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京官时期）》重点讲述了晚清时期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中，哪些是国家俸禄，哪些是灰色收入。其支出中，哪些用于生活，哪些用于送礼。通过细节恢复了曾国藩的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如何，吃什么样的饭，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同时，作者的文笔还深入到了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比如清代督抚衙门的运转、官场潜规则的具体运作方式，等等。
作者简介：
张宏杰，1972年出生，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师从葛剑雄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合作导师为秦晖教授。
目前已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11部。另外，任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戊戌变法》部分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
目录：
序一戴逸/1
序二葛剑雄/5
绪言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1
第一章长途拜客：曾国藩如何筹措“进京资本”
第一节从庶民家庭到绅士阶层的艰难突破/3
第二节曾国藩入京为官的资本筹措/13
第二章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京官生活的开始/39
第二节清代京官的薪俸结构及道光二十一年银钱比率/42
第三节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支出结构/49
第四节曾国藩弥补赤字的渠道/96
第五节理学修养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106
第三章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与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119
第二节回不起家的侍郎/135序一 戴逸/1
序二 葛剑雄/5
绪言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1
第一章长途拜客：曾国藩如何筹措“进京资本”
第一节从庶民家庭到绅士阶层的艰难突破/3
第二节曾国藩入京为官的资本筹措/13
第二章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京官生活的开始/39
第二节清代京官的薪俸结构及道光二十一年银钱比率/42
第三节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支出结构/49
第四节曾国藩弥补赤字的渠道/96
第五节理学修养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106
第三章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与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119
第二节回不起家的侍郎/135
第三节告别京师/152
第四章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京官生活的普遍状况/159
第二节那桐：优裕豪奢型/161
第三节刘光第：清贫刻骨型/178
第四节李慈铭：穷而奢型/187
第五节曾国藩李慈铭收入支出结构对比/194
第五章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
第一节湘乡曾氏交往层面的提升/215
第二节曾麟书的绅士功能/218
第三节曾国潢通过发挥绅士功能所获收入/228
第四节曾国藩对曾国潢的约束/239
两个结论
第一节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结构/242
第二节传统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250
后记/253
参考文献/256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地宅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横街。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此系地脉所管，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名似瑄，江南人）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挥颜彬（广东正主考），宅斜对门则孔样霖（云南主考）；宅左（隔两三斋门）则戴北春（陕西正主考）；宅后（隔一斋门）则（李）文田（江南正主考）。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为“增寿寺”）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银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
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比棉花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不过在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合成银两，房租一年要83.68两。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4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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