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选集》出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目录：
序
师哲自序
整理者序
在苏联留学
投笔从戎
到苏联去
难以忘怀的基辅
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初级）
在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的九年
初进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
第一次回国未成
接待过境的我国抗日武装人员
安置抗日将军马占山
关于杨明斋的点滴情况
我所知道的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
被迫离开西伯利亚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初见团长任弼时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随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回国
初到延安
第一次会见毛主席
“骆驼”与“毛驴”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央书记张闻天
敬爱的朱德总司令
延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之间的往来
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同共产国际（即远方）的关系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报往来毛泽东给孙平讲课
毛泽东的神韵
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主席炯炯的目光
主席的婚事
整风运动和七大
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康生任总学委会副组长
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处理绥德、关中“特务案”
毛主席主持甄别工作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记三位元帅
八路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彭德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徐向前二三事
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抗日战争胜利全面收复失地
毛主席飞赴重庆
苏军代表飞抵延安
重庆谈判之后
毛主席生病斯大林派医生和毛岸英赴延安
毛主席在卧室接见阿洛夫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
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
关于党的建设
领导土地改革
为击退国民党的进攻做好准备
转战陕北
主动撤离延安
山西三交镇
毛主席从枣林沟到朱官寨
毛主席在神泉堡给斯大林写信
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瓦解敌军
发动土改
从陕北经西柏坡到北平
从容东进
战略决战
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访
中央进入北平毛主席接见柯瓦廖夫
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
漫长的飞行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
江青敬酒，刘少奇谦让，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斯大林与刘少奇依依惜别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座谈
刘少奇与苏联专家
毛主席接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毛主席首次访苏
行程万里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斯大林让步了
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又一次误会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招待会
登上归程
尤金受邀来华
尤金首次来华《实践论》的发表
尤金第二次来华
尤金担任驻华大使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朝鲜战争的开始与逆转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
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斯大林对苏联顾问与我方争论的态度
朝中苏决定停战，进行和平谈判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
1952年周恩来、刘少奇莫斯科之行
周总理组织安排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周总理同斯大林及苏联政府代表团分别会谈
周总理参观斯大林格勒及列宁运河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会见斯大林
贝利亚被处决
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总理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周总理对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国庆五周年
赫鲁晓夫上台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
苏联代表团和我党领导人的交往
苏联代表团在外地参观游览
朱德出访东欧六国、参加苏共二十大
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辰
访问匈牙利、捷克、波兰
苏共二十大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
翻译的技巧和灵活性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米高扬向大会致贺词周恩来的谈话
毛泽东一吐积郁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苏联紧急通知
赫鲁晓夫只身一人迎接
刘少奇向苏共主席团慷慨进言
宣言的产生
提出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案
离开毛泽东身边
索引
部分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
大事记（1900—1957）
前言序
我与师哲同志相交较久。他自1938年8月起在莫斯科担任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40年从苏联回国后，我通过任弼时与他相识。师哲性格直率，思想开朗而深邃。我们一见面就情投意合，从相识到相知，相处甚笃。他现已八十七岁高龄，五年前患有脑血栓，但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耄耋之年潜心写作，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整理下，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师哲已于1998年8月去世，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同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因而他本人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
——李海文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939年9月的一天午后，弼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最好不要出门。”下午7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恩来。在交谈中，周副主席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恩来接送到迪化（今称乌鲁木齐）。然后，周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周。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拜会毛主席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主席的婚事
1940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江青和主席认识是康生安排的。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曹轶欧是同学，相熟而结婚。曹轶欧给鲁迅写过信，收入鲁迅书信集中。回到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的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父母将大女儿留在家中，缠足裹脚，待机出嫁。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南房是客房，东西厢房是儿孙们住。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果然康生没有骗我。陪我的县委书记并不知我的用意，但他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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