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抗战②：石牌、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讲述了正面战场上比较有影响的防御战，包括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桂林保卫战。这些防御战尽管都打得惨烈悲壮，然而除了石牌保卫战外，其余的都失败了。
石牌保卫战（1943年5月—6月），中国军队坚守石牌村，硬生生地斩断了日军伸向重庆的一只魔爪，保证了重庆的安全。此后，日军彻底放弃了沿着水路深入大西南的梦想。被西方军事家赞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常德保卫战（1943年11月—12月），余程万带着74军57师8000人，苦战16昼夜，抗击9万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常德失守。然而，57师的坚守，为中国军队的反包围赢得时间。6日后，常德失而复得，交战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8月），阻挡了日军的凶猛进攻，成功粉碎了日军企图3天拿下衡阳城、7天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的美梦。
桂林保卫战（1944年10月—11月），仅战斗旬日，但守城将士在外无援兵、内无补充的情况下，面对强敌，孤军奋战，英勇抗击。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作者简介：
李幺傻，抗战老兵后代，出生于陕西关中，著名暗访记者，著名畅销书作家，先后获得“中国最勇敢作家”、“中国十大记者式作家”等称号，十余年来自费寻找抗战老兵数百人，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著《暗访十年》荣获“年度优秀畅销书”，另著有《边缘罪恶》、《十万男儿血》等书籍十余部。
目录：
目录：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第一章石牌保卫战
老兵口述/002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005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009
日军战略部署/017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030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037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044
胡琏祭天盟誓/048
目录：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第一章石牌保卫战
老兵口述/002
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005
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009
日军战略部署/017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030
被遗忘的厂窖惨案/037
每座山峰、每道河谷都在厮杀/044
胡琏祭天盟誓/048
第二章常德保卫战
老兵口述/060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062
日军细菌战/072
八路军这样打鬼子/076
常德、沂蒙同抗战/084
“中国万岁”/090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102
余程万的悲怆结局/111
第三章衡阳保卫战
老兵口述/118
自断后路，决死一战/121
立体防御让日军吃尽苦头/127
东条内阁被迫下台/138
最后的时刻/151
投降？停战？/157
逃出生天/165
第四章桂林保卫战
老兵口述/178
广西俍兵雄于天下/180
全民皆兵，焦土抗战/185
看不懂的防御计划/194
儒将阚维雍、黑将陈济桓、悍将吕旃蒙/204
七星岩八百壮士/216
城破，弹尽，粮绝，殉国/225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这二十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产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机关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我想去看望他们。
后来，我做了一名流浪记者。
这些年，我先后采访了数百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余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有一部分晚景凄凉。他们当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战争故事，可惜一直不为人知。
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战老兵，他叫白朝定，曾和共和国少将丁本淳是战友。丁本淳原名丁子鉴，外公不知道丁本淳是谁，他只知道丁子鉴。他向我讲起抗战往事时，总是说丁子鉴怎么样，八路军怎么样。外公曾和丁本淳将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后又转为八路军，和丁本淳将军一起从陕西转战到山西，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厮杀，头上留有日军的刀伤，身上留有日军的枪伤。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解甲归田，躬耕陇亩，关心稼穑，15年前去世的时候，每月领取国家36元补助。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外公家有一把大刀，很沉重，我需要两只手才能提起来，而外公手持大刀，挥舞起来，虎虎生风。外公说，他过去的部队里，人人都会耍大刀，日本人看到大刀就害怕，这把刀砍下过日本人的头。
外公身上一直有日军的弹片，夹在骨缝里，取不出来。这块弹片折磨了外公一辈子，外公干活一用力，身体就会疼痛。
在我的老家，像外公这样的抗战老兵曾经很多。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我的老家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交叉地带，青壮年几乎都去当兵了。那时候，没有当兵的人会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年代。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外公这些年纪的老人，经常会坐在夏夜的打麦场上，望着满天星斗，听着夏虫鸣唱，说起当年打鬼子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没有记住他们的话；等到我长大后，想要了解抗战往事，外公他们却都去世了。
为外公这些抗战老兵写一本书，是我的夙愿。
我从做流浪记者开始，就寻找抗战老兵，收集资料。
我看到，这些步入暮年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都同样的衰惫，同样的沧桑，同样的孤寂，他们的一生都是传奇。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住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们的抗战，原来如此悲壮，如此惨烈。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整整14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
我要写的书籍，要求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写出老兵们的所见和所想。我不愿意杜撰，杜撰是一种罪恶。我一直认为，只有每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这样的书籍才是真正的纪实作品。然而，要写出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
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我的抗战》是单个老兵的自述，而我采访过的老兵，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证，所以，我决定选择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记述这些老兵的往事。我觉得这种体例会胜过孤立的个人讲述。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自行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缘。因为我是自费采访，为了省钱，我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旅社。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我还会继续寻找。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提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于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往来，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流着眼泪，站立了很久。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中国军队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将其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鄂西会战的时候，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就一句一句地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雪秀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了，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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