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著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我在大清官场30年》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
《我在大清官场30年》原著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将张集馨年谱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我在大清官场30年》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我在大清官场30年》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作者简介：
黄云凯，湖北沔阳人氏。自幼喜文，长而学史。七岁进学，小学而大学，学生而教师，至今三十五年。手不释卷，脚不停步，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不走港澳，读书尤爱野史。惜乎情才俱短，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也。转而效仿黄氏先辈季刚先生，三十之前读而不写，五十之前述而不作。述者，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世之块垒也。
目录：
我是谁
1836年道光十六年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满营兵闹饷
1837年道光十七年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飞来蝗祸
规矩是我定的
1838年道光十八年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我是谁
1836年道光十六年
出掌朔平府
“穷翰林”受特简
满营兵闹饷
1837年道光十七年
那些年，我们这样灭蝗
赈灾银子难筹
飞来蝗祸
规矩是我定的
1838年道光十八年
怪事处处有，太原特别多
政声初起
代理太原府，兵匪一家亲
这个讼棍不好缠
曾经有十万两银子放在我面前
1839年道光十九年
这里没有潜规则
悼亡
回任
代理雁平道
传说有人被奸杀了
余波荡漾
狗咬狗，一嘴毛
1840年道光二十年
官场“死磕派”
哈罗暹被我驯服了
丧心昧良的亏空案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英军未到扬州先乱
在山西的最后半年
鸦片战争前夕的扬州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从将军到难民
颜伯焘“输人不输阵”
漳州让我大开眼界
抵抗英夷
逃难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丁忧在家，恣情山水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起复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肥缺变苦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臬司是个杀人活
代理陕西臬司
升职离陕
皇帝的教诲
升任四川臬司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四川乱象
啯匪很嚣张
奸夫也念佛
没有奸夫的奸杀案
牢头绑官差
到处都是狗咬狗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四川的臬台比藩台忙
治匪初见成效
同性恋引发的凶案
明目张胆的强奸
隐瞒盗案与诬良为盗
化外之民
放炮
升任藩司——最后的陛见
1850年道光三十年
第一次任甘肃藩司
皇上大行
整顿吏治
征剿野番种祸根
1851年咸丰元年
第一次被贬
拐道山西查贪污
革职流放
1852年咸丰二年
遣戍军台
1853年咸丰三年
第二次被贬
在钦差大臣与直隶总督之间左右为难
见贼先奔的津勇
1854年咸丰四年
迎击长毛，屡败屡战
从独流到舒镇
从阜城到临清
从清水塘到高唐
被马踹了一脚
琦相病逝
1855年咸丰五年
前头捉住了李开芳
重回军营
统帅换成了僧郡王
水淹冯官屯
探亲
1856年咸丰六年
咸丰像个“包打听”
最后的江南大营
扬州城陷
年轻皇上的召见
桂良前倨而后恭
1857年咸丰七年
再任甘藩
上梁不正下梁歪
穷斯滥矣
清官不到头
边境不宁
1858年咸丰八年
臬司、藩司、代理藩司同时丁忧
边患难靖
丧事也敛财
哀悼兼慈
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
宵小横行
1859年咸丰九年
咸丰还是那个咸丰
避世桃源
再见咸丰
1860年咸丰十年
两个总督，我都合不来
纨绔子弟治下的福建官场
如此督抚
处处要用钱，人人都搂钱
糜烂的军事
弱国的外交
离任
曾国藩也刮地皮
我眼中的湘军将领
第三次丢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赋闲
1862年同治元年
陕甘回变
1863年同治二年
过了一回巡抚瘾
1864年同治三年
补好了东南，又烂了西北
1865年同治四年
告别官场
后记：纠结的时代和纠结的我
我原定于正月初十带着全家赴甘肃上任。
初六日，接到皇太后驾崩的消息，当即换上素服，并摘去顶子上的红缨。我从宁羌州大安驿往南走，走到白马关一带，经过一座山，山的名字很怪，叫鸟鼠同穴山；一路山势高峻，驿站之间相隔很远，又没有客店，没有公馆，很多地方甚至没有驿站，偶尔有差使过境，地方官都是事先租借民居预备好，虽然临时打扫了，但也还是觉得芜秽不堪。我因为这条路比走大路近几站，所以独自带着几名仆人从这里走，而让家眷和下人，顺着西安驿道往东来。
二月初一，我来到陇西县，接到琦相的专函，惊悉大行皇帝龙驭上宾，只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想起三个月前皇上在静明园园召见我，我仰瞻圣容，还觉得圣容十分丰满，声音也很洪亮。虽然当时也听说圣上身体稍有不适，怎么也没想到他就这么丢下亿万臣民而去了。又想起我经过西安时，任职陕西臬司的同年朱鞔，曾私下里对我说：“明年元旦将有日食，这是个凶兆，查阅过去的记录，往往都应验了。”我反驳说：“天道难测，怎么会写在历书上呢？你真是个食古不化的人！”没想到现在他的话竟然应验了，可见上天确实已经预示了啊。我一介书生，自从科举及第后，几次蒙受皇上恩德特简任用，经常施恩于我和我的一家，追念二十几年的豢养之恩，不觉涕泗横流，不能自己。一个人坐在肩舆上边走边想边哭，形神几丧。
二月初八，我到达兰州接印视事。第二天我跪接先帝遗诏，随琦相到万寿宫开读，朝夕哭临，缟素视事。二十五日，我换上吉服到东郊外，随着琦相跪接新帝登基的喜诏，宣读如仪。
有一件甘肃清查的案子，去年没有核实清楚，却被一个叫孙洁清的心术不正的幕僚上下其手，搞得一个事情有几种说法。已被革职的官员陈昌言控告前总督布彦泰，中间就牵扯到清查不公。钦差礼部尚书祁寯藻先生和琦相一起上奏，请旨另赏限期，将清查的账目再核实一遍，夹片中奏请钦派清廉能干的官员来任甘肃布政使，这就是我来甘肃的原因。据祁离藻先生说琦相请示的时候，并没有点到我的名字，可见圣上已是了然于心。
钱粮的事并不是我擅长的，可是既然先帝命令我核实清理，我自当加倍小心。据查，甘肃亏空的原因，大多是从生息、摊捐引起的。所谓生息，就是用道府库存的粮食作价，或者是以库存的银两，或者以粮库里的粮食霉变为由减价出卖，换成银子贷给商人生息，以弥补仓库的亏空和分摊。各州县亏空正杂库款，交卸的时候不能按数交出，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种是因为承接了前任的漏洞，又不甘心自己掏腰包；第二种是因为家庭负担重，挪用之后不能归还；第三种是因为征收钱粮时，百姓只肯交铜钱，按照原来的数字征收的，近年来银价大涨，铜钱兑成银子后交到藩司衙门，赔进不少。在任时东挪西补，还能够勉强支持，一旦离职去，老底就露出来了；于是就请示道府立案，不分正式官员还是代理官员，按月流摊还款。如果能够落实，那么库里的款项总会有个着落，可是州县官员对于分摊到自己名下的款项，在任的时候时分文不交，离任的时候又将自己亏空的并入前任已经流摊的事项里面，再次请示道府并案流摊；甚至由原来定为分三五年流摊的，延长到十年八年的，辗转多次，无止无休。以前瑚松额、恩特亨额两人任陕甘总督时，也曾办理清查，都没有能杜绝这种风气。所以迁延到现在，亏空的数字也就越来越大。
我想既然要清理，如果不先将生息、摊销两个弊端消除，弄清到底亏空多少，因什么原因而亏空，否则查了也是白查。于是我就命令各道各府就近稽查，不能有丝毫隐瞒。如清査后再发生新的亏欠，那么就是各道府共同作弊，追究起来，无可推辞。于是我将截止缘由，先行详奏户部，户部也同意了我的方案。
此次清查的办法是：如果生息截至本年为止，不足的利息就由发放贷款的官员追缴；分摊之后仍然不够的，剩下的缺口按月扣除官员20%的养廉银弥补；已经征收还没有上交的粮款，或者是官员任期内亏损的，定下期限，分期追缴。如果一人既有任期内亏损的又有追赔前任的，那就先赔补任期内实际亏损的部分，再落实追赔的款项。发生实际亏损的，分别按亏短银数的多少，先给予降职或者革职留任的处分，亏空没有补上的，不得升调。
清查之后留存的证据有很多，于是我命令所有条据照抄一份存在家中，以备查考。此次清查，系凭各道府督率现任官员，逐项查出，藩司衙门没有任何刪改，由现任官员盖上本管道府印章并具结为凭，清查局官员韦承庆、陈泉州也有具结，日后如有人借此生事，一定将道府及清查的州县严参，藩司衙门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情形用附片奏明皇上。
发商生息，最是劳民伤财。心术不正的州县官员，捏造事实，禀报上级道府，说接收前任的仓粮中有粮食霉变，或者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削价出售。道府有的是被这些人蒙蔽了，有的是明知作假而故意放纵，批准低价出售，发商生息，其实粮食并没有霉变。户部定价每石一两，如果请求出粜二万石，那么就只拿七八千两银子贷给发商生息，剩下的一万多两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了——剩下的亏空就准备用利息给填上。可是后面接任的，将所收利息，不用来填补前面的亏损，反而又添出霉变粮石，一并生息。道府既然已经批准前面的，当然也就不敢驳斥后面的。假如有能坚持原则的道府，不批准他们的请求，州县官员就扬言说：“道府收了我‘三节两寿’的陋规，却不为我弥缝漏洞，那么我送银子给你又是所为何来呢？”道府被他们挟制，也就不得不曲意相从。甚至有丧心病狂的州县官员，将上任贷出的本银，一概提用，导致粮库银粮两失。至于那些商人们，有不少人贷款后就逃得无影无踪，那就更没法追讨了。道府与州县官员，猫鼠同眠，或者是贪图平常的陋规之外，另有馈赠，于是将库存粮价，私行借给州县官员；甚至有的道府将此县所存粮价，通融发给彼县，变幻离奇，令人不可思议。
在西路一带，粮仓出售陈粮购进新粮，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仓库里的粮食本来就不干净，百姓当然不愿领。地方官刑驱势迫，勒令具领，百姓无奈，只有赴县等候。待官府开仓发粮，一斗一斛，总要克扣一些，中间又搀杂了秕壳、稗子和霉烂的粮食来充数。每个村派领若干，只准增加不准减少。那些无钱购买的农民，就责令他找个富户为他担保，秋收后加利息还给粮库，往往二石新粮，不足交一石旧谷。等达到仓粮应征数字后，就不再收实物粮食，而改收银子，而又故意压低价格，老百姓又要受一次剥削。近来百姓也渐渐明白所谓出粮购粮都是州县官员的自肥的伎俩，不尽是为国家仓储，刁悍的乡农，就拖延不交。差役得了花户的好处，就捏造说花户已逃亡，情愿接受办差不力的处罚。
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借钱给百姓买种籽，这本是国家爱护百姓的一项仁政。也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普赐春祺”。州县领到银子后，就假造名册，送到藩司衙门备查，藩司衙门的书吏因为每年都会收到州县官员的好处，所以也就从不挑剔。多年来出借籽口的款项，交到百姓手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州县官自肥了。就算是有个别州县官员体恤民生多艰，偶尔有实发的，也多半被衙门里的书吏派人冒领，不能惠及百姓。我过去在山西就熟知各种弊端，现在来到甘肃，发现情形差不多，于是严厉禁止，不准出借籽口，一来可以保护国帑不受损失，二来可以杜绝官员贪污。我已经奏明朝廷，明年春天不打算出借籽口。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有开着宝马领救济的人，此中弊端可谓古今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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