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袁后中国，几乎封尘的遗稿，劫后重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领袖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最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唐德刚“民国通史计划”因此呈现“民国史军阀篇”。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政府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唐德刚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岁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做一个倔强的单干户，单打独斗地写晚清、民国史，在八十岁中风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大受欢迎，居然还有盗版！唐教授当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势力”虽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无疾而终，但他所写的史书在普通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却恐怕是排在“第一”。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
目录：
【编者序】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禤福辉
【代序言】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于仁秋
【上篇】袁后中国
第一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
——袁后中国政坛扫描
第二章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附录：汉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第三章
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海外教授民国史经验浅介之一
第四章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编者序】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禤福辉【代序言】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于仁秋【上篇】袁后中国第一章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袁后中国政坛扫描第二章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附录：汉代地方政治之研究）第三章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海外教授民国史经验浅介之一第四章“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下篇】段祺瑞政权第五章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皖系始末之一第六章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皖系始末之二第七章再造民国，段阁复起——皖系始末之三第八章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皖系始末之四【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第九章民国军阀概述第十章论桂系第十一章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段祺瑞政权）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总之，我们中国通史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套路，在这个循环完成之前，照例要有个军阀横行的中间阶段。在近现代中国所发生的最近的事例，便是从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军阀混战了。他们一战三十年，再加上个倭寇入侵，最后又打出个刘邦、项羽来。项羽被刘邦打败了，中国也就分久必合了。所以在袁世凯暴卒之后，据时人估计，“军阀时期”在大陆上横行的大小军阀，盖在三千人以上。——唐德刚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其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口述传记，均为传诵一时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著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禤福辉至于史料，试问有谁比唐德刚更有优势呢？他老人家不仅对传统史料如数家珍，更得天时、地利、人和，对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要达到唐教授对这些口述史资料的领会、消化和恰到好处地使用的那种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难乎其难。——于仁秋【禤福辉《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OralHistory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国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面世，就是撰述计划中的“人民政府篇”；但是这个计划的主轴——“国民政府篇”却始终没有出现。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场重病，差点不起，体力恢复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状况稍有起色，便与吴章铨博士重新审议撰述计划，再次修订计划大纲，分为“军阀篇”（1916—1928）、“五四运动篇”（1919）、“北伐篇”（1927）、“国民政府篇”（1928—1937）、“抗战篇”（1931—1945）和“中国近代转型论”等六篇，显然比2000年的大纲较为细致。可惜重病之后，年高体弱，终究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振笔直书了。修订计划无法落实，董狐之笔从此封尘，民国通史计划不幸中断。但是他对民国通史始终未能忘怀，在闲谈时常常流露出无限怅惘。自2007年起，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常常结伴到唐府拜访，有时七八人，有时两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访谈外，也陪两老闲聊，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老人家谈得高兴时，就不断鼓励大伙分头撰写民国史。2009年初我们最后一次到唐家探望，他还是苦口婆心，旧事重提，并且一再讲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却撰写“蒋总统全传”的往事，感到万分遗憾。看来民国通史没有完成，撰写“蒋传”的难得机会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在过去两年，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同仁分头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现在总算有一点头绪，希望为中断的民国通史计划做一些补充，《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正是我们的初次尝试。他多年前以英文写成的《中国革命简史》（AShortHistoryoftheChineseRevolution）的翻译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愿能够按照他的修订大纲，整理现有资料，逐步编辑成书，以慰良师的期盼于万一，并聊表无限怀念的微意。其实《段祺瑞政权》一书，远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编好了，后来把初稿送唐教授过目，不料出了乱子，邮寄回台湾的订正稿不幸遗失，一去无踪。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入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最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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