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在这一年的混乱时局中，政客们粉墨登场，排演热闹非凡的政治戏码，民间的各路角色为争得一席之地也不遗余力地卖力演出，共同搬出了一台波谲云诡的时代大戏。在这一年，袁世凯不顾起火的“后院”准备着登基大典，日本人居心叵测地拿出了“二十一条”，昔日的革命党成了人民公敌，梅兰芳在上海唱红了京剧，新时代的女权代表卷进了桃色新闻……配合着上百幅老照片，这些故事讲述的，再不是教科书中的生硬历史，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生，这也是近代中国留给我们的奇特记忆。
作者简介：
杨红林，笔名南庄，历史学硕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藏品二部历史图片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老照片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叶赫那拉家女人的私家相册》《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等。
目录：
序幕：在天坛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第一篇权柄
一、袁总统身患“共和病”
二、段祺瑞的鼻子气歪了
三、“泥菩萨”也有硬骨头
四、梦碎：从龙袍到寿衣
第二篇折冲
一、日本人的二十一条鞭子
二、莫理循大街往事
三、保卫外蒙：舌战恰克图
四、老朋友朱尔典变脸了
第三篇才人
一、辜鸿铭阐释“中国人的精神”
二、“帝师”杨度：是非成败转头空序幕：在天坛举行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
第一篇权柄
一、袁总统身患“共和病”
二、段祺瑞的鼻子气歪了
三、“泥菩萨”也有硬骨头
四、梦碎：从龙袍到寿衣
第二篇折冲
一、日本人的二十一条鞭子
二、莫理循大街往事
三、保卫外蒙：舌战恰克图
四、老朋友朱尔典变脸了
第三篇才人
一、辜鸿铭阐释“中国人的精神”
二、“帝师”杨度：是非成败转头空
三、梁启超一篇文章值二十万大洋
四、薛大可：空前绝后“臣记者”
第四篇革命
一、中国“罗宾汉”王金发之死
二、沈佩贞：总统女门生的“桃色门”
三、孙总理的革命与爱情
四、雾里看花：蔡将军的“知音”传奇
第五篇众生
一、巴拿马世博会刮起“中国风”
二、梅郎的“粉丝”有福了
三、运动场上的胜利
四、朱启钤的“新北京”
1915年大事记
读了这些故事，才知道历史课本里讲的人物都已经脸谱化了。有很多我们认为是大奸大恶的人，其实都有无奈和可爱的一面。 ——章一言新浪网友 文字书写的历史总是会掩藏起来的，但老照片里的历史却相对真实。这些照片里的老北京，看着让人十分怀念。——一叶茶搜狐网友 一、袁总统身患“共和病”
1915年1月1日，农历甲寅年十一月十六，星期五。
天坛的祭天大典结束后不久，转眼便是新年了。虽然公历的1月1日被民国政府定为元旦仅有三个年头，老百姓还习惯于等待农历春节的到来，但对于已开始努力同国际接轨的政府而言，这却是必须要大行庆贺的节日。
当天，根据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政府各机关、军队统统放假三天。而在中南海，大总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先后接见了五批特地前来行贺礼的各路代表。为了表示普天同庆，袁世凯还慷慨地发布了《附乱自首特赦令》，宣布凡在1914年12月31日以前“犯附和乱党之罪”者，只要自首，政府将一律赦免。正所谓新年新气象，这一天，袁世凯以大总统之名任命了国务卿、各总长等中央级官员，又特地公布了带有复古色彩的“授卿令”。根据这项命令，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政事堂左右丞
杨士琦和钱能训、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财政总长周自齐、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审判院院长李经羲、税务督办梁士诒、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文官高等惩戒委员长周树模、参政院副议长汪大燮为中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加上卿衔，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汤化龙、大理院长董康、都肃政史庄蕴宽为少卿，章宗祥、汤化龙加中卿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位已经去世的前政府高官也被追赠为“卿”：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然而有谁能知道，在这一派举国同庆的节日气氛中，袁大总统私下里却总显得心事重重。此时的他，心里面正纠结：共和还是帝制，这是个问题。
回想起来，这个问题就像一块心病一样，折磨了袁世凯将近三年。想当初在辛亥年，随着武昌城头的炮声响起，大清王朝眼看大厦将倾，作为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人物，袁世凯应势而起，与革命党展开了合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革命党人答应推举其为大总统的前提下，袁世凯逼使清王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其中明文写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可以说，辛亥革命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终结两千年帝制的目标，
古老的中国起码表面上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共和时代。
很显然，当时身为前清权臣的袁世凯之所以能得到革命党人的拥戴，与他公开表明的政治态度有着直接关系。就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赞成共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也正是由于袁世凯的这一表态，革命领袖孙中山很快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氏代替自己的位置。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全票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从倒戈清廷到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获取政权的道路看起来几乎是一帆风顺。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举办的就职仪式上，袁世凯再次表明了对共和制的效忠：“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当时之所以能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绝非偶然。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间，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保障，以至于就连革命党内许多人都认为孙中山不适合出任共和国总统一职。例如当年还是革命志士的汪精卫，就曾当面质问孙中山是否因存私心而不愿放弃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与此同时，一些敏锐的旁观者却始终对袁世凯拥戴共和制的“诚意”抱有怀疑。例如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时以记者身份观礼的梁漱溟就明显地感觉到，此公对如此庄重的典礼似乎毫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而另一位在场的西方记者莫里循也略带调侃语气地记录道：“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与这些旁观者相比，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为终极目标的革命党人显然更务实一些。为了防患于未然，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旧时代强权人物，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其关进共和制的“笼子”。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凯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新政权将采用法国式责任内阁制，以最大程度限制大总统的权力。在当时根基尚不稳固的情形下，袁世凯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两天后，他任命自己的老朋友，同时又与革命党阵营关系密切的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由其负责组阁。不过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恰恰是共和制给自己带来的第一个麻烦。
尽管唐绍仪与袁世凯可谓多年的老朋友了，但二人的政治理念却大相径庭，结果从唐内阁成立的那一天起，双方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副署权等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虽为国家元首，但由于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就成了有职无权的虚职。共和思想很浓的唐绍仪就任总理之后，强调遵守《临时约法》和承担内阁的责任，因此在与袁世凯协商国务时经常直抒己见，有时甚至将老朋友的决定驳还，双方经常为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此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多年的朋友终于分道扬镳。仅过了几个月，唐绍仪就在袁世凯及其亲信的排挤下愤然辞职。之后，袁世凯便任命自己的心腹赵秉钧为代理国务总理。与唐绍仪不同，同样身为内阁总理，赵秉钧却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事事直接请示老上司，将责任内阁完全变成了袁世凯的附属机关。尽管逼走老朋友唐绍仪让袁世凯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但他却也有满肚子的苦水，对共和制下国会所拥有的权力更是深表不满。在一份私人文件中，他甚至曾这样满怀委屈地诉说：“为国民一言：夫用人实行政之本，而国务院为大政所从出。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会……而国会纷争，议案丛脞，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旦不能滞停，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以云责任，更安取裁？”此种情景，不禁让他萌生起大权独揽的念头来。当然，此时的袁世凯或许还没有废止共和的想法。曾长期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后来也证实，在民国元年，袁世凯确实还能自觉地“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不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办不成事。1912年6月24日，当南方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破坏国体时，他就公开在媒体上发表电文称：“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就职之初，又复沥忱宣誓，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但是，无论袁世凯如何信誓旦旦地表态，明眼人却日益担忧，原本笼罩在他身上的共和制笼子已开始摇摆了。关于这一点，或许当时身为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体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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