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处理人、见证尼克松访华的首席翻译官……他们眼中的大时代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是什么样？
《共和国记忆》一书中，作者采访了建国以来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及重要人物的后代、身边工作人员，独家披露诸多珍贵史料，连贯来看便是一份珍贵的共和国历史档案。
作者简介：
李菁，1973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已出版《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走出历史的烟尘》等书。
目录：
面孔
红墙医生：我眼中的毛泽东
西花厅岁月：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军神”刘伯承片断
陈毅的五种身份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传奇陈赓
“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往事
毛岸英之死
魂断大漠：我亲历的“九一三”
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面孔
红墙医生：我眼中的毛泽东
西花厅岁月：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军神”刘伯承片断
陈毅的五种身份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传奇陈赓
“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往事
毛岸英之死
魂断大漠：我亲历的“九一三”
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
基辛格的“波罗行动”
1972，尼克松：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1979，美国的邓小平旋风
前言序言那些走出文字的人物，经过李菁，想想落地，再次形成文字、形成这本书。它当然迥异于你曾经印象里的那些人物，而且不可替代。
——《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李鸿谷
《贴身医生眼中的毛泽东》
口述人：王鹤滨
遥不可及的红墙，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一代伟人毛泽东，则无疑是外界种种传奇想象中的主角。而对于曾在那里工作过四年、与毛泽东有过“零距离接触”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来说，这些神秘，不过是种种平凡而鲜活的记忆构成的真切回忆。
在北京甘家口附近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已近90高龄的王鹤滨正和家人安静地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身边的这位普通老人，曾是建国后毛泽东的首位保健医生。在主席身边四年多的他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初见主席
1943年，我还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9月的一天，我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忽然看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柳树店的山沟，停在礼堂前的空地上。当一个身影从车上走下时，离得最近的几名同学一下子认出来人是谁，立即响起一阵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当、当、当……”学校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我们整队到大礼堂前听毛主席讲话。我们一共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带着草垫子，有的带着小板凳什么的，很快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当毛主席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随着掌声一齐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主席前面就是一个小桌子搭的讲台，卫士给他倒一杯茶放在那儿，我坐在第一排，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桌子。毛主席穿了一身旧军装，那条裤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补丁，十分显眼。这种战士装束，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他微笑着举起双手，手心向下轻轻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主席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全场所有同学的心，大家都屏息静听着他的演讲。“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主席非常善于演讲，他思维清晰，中间不断抛出问题，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的枪从哪里来？”他问。
“兵工厂。”大家在底下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我们的兵工厂在哪？”稍顿片刻，他自问自答：“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的兵工厂在南京呢。”
“我们的工厂在南京，那怎么运来呢？”他的一问让大家又陷入沉思。
“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运来的。”大家恍然大悟哄堂
大笑。
主席又说：“这个运输大队长很负责，他运的枪炮我们都收到了，但不给他收条。”主席话音一落，全场立即发出了阵阵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学校也下了山。那时军委卫生部刚成立，到学校挑选两名学生，我被挑上了，来到了中央门诊部，成了这里唯一的眼科医生。
1946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给毛主席检查眼睛。一大早，我手提工具箱，跟在当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后面，到了主席驻地所在的王家坪。当时江青正在窑洞外散步，她个子很高，长得很清秀，在延安那些女同志当中显得很突出。江青比较爱美，虽然她和大家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但她在腰上束着腰带，一下子把腰显了出来。她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鞋尖上还各系着一个粉红色的毛绒线头，像京剧里的刀马旦。那时候，江青也不担任什么职务，大家对她除了有几分好奇之外，也没什么不好的评价。
毛主席正在窑洞里忙着看文件，身上仍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显得有些疲倦。傅连暲笔直地站在主席前，用较低而平缓的语音向主席报告了来意，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主席并不知道我要来，傅连暲怕事先告诉他，被他拒绝，所以只好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主席也只好同意。他一边接受检查，还一边看桌上的文件。
检查时，只有五六岁的李讷（注：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从寝室跑出来，抱着主席的腿喊“爸爸”，主席见到她很高兴，表情放松了很多。邓子恢走了进来，摸着小李讷的头说：“哟，我们的小公主，长大了谁敢娶你呢？”那个场景，就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就是我前两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主席的保健医生，更近距离地走近伟人。
走进“红墙”
1949年3月，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城，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说：“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让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又激动又紧张。罗道让鼓励我一番，然后让我进城，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那里报到。
傅连暲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我一进门，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他又叮嘱了我一番，最后说：“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听他一番话，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傅连暲语气沉重起来：“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傅连暲平静下来后，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宴会很多，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谁能不兴奋？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国宴开始前，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我“被逼无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几瓶“特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然后把这些“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他喝了我们的“特制酒”后，马上明白了什么，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微微一笑。我正得意呢，忽然看见他又端着“茅台”向一位苏联老大哥敬酒，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非要喝换杯酒，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马上皱了眉头，双手一摊，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可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怕被识破，赶紧给“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这才化解了“危机”。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后，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扫了一眼，然后马上看周围的客人，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对他耳语了几句，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算是谅解了。而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察觉，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这样，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傅连暲对我说：“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所以，在任弼时病故之前，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
有一天，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林彪同志，他长期身体不好，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我让傅连暲带着我去林家住宅，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进林彪的卧室，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林彪蜷缩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仿佛根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到来。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感谢毛主席。”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我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卧室贴纸条，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如果他感到有风，就马上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烧。当时他正在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之后，都会开一个处方，林彪逐一审看每一个专家的处方，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因为他自己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林彪的病，心理因素究竟占多大
成分？
平凡岁月
有人问我：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他非凡的精力。
主席习惯于晚上办公，下午3点左右是主席一天工作的开始时间。有一次，主席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也横下一条心，想这天晚上就舍命陪君子一回。
主席在那里办公，我就在旁边坐着看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我们都没说什么。但我看着看着眼前就开始模糊了，我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我就困了。于是我就拿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怎么拧也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恍惚中感觉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暖烘烘的。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是他给我盖在身上了。看到我醒，主席冲我点点头，我很是羞愧，我本来想看看有什么空隙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我自己先睡着了。
主席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一半用来睡人，他和书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他床上的那些书多是线装的，看过的书几乎都夹着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主席自己写的铅笔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主席的书是千万不能碰的，主席对书特别有感情，夏天，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总是拿着书看，外出的时候也总带着书。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三年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也没看到过有何祝寿的活动。1952年12月26日，主席睡醒后，让值班卫士把我叫去陪他吃饭，和往日一样，餐桌上摆了酱菜、辣椒、腐乳等，还有一碟酱牛肉，餐桌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还有一盅斟好的葡萄酒。
主席从起居室里走过来，照例用手势招呼我坐在他的一旁，然后举起那一盅葡萄酒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赶紧站了起来，说：“祝主席长寿！”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吃面条汤可以吧？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什么活万岁的？”
我想起几天前，在办公室门口碰到叶子龙，他正向主席请示，问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主席不假思索地回答：“收下来，都不见报。”“如果人家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发表他们的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主席又叮嘱了叶子龙一句。主席的59岁生日，就是这样过的。
1953年夏的一天，主席叫我过去，问我把他的伙食费用开支压下来多少，之前主席已跟我说过三次，但我都没有执行。他来做我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我和杨开慧，还有一个孩子（指毛岸英），加上保姆，一家四口，每个月还有节余。那时官没现在大，现在花这么多钱不应该。”我的身份是中央办公厅任命的主席秘书兼医务室主任，我只好布置下去，从让孩子们定时、定量吃水果开始。
压缩开支第一步还没开始，第二天我一上班便看到江青站在院子里等我，一看到我她就问：“吃水果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卫士给孩子吃？”我向江青解释一番，但她还是坚决地说：“不行！”因为生气，声音都有些发抖。这一天，中办主任杨尚昆来毛主席这儿汇报工作，我赶紧向他汇报了这一风波。杨尚昆想了一下说：“鹤滨同志，主席的伙食标准不要再往下压了，有亏空我来补。”我后来才知道中央也有困难户，有一次杨尚昆来找主席，说小平同志孩子多，生活有困难。主席说：“那就救济救济，给他点补助吧！”
江青当时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不怎么上班，那时还比较随和，我们都喊她“江青同志”。她有时喜欢打牌，汪东兴、叶子龙和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陪她玩，她喜欢和罗光禄搭档，罗光禄人很老实，玩牌也很认真，怕人家偷看到他的牌，每次都把牌捏得紧紧的。他们赢的话，江青就高兴地哈哈大笑，喊“罗子”。
有一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江青住的松寿斋。我去的时候主席在睡觉，我就转到南院去看江青。她正在听手摇留声机，这种东西比较少见，所以我印象很深。留声机里正在放：“王老五，命运苦，衣服破，没人补……”我知道她过去演过戏，不知道她是否在回忆以前的岁月。
有一次她从苏联疗养回来，可能怕干扰主席休养，有一天躲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照片，看见我去，就喊我一起看照片。照片上她穿着件白衣服，草坪后面是一大片橡树，江青说：“是我设计好的，让别人按快门。”我想她可能受俄罗斯传统油画的影响，才这样设计的吧。我由衷地称赞说：“真漂亮！”江青听了特别高兴。
有一次黄敬从前门大院里走过，江青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他叫黄敬，年轻时还挺漂亮的，现在胖得不像样。”我们后来跟主席去天津视察过两次，主席还到黄敬的家里看望过他。因为黄敬生病，是他夫人接待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江青在年轻时曾同黄敬有过恋爱关系，只是感觉江青的语气也很轻松，没有什么怨恨的味道。
毛家的孩子们
我见过毛主席的四个孩子，他们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戴着黑色的礼帽，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我好奇地问护士，这两人是谁。护士说，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肤色白一些、方脸盘的是毛岸英，黑一点的、鸭蛋脸的是毛岸青。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我受命给毛岸英检查眼睛。他此时的装束，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岸英的眼睛有些近视。查完后，岸英说：“来之前，以为你是个老头，苏联医生都是大胡子，你这么年轻就当医生了，真羡慕你！”岸英的汉语说得很好，只是稍带一点点口吃，可能与长期不说祖国的语言有关。
1946年秋，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2月，过春节，大家组织开联欢会。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孙维世嘴有些大，但长得很漂亮。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男青年的舞蹈，蹲下、跳起来、伸出腿，但在广场的空地上，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晚上，他们在广场上借着星光，把手一举，跳起踢踏舞，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
1948年，我们又到了河北平山县，都在中灶食堂吃饭。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何理良（注：黄华夫人）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一天，不知毛岸英说了一句什么话，引得于光远、何理良哈哈大笑，毛岸英停下吃饭的动作，把筷子把碗里一插，看着他们笑，然后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他这样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于光远向他解释：“你没说错话，但你说的不伦不类。”原来毛岸英跟着他们学习古汉语，毛岸英一听，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1950年的一天，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看见我说：“岸英牺牲，主席还不知道此事，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我一下子也震惊了……没过几天，我到菊香书屋院里时，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很沉痛地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翻译得不好，问叶子龙，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迫不得已，叶子龙向主席通报了此事，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
毛岸青到了北京后，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扫大街。
毛岸青只比哥哥小一岁。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刚要离开，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语气低沉地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时而与这个“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小家伙”和好，谈谈笑笑。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往湖里跳。我跟他谈，他说：“我脑袋里有个‘小家伙’，我一走到湖边，他就跟我说：‘下去，下去！’他总叫我，我嫌他烦，让我跳我就跳吧！”以后他一出门，就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卫士跟着他。我向主席汇报，他说：“那怎么办？”岸青的病情后来又有些恶化，他见了我也不理睬，完全像看陌生人一样，我知道，他是完全被“小家伙”控制了。
过了一段时间，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怎么样了？”我如实汇报，并建议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听了我的话，主席沉吟了半天后说：“王医生，我本来不想为了自己的儿子麻烦苏联政府……我再考虑一下吧！”后来，主席还是决定把岸青送到苏联治疗。
1954年11月，经主席同意，我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当时毛岸青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我请使馆的一位同志带我去医院看他。岸青住在一个大单间里，这里条件不错，没有精神病院通常有的栏杆和铁窗之类的。我到了后，苏联医生用俄语大声喊：“郭良（岸青在苏联时用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我进了屋，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铅笔画一朵花。我说：“岸青，我来看你，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王医生。”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我问岸青最近怎么样，他告诉我，那个“小家伙”还在他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很寂寞。岸青的状态比在国内时好很多，已无狂躁的表现，但尚未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我希望岸青能给主席写封信，然后我连同那幅画，一起寄给主席。岸青很快画完了那些小花，但没有写信，看来还没有恢复到那种程度。回到大使馆后，我把见面的情况、岸青的病情写了封信给主席，信里装上岸青的画，请使馆转交，后来收到了江青的回信，表示感谢。
我从苏联留学回来，1958年6月，苏联的一位医生和护士专门护送毛岸青回国，保健局长史书翰要我陪苏联专家，我们与苏联专家一起将岸青送到大连疗养。后来听说他和邵华结了婚，在后来的很多场合我又见过岸青，但他不怎么说话。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时，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与李讷还都是小姑娘，李敏比李讷大几岁，姐妹俩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打闹闹。李敏可能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生活，比较敏感，而李讷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和主席很亲近，主席也特别喜欢李讷，我不止一次看见她抱着主席的头，学着大人的口吻，撒娇地说：“爸爸真有办法，娶了那么漂亮的婆姨！”她那时只有八九岁，一定是听了大人的话，才会这样说。
李敏、李讷后来进入师大女附中上学，主席让我带她们去。报名有一项是家长签名，我犯了愁，把表拿回去准备让主席签好后再送回去，哪知主席连表也没看，说：“你带去的就你签吧！”她们的家长一栏里，就成了“王鹤滨”。
江青在我面前曾几次说过这样的话：“王医生，让李敏回到她妈妈那去吧。”我没有做任何回应。到了1963年，已经结婚生子的李敏还是不得不搬出中南海。1975年，我在北京医院见到了李敏，我让她转达对主席的问候，李敏回答说，她也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让我写信，由她来转交。主席去世后，我到李敏家吊唁，顺便问她主席生前是否收到我的问候。李敏有些歉疚地回答：“那时，我爸爸病得很重，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我又不好意思对你说，才撒了个谎，叫你给他写信……你的信，我没有办法交给他，一直放在我这里……”
1985年4月，在参加李伯钊遗体告别仪式时，我见到了李讷。她正同王光美在一起，王光美微笑地跟她说着什么。见到我，李讷仍像孩时那样喊我“王叔叔”，只是她的体态、肤色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穿着也十分朴实，眼前的李讷，早已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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