年，中华帝国产生于这种“现代性”。对抗一个帝国的文化吸引力或物质力量，是很困难的，除非被地理距离的遥远或不寻常的内聚力所强化，才能产生抗力。那些逃避被征服的国家不得不结合多国的力量以避免被践踏在帝国如大象般巨大的象脚之下。
如果帝国是普遍的，那么它们也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今天已成为人口很少、范围有限的中等国家，让我们感到震惊。即使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本书所讨论的比较硕大的帝国，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有时被称作“古典”帝国的都是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它们的本质特征是控制土地和卖掉土地所产的剩余产品。依靠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组建强大的军队以加强皇帝对地方利益集团或土地豪强的控制，征收赋税，公平地分配。皇帝的威望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闭关自守，恪守着自己的宗教礼仪。西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先进帝国运行的最好模式。在其他方面，条件常常并不那么有利，如宗教、生态或地缘政治背景，难以让皇帝的统治沿着中国的路线向前。在欧亚中部，统治者转向更换军事奴隶的设备，马穆鲁克从帝国的边缘地区招募新兵。像外国人依赖的埃米尔恩惠（穆斯林国家元首）或直接皈依伊斯兰教，他们没有地方联系，没有宗族或亲戚来动摇他们的忠诚。他们在当地的城镇、部落和乡村绅士的团结中形成平衡。以上两类帝国确实不同于欧洲人在15世纪后期开始建立的海外帝国。
当然，这些“殖民”帝国有多种版本。它们通常不是由政府创立的，而是通过私人冒险家，在从国内政府那里获取许可证后创建的。有些冒险家依靠使用其捕获或征服的劳动力，有些通过奴隶贸易，从非洲购买奴隶劳动力，有些试图在征服地复制欧洲模式，或者改造这些落后于欧洲的民族。这是真正的移民社会，奴隶和本土人民被大量驱逐。毋庸置疑，这些殖民模式在亚洲没取得多大进展。在几乎200年的时间里，欧洲入侵亚洲，因为受到基地、补给站、立足点的限制，必须面向沿海而不是向内陆拓殖，如孟买、果阿、本地治理（Pondicherry）、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巴达维亚（Batavia）、澳门，这些都是海上帝国环绕亚洲大国边缘建立的经商地。亚洲大国的实力常伸展到海上荒芜人迹的地方，当欧洲人开始从18世纪晚期（主要是在南亚）侵占领土建立统治493权时，他们喜欢占据先前亚洲统治者的统辖范围，而不是时髦地建立一个“欧洲”全新的据点。例如莫卧儿帝国的税收制度，通过紧缩和降低成本，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与印度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西战役后确立对次亚大陆的统治以财政支持。
把“欧洲”和“亚洲”模式之间的区别描绘得过于对立可能是个错误。但是在漫长的19世纪（1815-1914），这个变化是由工业革命的力量转化的。工业技术使欧洲人在一个比原来预想的更宽大的范围里加快了殖民步伐；工业技术意味着让欧洲人渗透到新市场并增加压垮老对手的能量；工业技术扩大了欧洲人收集信息和高效开发的能力。总之，工业技术提高了欧洲人在更远的距离中以较低的代价发挥其物质力量的能力。在汽船时代和稍后的火车时代，战略上的遥远失去了许多意义。当欧洲军队能提前到达南京（像英国人在1839-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做的），亚洲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安全的。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小印度”：殖民统治开始在亚洲和亚非之间扩散，非洲1880年后被瓜分完毕。另外是建立第三种类型的帝国：“无形帝国”，无形帝国系统地强化其主导地位，使这些地区和国家仅保留着名义上的主权。在那里，欧洲银行家、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享有特权地位，管理着海外贸易，控制着国外投资，而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挑战时就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封锁或武力攻击，劳动力的支配显得多余或者徒劳。无形帝国也称“非正式帝国”，如果代价和利益成为它的标准，无形帝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在理论上，所有类型的帝国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压力、危机和最后的衰落。这是历史的真实，没有哪个帝国是永久的。帝国的倒塌是由很多原因引发的。帝国往往依靠归附国的精英的合作和忠诚，他们在处于困境时造翻或反抗，能对帝国的威望和权威造成不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失。为了缓和与反抗者联盟的494关系，会引起缓慢的但也许是致命的控制方式的改换。如果使用帝国的力量需要得到宗主国公众的同意，或者是给他们在人力或财力上增加新的负担，引起不是在殖民地而是在本土的反抗，也许会对帝国的衰落起决定性的作用。新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也许会毁了一个帝国建立在它们合法性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信誉———它们是帝国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一种平常的危险变得难以处理了：当承诺太多而开始无法兑现，痛苦太多而无法承受，帝国的臃肿显示出力量的虚弱时，就会诱使对手进行反抗。帝国也暴露在经济和环境变化的危险中。它们建立在资源和科技基础上的实力也许开始枯竭或衰落，物质财富和技术威力会逐渐消失，或转移到利益更大的领域。更可怕的是，帝国会引发相互破坏的战争，引起不管愿意与否的世界性剧变。即使不是世界末日，潜在的危险仍潜伏在许多帝国体系的内部。他们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会落到有广泛联系的精英们手中。依靠权位，他们也许会把帝国的结构转化成半私人的领地，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会谋取分化别的小集团以合并组成更大的集团，保卫他们从帝国统治者那里获得的利益。但是拒绝变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帝国的义务就是在国内、殖民地和外部的压力下不断调整统治方式，并迅速在文化或经济活动上创新开发。在19世纪晚期，似乎看起来导致帝国衰退和崩溃的若干原因会改变这个世界。对于许多西方的观察者来说，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亚洲和非洲本土的帝国，无论大小，都不能长期维持。它们与欧洲帝国共存的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经济停滞、文化衰退和体系腐败已经毁灭了亚非帝国的政治前景。亚非帝国的统治者缺少保卫国土的办法，还面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反抗。帝国经495济的失败加剧了社会冲突，帝国文化的停滞激发了其对外国文化的渴求，但随之却带来了强烈的反作用———恐惧憎恨外国人或盲目迷信外国人。在混乱和等待中毁灭：这些是“垂死的民族”，已倒闭的帝国。英国著名作家鲁·吉卜林（Ｒ．Ｋｉｐｌｉｎｇ）狂妄宣称，通过对比，欧洲的殖民列强和它们北美的兄弟已经发现了永恒进步和不朽帝国的秘密。欧美帝国已经打破帝国衰落的周期。欧美的工业化，无机燃料（煤）、分布很广的资源基地建设、远距离调运产品的能力，均使原有的地理局限变得无关紧要。欧美的商业和文化吸引了大量新的追随者，即殖民地的精英上层，他们对欧美的忠诚（或协作）会减少帝国殖民的代价。这种情况使“宗主国”处于优越的地位。欧美帝国“廉价地”依靠遥远的市场，为推动“帝国的”理念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国内“民族国家”势力的增长正在强化“民族社会”的理念，而乐于支撑帝国在海外的发展。也许最有效的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治私有化中的腐败，提倡改革。这种进步精神或许植根于“种族气质”———一种类似于自然汞合金的不一致特性，一种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或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发现了社会进步的秘密。他们设想，对他们的发现，最好的奖赏也许就是永久地掌控整个世界。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权力集中在少数“世界型国家”手中的新的全球秩序。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帝国都被排除出去，如果让其存在，它们必须转变成受严密监督的半保护国。西方世界支持半保护国的“改革者”“进步者”，镇压反抗者。保护国获得西方支持的代价是自愿接受欧洲的规则：打开国门开放贸易，接受外来文明，订立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立法准则。这种监护的时代预期会很长，虽有挫折和反复，但也许是无限期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496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欧洲进入亚洲的主要前提条件是欧洲的和平，避免战争。欧洲帝国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的竞争看起来很激烈，实际上只不过是被巧妙约束的争吵取代了实际的厮杀。但是1914年，这种长期竞争共存的状态被利益驱使打破了：战后复兴的努力并无多大成果。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几乎在它开始前就失败了。欧亚的主要利益把西方牵制在一个危急的状态之中，地缘政治是唯一可以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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