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永不复返、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本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
作者简介：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山河国运》《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国会现场》《草莽中国》《李鸿章：潜龙在渊》《启明之星：梁启超传》等。
目录：
重读五四——再版前言
我们的五四——序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余世存）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重读五四——再版前言
我们的五四——序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余世存）>>>> 上篇启蒙 <<<<第一章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第二章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第三章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救亡 <<<<第四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入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第六章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后记：历史的宿命附录：感受一代书生的青春躁动（十年砍柴） 前言重读五四
——再版前言
当时我说：因为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还是“经世派”（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他们基本上是在“用”的范畴内打转，没有涉及到“体”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刚好它也发生在4、5月间，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
今天，当这本书重版时，这个问题自然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了。但我关心的不是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哪里，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当清代末年，西潮东来之际，重读五四
——再版前言 距离这本书的初版，转眼已经过去六年了。六年前这本书刚出版时，有记者朋友问我：你为什么把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向前推进至1895年的公车上书，把这一段历史称为“五四时代”？为什么将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
当时我说：因为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开启了一个现代版的春秋时代，在此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还是“经世派”（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郭嵩焘、徐继畲、梁廷枏等人），他们基本上是在“用”的范畴内打转，没有涉及到“体”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而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刚好它也发生在4、5月间，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
今天，当这本书重版时，这个问题自然又浮现在我的脑际了。但我关心的不是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哪里，而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当清代末年，西潮东来之际，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这个口号，是不得已的无奈之选，因为当时西潮之盛，汹涌澎湃，浩浩荡荡，想关门闭户是不可能了，守旧者希望以这个口号抵挡一阵子，至少不要让祖宗创下的“体”败在自己这一代人手上，拖得一天算一天，等熬到自己身后，管它洪水滔天；而革新者则希望以“用”为突破口，最终会走到“体”的改变。
因此，可以说无论守旧者还是革新者，内心深处其实都已明白，“体”最终是要变的。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让革新者大跌眼镜，“西用”的引进，不仅未能成为改革“中体”的突破口和推动力，相反，“西用”引进得愈多，改革“中体”的阻力愈大。等到中用与西用经过几代人的混血杂交，已经难分彼此时，人们反而觉得，不要西体，中国也一样可以富足强盛，也一样可以雄视天下，万国来朝。于是，重振儒教，光复旧物的呼声，愈来愈高，甚至连废除公历、恢复夏历，以黄帝纪元这一类在五四时代已遭共弃的主张，也竟在21世纪再次冒出，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戊戌变法造就了梁启超，把他推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宋教仁与陈炯明这三个人，我认为是北洋政府时代最具现代政治意识、最杰出的人物，如果中国也有“五月花号”，那这三个人一定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了。民国成立之初，如果由他们三个人来做，也一定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可惜，梁启超开了一个头，宋教仁想接上去做，结果被暗杀了；陈炯明想接上去做，结果成革命的“叛徒”了，梁启超自己也是惨淡收场。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不是新大陆，而是一个整天把“三代之治”挂在嘴边的国家，是一个连公历都时时有人想废除的国家。
当然，我们谈春秋战国的思想史，不可能只谈孔、孟，而不谈老、庄、墨等诸子百家，也不能把某一家视为进步，其他皆为反动。谈新文化运动也一样，这个时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化人物，必须把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章太炎、林纾、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人都包括在内，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轮廓。把他们的文化背景、思想脉络都摸清楚了，才会大概明白，为什么我们总也走不出五四时代。
五四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遗产之一，就是百家争鸣。国家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有赖于百家争鸣。在五四的思想与文化界，并不存在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与“反动”的二分法来归类，不能说陈独秀一派是正面，林纾、辜鸿铭一派是反面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公开提出“不容匡正”的主张。这难免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之中。
在当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如果仅仅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倒也无妨，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仍然独尊一家，而贬抑其他诸子百家的话，那就等于否定了“启蒙”的基本意义，又回到了“罢黜百家，独尊×术”的老路上去了。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也有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腰斩。这要看“新文化运动”怎么定义了，如果定义为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五四运动确实令这个时代灯暗转场，转向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学革命”运动，那五四运动不仅不是一种“干扰”，而且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们不妨仔细探讨一下，陈独秀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二者是承载着新文化运动的两只轮子，不能不弄个透彻明白。新青年们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陈独秀的科学，早期认为一切西方文化都是科学的；到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俄革命才是真正的科学。而胡适对科学的理解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到哪儿去，我们就跟到那儿去，决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新青年们对民主也有不同的理解。陈独秀与李大钊主张的民主，接近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它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而是通过“公意”，或称“普遍意志”，简单地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群众运动”来体现的。对此，李大钊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胡适则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价值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的民主，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不能抹杀少数，不能不尊重少数，更不能压迫少数，毁灭少数。
新青年在把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高举起时，没有同时把自由与法治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严重的缺失，导致后来“群众运动绝对主权”、“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矫枉必须过正”一类观念，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什么是民主、自由？做一个蹩脚的归纳：民主就是说“是”的权利，自由就是说“不”的权利。说“是”，意味着我持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入场券，可以通过多数决定原则投出我神圣的一票。说“不”，意味着我在公共权力面前，有保持个人意志的权利，不会因为对公共权力说“不”，而受到歧视、压迫，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这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宪法、法律的保障。
当五四运动发生火烧赵家楼和殴打官员的事情后，《每周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也就是说，只要是出于群众运动，即使杀人，亦属无罪。这是一个步入歧途的危险信号。后来，在国民革命时代流行的口号叫作“不为同志，即为叛逆”，便是走到了极端去的新青年主张。
六年前，当这本书刚出版时，许多读者对我把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旗手之一，感到不解。六年之后的今天，理解并接受这一看法的人，已愈来愈多了。
我为什么推崇陈炯明呢？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演双簧戏，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既没有主张全盘西化，也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他只是在自己影响力可及的范围内，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
陈炯明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订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动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因此，只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新文化运动依然是以“进步与反动”相争的革命形态呈现；只要在我们的叙述之中，五四运动依然是以“爱国与卖国”的民族主义主题，作为它唯一彰显的历史意义，那么，陈炯明存在的价值，便不会打折。
这本书的副题是“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对于刚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中国来说，那确实是一段青春的记忆。纪念与反思五四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都是在五四运动时定下了基调，第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几乎都是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今天我们所尝到的果，无论是甜是苦，我们走过的路，无论是直是弯，都是那时种下的因。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时代的光芒，才总显得那么耀眼；五四的话题，才总是那么激动人心。
今天的中国，与六年前的中国相比，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今天我们再次重读五四历史，也许会得到更多新的感悟。
2015年3月于广州感受一代书生的青春躁动
——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十年砍柴 我和叶曙明从未谋面，谈不上熟悉。但我知道，《重返五四现场》是他种因久远、打磨多年的一本著作。
今年2月底，我去海南参加天涯社区十周年庆典，旧雨新朋会聚三亚，闲谈中说起了当年天涯社区特别是我当年常去流连、受惠匪浅的关天茶舍板块。2002年左右，关天茶舍聚集了一帮很有见识的读书人，那些ID当初刚出江湖，后来名满网路，而现在，很少在关天茶舍露面了。比如易大旗、童天一、王怡、冉云飞等，其中还有ID为“一听”的叶曙明先生。当时他正致力于研究后世争议颇多的陈炯明，以及广东地区的“红卫兵”历史，这两件事或远或近，和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乃至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2年5月2日，叶曙明在“关天茶舍”发表了一篇题为《五四又来了 照例纪念一番》的文章，《重返五四现场》的主旨已现于这篇短文中。
叶先生在那篇短文中开宗明义便道：“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一旦失去皇权的靠山，便再没有了往日的威慑力。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的一课，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为新的政治权威作诠释的使命。这就游离了《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的初衷，也是导致新文化运动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文化的巨匠们，几乎无一不是怀着急切的救世之心，他们引进西方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启蒙人心，解放个性，不如说是为了直接利用来改造社会。陈独秀就曾幻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样一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最终被升格为‘德菩萨’和‘赛菩萨’，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今距叶先生写那篇帖子七年了，七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一瞬，但在网路中却像一个世纪漫长，其间中国的网络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世界已经完成了彻底的社会化，不再属于少数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士之乐园。叶曙明先生当初那篇文章中所埋下的因，经七载寒往暑来，终于开花结果，有了这本煌煌三十万字的大作。
五四距今九十周年了，身经其事的一堂师友，都已先后作古了。五四运动，在后世的言说体系中，早就成为一个“符号”，套用叶曙明形容科学民主升格为“德菩萨”、“赛菩萨”，“五四运动”早就被赋予神格，高居太庙之上，供人顶礼膜拜。而一个人或一件事，一旦神化，基本上会遮蔽其本来面目。《重返五四现场》，就是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当然，事隔九十年，后人说史，容易陷入“罗生门”之争论，没谁敢说自己所说的就是百分百的真相，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抱以一种公允的态度，尽量摈弃各种因意识形态而先入为主的成见，用史料来说话，如果能这样做，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重返现场，最重要的是要去掉五四那代师友日后分道扬镳，所获得不同的官方评价。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卷入了后来的政治纷争中，成为对垒双方的重量级人物。但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是朋友，是同道者，尽管彼此在性格气质和观点上不无差异。重返现场，就要去掉日后的是是非非，尤其是庙堂的褒贬谥法，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这是我对叶曙明“重返”的理解。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一点今天看来应无疑问。那一代读书人在青葱年华的激情和行为，影响了尔后的九十年，这种影响还在延续。除当时已有江湖地位的师辈，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人，那些五四的孩子们，当时多是热血青年，读罢叶曙明这本书，似乎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国难当头时一代书生的青春躁动。他们在喧闹中高扬了爱国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过于堂皇高大，遮住了大树下面那些丰富的物种，其实就在赵家楼烧起大火的那个夏天，被外界视为愤怒青年的他们，所持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些人差别很大。只是这代五四之子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后人对他们当时的行为，容易产生一种整齐划一的印象。他们当时的差异，决定着他们在这场大戏谢幕后的人生选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张国焘，也包括五四前已离开北大，南归湖湘的毛泽东。这种态度差异决定人生差异也在他们的师辈身上应验，如陈独秀和胡适。
后世写史者，最大的诱惑，也可说是痛苦，总是不由得设身处地把自己放置到历史场景之中，替古人担忧，替后人惋惜，明明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却忍不住设计一条条无法证明的历史路径。就这样，前辈人的血泪情感，一点点催白了写史者的双鬓。
历史现场早被破坏，流失岁月永不再来。但我们总想重返，不为好奇，只希望重返的努力，或许有益于未来的路径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