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了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但在1946-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在“冷战”阴云的笼罩下，由于某些大国的操控、掩护，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细菌战罪行，最终竟没有被提起诉讼，主要细菌战罪犯也得以逃脱法网，铸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大的“漏罪”之举。
有鉴于此，1949年底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这场审判第一次全面揭示了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劣迹斑斑，令人发指。这场审判是二战以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了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导致这场审判长期湮没，很少为国人所知。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一书，系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发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编校整理而成。该书记录了伯力城审判全过程，再现了预审、庭审、举证质证、终审判决等各个环节，资料原始，细节生动，国内罕见。本次编校整理，重版再现，并与该书英、日等文版本互校，厘正原书诸多讹误。不仅为研究提供难得史料，更希望世人不忘战争历史，共期和平未来！
作者简介：
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法律和历史研究，曾出版《清代的死刑监候》等多部著作。
目录：
伯力城审判
I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IX编校凡例
序言
预审文件
起诉书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文件证据
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
被告川岛受审经过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
被告山田受审经过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
被告梶冢受审经过
被告佐藤受审经过伯力城审判
I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代序）
IX编校凡例
序言
预审文件
起诉书
被告与证人的供词
文件证据
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
被告川岛受审经过
被告柄泽受审经过
被告山田受审经过
被告西俊英受审经过
被告梶冢受审经过
被告佐藤受审经过
被告平樱受审经过
被告三友受审经过
被告高桥受审经过
被告尾上受审经过
被告菊地受审经过
被告久留岛受审经过
各证人受审经过
检验委员会结论
国家公诉人的演词
各辩护人的演词
军事法庭判决书
前言代序：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节选）
孙家红
今年（二〇一五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代序：从“拒绝遗忘”到“正视历史”（节选）
孙家红
今年（二〇一五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当年参战各国，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将被大规模唤醒，许多战争往事则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现时人们的生活当中。在这抚今追昔的庄严时刻，本文所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十二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或“伯力审判”（KhabarovskTrial）。
伯力城审判产生于特定的国际时势背景下，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战后，关于战犯的国际军事审判，最著名者莫过于纽伦堡审判（Nuremberg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东京审判（Tokyo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仅为战争犯罪审判开辟崭新纪元，更衍生若干国际法律规范，对形塑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影响深远。历来关于这两场审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众多，也最为国人熟知。但就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惩处而言，与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诸般战争罪行相比，太过局限。即如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揭露发现，乃至相关战犯的审判追责，都很不彻底，或曰存在严重的“漏罪”问题。仅就中国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来说，在数十年日本侵华战争中，除常规战争带来的破坏摧残、奸淫掳掠等暴行外，还有更令人发指的，日军利用中国人进行的各类“活体实验”、a细菌武器开发、实施细菌战等罪行。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幸逃法外。这样一个结果，对于那些因为细菌战（包括相关实验）而遭受伤亡的各国罹难者——尤其对于其中占据绝大比例的中国罹难同胞来说，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战事逐渐接近尾声，围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立分歧，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角逐竞争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冷战正式拉开序幕。而发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自调查取证、开庭审理，乃至裁判处决，整个过程都被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最终，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细菌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十二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这十二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七三一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七三一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一○○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一○○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对战的有力“外交武器”。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晚近发生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排斥；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PoliticalShow），只是苏联进行的宣传伎俩而已，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一九八〇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观之，美国当时虽以极低成本自日本细菌战犯手中获取大量“活体试验”和细菌战武器资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牺牲的，却是一个以“道德楷模”和“国际警察”自命的大国道义形象。
在战后关于战犯的系列审判活动中，伯力城审判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正如前言，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使日本的主要细菌战犯逃脱法网，免于刑责。遗憾并令人费解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数次大规模审判日本战犯活动中，对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取证、相关战犯的审判处理，一直未见有明显动作。（或因忙于内战，或许是在某一大国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有待进一步揭示。）因而，专门针对细菌战犯罪的苏联伯力城审判，尽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为二战后或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再从后续发展来看，苏联在伯力城对于日本战犯的公开审判，为中国的战犯审判提供了经验。一九五〇年七月苏联将九百六十九名战俘（连同部分讯供材料）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武步六藏、铃木启久等四十五名战争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羁押于太原战犯管理所者）。据曾经担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的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证据表明，苏联的伯力审判记录更成为一九五六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办日本细菌战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项重要书证。当然，中国对于日本战犯的司法审理，有不少法律实体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创造，亦绝非照搬苏联经验；而从战犯认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国的“以德服人”策略明显更深入人心。
……
“第七三一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犯人，均严被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木头’。……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细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复原之后，就把他们用来作另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是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此外，一九四五年一月，由我（西俊英）亲身参加对十个中国战俘进行过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
这次实验的手续如下：把十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十至二十公尺远。
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在的小坪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上或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七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
“问：被拘禁在这监狱内的尽是男子呢，还是也有女子呢？
答：也有女子。
问：用那些拘禁在石井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来进行过什么特别的实验么？
答：我没有参加过这种实验，但我知道会给她们传染上梅毒，目的是要
研究预防这种病症的方法。
问：可见，被拘禁在第七三一部队监狱内的女子是被传染上了花柳病么？
答：是的。”
“问：在被拘禁的女子中间有过带孩子的女子么？
答：这批女子中间有一个女子是带着一个婴儿的。
问：她是同婴儿一起被押到第七三一部队监狱的么？
答：我听说她是在监狱内生下孩子的。
问：这个女子也是没能活命出狱么？
答：当我在部队内服务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女子的遭遇正是这样。”
“被告山田最后陈述：……我被任命担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以后，始终忠实一贯地执行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样来努力加强关东军的作战准备。
我承认我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战斗准备方面所应负的责任。
至于当时为准备细菌战而进行的那些滔天罪行，那末我明白了解，对此应负责任的有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和第一○○细菌部队各届长官，以及关东军各届总司令，包括我个人在内。
但是我想说明一点，就是与这些部队有关的一切人员都是按命令行事的，都是为执行这些部队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官的意旨而行动了的。
被告川岛刚才讲到了这些部队中所干出的罪恶行为，以及一般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罪恶行为。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可以补充。这些罪恶行为是根本无法辩白的。
我已经说过，我承认我应对各该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即从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干出的一切罪行负罪过责任。
我了解我所应负罪过责任的全部深重性。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全部深重性，所以我并不去思想到法庭将来对我这种罪过判决的刑罚轻重如何的问题。
这就是我在最后陈述时所要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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