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熄、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作者简介：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内，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
目录：
总序言
自序：纵欲的困惑——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从头收拾旧山河——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
再接再厉定国家——方国珍降、陈友定灭、两广归附、蜀地纳款、云南大定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孱弱太孙不稳固的皇位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建文帝削夺诸藩
潜龙蛰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
狂龙横飞——朱棣的“靖难”起兵
龙虎决斗——“靖难之役”的六次大战总序言
自序：纵欲的困惑——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从头收拾旧山河——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平定江南首攻坚——击灭陈友谅
卧榻之侧不容鼾——击灭张士诚
中原北望气如丝——驱朝蒙元出大都
再接再厉定国家——方国珍降、陈友定灭、两广归附、蜀地纳款、云南大定
狡兔已死狗当烹——胡蓝之狱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孱弱太孙不稳固的皇位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建文帝削夺诸藩
潜龙蛰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
狂龙横飞——朱棣的“靖难”起兵
龙虎决斗——“靖难之役”的六次大战
大战之一——真定之役
大战之二——北平之役
大战之三——白沟河之役
大战之四——东昌之役
大战之五——夹河之役
大战之六——滹沱河之役
终极目的——通往帝都的最后胜利
壬申殉难——朱棣残杀建文臣子的倒行逆施
盖棺论未定——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
有样学样——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
太监公公要回家——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
“仁宣之治”的修整期
王振当权的时代
“土木堡之变”
于谦的北京守卫战
明英宗的“夺门”复辟
“曹石之变”及诸人结局
人生一场戏——性情皇帝明武宗
保泰持盈国泰民安——过渡性帝王明宪宗、明孝宗
气灼天下千刀万剐——刘瑾公公的时代
人生如戏荒嬉一生——明武宗的后十年
志大才疏窥伺龙位——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
耽乐嬉游体疲身乏——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
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万事浮生空役役
“大礼议”——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
独相二十年——严嵩秉政时期的贪横误国
中空的王朝——嘉靖年代的最后岁月
被遗忘的盗贼——盗据澳门的“佛朗机”
被明清史臣弄混的国家——“佛朗机”的由来
请狗容易送狗难——赖着不走的葡萄牙商盗
气急败坏成巨盗——杀人劫货的葡国海盗
掩人耳目费心机——窃据澳门的“佛郎机”
明朝沿海“倭乱”始末——倭刀狂徒们的覆灭
倭寇——源远流长的祸患
“倭寇”大兴——嘉靖时代的巨患
含冤而死的朱纨
远见卓识的王仔
战胜却遭杀头的张经
权术过人、劳苦功高却不得其死的胡宗宪
力战歼倭的俞大猷、戚继光
老成持重俞大猷
飚发电举戚继光
明朝的抗日援朝——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相互被瞒骗的“和平”——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没有实际内容的“胜利”——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
竭天下膏血以贡一人的“富裕”——万历终结时代的明朝现实
关键的“下半身”——阉人也疯狂的“九千岁”魏忠贤
关键的“下半身”——魏忠贤最早的发迹
步步为营的“上半身”——魏忠贤对朝政的把持
耸人听闻的“绞肉机”——一魏忠贤的果于诛戮
登时消融的权力“冰山”——魏忠贤的灭亡
白山黑水飙狼烟——明朝与“后金”的战争
抚顺、清河之战——女真旗开得胜的欣喜
萨尔浒大战——大明朝痛彻心肺的失败
辽沈大战——多事之秋的沮丧
河西大战——窝里斗的败局
宁远大战——后金不败神话的破灭
宁锦大战——坚城利炮的正确体现
内忧外困下崇祯帝的自杀选择——北京皇气黯然收
崇祯帝大错之一——枉杀袁崇焕
崇祯帝大错之二——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大错之三——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崇祯帝大错之四——误用杨嗣昌
崇祯帝大错之五——明清松锦大战的错误指挥
崇祯帝大错之六——与满清犹豫不决的和议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杀人如草不闻声
狡黠驿卒成王业——李白成
吃人“黄虎”天煞星——张献忠
妇人、孺子的杀身救国——徒持金戈挽落晖
巴山蜀水巾帼雄——秦良玉
急赴国难女丈夫——定川援辽的功勋
抗贼御寇保家乡——与张献忠贼军的血战
四海狼烟美少年——夏完淳
香兰生雅庭——夏完淳的家学渊源及忠孝承袭
黄花白草英雄路——夏完淳的不屈殉国
冲冠一怒报红颜一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枭雄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弘光昏庸半壁沦亡——李成栋对清朝的降附
嘉定三屠百姓切齿——李成栋亲手策划的大屠杀
先行鹰犬隆武殒落——李成栋对隆武帝的歼灭战
铁蹄迅疾再擒一龙——李成栋生擒南明绍武帝
穷追不舍誓平两广——李成栋对肇庆的进攻
且战且行抵抗重重——李成栋在两广战场连遇挫折
天良发现立意反正——李成栋广州宣布归明
时穷节见杀身成仁——李成栋的最后岁月
“圣朝”不留旧皇脉——满清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跋：寄史怡情真名士
一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再印象从头收拾旧山河——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鸷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
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号，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
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因于荒乱末世活不下去，而并无欺上造翻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唯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准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那样被“神龙”摁在地上才受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
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老朱家穷得叮当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政府的探子上报加以铲平。无稽之谈，帝王附会，人们只得是信真疑假了。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
所以，史臣这句话，绝对不是拍马屁：
“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见，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颤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
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翻以后，全国动乱蜂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兀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
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清朝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之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肚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
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当然就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
无奈之下，年仅17岁的小朱只得就近人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称王称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糅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稣（夷教）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
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涣散，正是邪教之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l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翻，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丞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280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
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造翻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问，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人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
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日撒花钱，逢节日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日常例钱，送迎日人情钱，勾追日赍发钱，论诉日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罄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遭受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
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3000里，户数可达20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
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
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很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1024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
在如此残酷的压榨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唯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
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加，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
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地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
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钞票”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溃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箫，玉体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
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古怪大法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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